國際金融中心的文學特質-倫敦

倫敦作為世界文學中心這一點毫無歧義

正如倫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一樣，但是當怎樣看待文學中心與金融中心二者的關聯呢？

這個問題值得在年三十的今天去想一想。

從倫敦金融中心的物理構成看，哪一處風物街景不打著文學的烙印，哪一座建築不瀰漫著濃郁的文學風？生活於十八世紀的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曾說過，但凡誰厭倦了倫敦，他便厭倦了人生。但凡誰繞過了倫敦，他便繞過了文學。2017年底出版中文的《倫敦文學小史》便很好地證明了塞繆爾·約翰遜的論斷。此書由兩位《衛報》撰稿人所寫，一位是出生於牛津，畢業於劍橋英文專業的埃洛伊絲?米勒，另一位是薩姆?喬迪森，他們共創Galley Beggar出版公司。兩位地道的英倫作家圖文並茂地還原了倫敦文豪們的實際生活，而這隻有在倫敦才可能去實現。

倫敦對於歷代文學家的創作至關重要，艾默生曾說，倫敦如今使想像力更為受益之處就是，擁有浪漫情懷的人士還有存在的空間，這大抵就是倫敦的魅力所在。適合文學創作的社會風氣，自然也是金融業發展的沃土。工作居住穿行在文學藝術達到最高境界的建築裡面，撲面而來的是笑臉與我們所說的正能量，那麼，人們行為處事的人文理想色彩便不會停止。這必然也會充斥在金融業的發展中，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前很長時間，英國奉行的是「紳士監管」，靠業界自覺，幾乎不監管。早些時，一條酒駕公約是否出台，倫敦保險協會都要無數次傾聽業界的意見。但是，這並非意味著金融監督管可以低素質，相反，倫敦金融監管者專業能力與監管手段歷來都很強。

從人的思維與行為來看，存在著某種特定的文化自覺。2005年我曾住在倫敦哈姆斯戴德公園附近，那年山頂矗立起來一個叫做「作家」（The writer）的雕塑，由一個大桌子和椅子組成。公園有大片大片狂野的山坡，總共有一二十個水塘和小湖，鄰家的名狗在山坡上撒歡奔跑，水塘有的是專門供女人游泳的，有的是專為男士提供的，還有的是可以帶狗的，有的則不能帶。曾屢見到一位94歲的男士，站在青藤爬滿的長廊外迎候他同齡妻子從女士泳塘出來。公園的草特意任由其野蠻生長，待到初秋，柔軟的草已有尺高，樹上的嫩葉子變得碩大，時時可以看到大樹下，女郎坐在草地長椅上長時間讀書圖。這不遠的街上是詩人齊茲的故居，他的住保護完好，作為一個共詩社與周圍的居民每每光顧的圖書館。

那年春天，人們自覺地把齊茲小園附近見到的鳥名寫在一張紙上，粘在通向小園的荊扉上，我見到時已經寫了十三四個品種。種只有小說里才可以看到的情景，倫敦卻比比皆是。其實，文學只不過是人們生活的真實反映，或者說是生活的一種本質提煉。人性的本質與金融的本質是相通的，做金融不就是需要這群心中有夢，行為規矩，生活態度有敬畏感的人嗎？那年夏天倫敦爆炸，地鐵大受影響，金融城上班族有的住在離倫敦車程兩三小時外，全都豪不抱怨地邁開大步上班，這之中有共同的認知與理想所在。

從歷史縱向來看，英國文學遠早於金融的出現，這位金融中心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鑒的。14世紀後半葉，中古英語文學達到了高峰，而倫敦城的原始金融業務在伊麗莎白女王一世（1558-1603）之後一直在緩慢發展，十七世紀末，商人們在醞釀成立一家與荷蘭機構類似的銀行。英格蘭銀行成立於1694年，是英國的中央銀行。由於英格蘭銀行大樓位於倫敦市的Threadneedle（針線）大街，有時人們用文學手法形象地稱為「針線大街上的老婦人」。英格蘭銀行誕生以來，如磐石般堅不可摧，一直扮演著世界主要央行的地位。之所以能夠如此，就一個細節而言，與其一直奉行的充分溝通分不開。而這離不開以英格蘭銀行為代表的倫敦金融中心通行的簡明通俗行文，當時金融監管局曾經三番兩次地縮減提煉網站上，手冊規章等所有的文字，強調用最短的小詞，這與走在前端的文學表達不無聯繫。

從內涵精神來看，文學為金融中心提供了DNA。主流學派認為，英國文學中的17世紀偉大的作品不是小說，不是劇本，而是生長在倫敦的塞繆爾·佩皮斯（1633—1703)寫的一本日記。幾乎記錄了整個17世紀金雀花王朝的宮廷動蕩，以及倫敦瘟疫、大火等災難帶來的社會變遷。17世紀是英國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塞繆爾·佩皮斯對當時社會中已見端倪的一些進步觀念，如珍視文明、寬容和節制等都能敏銳感知和回應，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推廣了這些觀念。後人為他立傳無數，其中《無與倫比的塞繆爾·佩皮斯》獲得了英國本土久負盛名的「白麵包圖書獎」。一位職業海軍軍官，卻用巨制真實寫照黑暗時代，這樣的嚴謹做事風格，影響了多少代英國人，幾乎每一位受過英國教育的人都會留下自己的日記，而這個過程中，認真總結思考，將前人的貢獻「確權」的行業規矩與習慣，為銀行體系建立的商業文明留下了多少珍貴寶庫。

比如文學追究的是真善美，文學史就是真善美的不斷提純提升過程，金融講究的是誠信，金融監管依據消費者保護準則，二者具有相當的契合。就金融政策的連續性舉例而言，筆者曾研究過英國金融中心金融監管的政策沿革，發現無論經歷了怎樣的機構變化，重要領導的更迭，都絲毫不影響每一項政策的連續性、公開性與透明度。監管部門的每一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都清楚列明進展，哪怕是一句話的修改都要寫明。正因如此，不管你到了監管部門還是被監管部門，不管你什麼時候去，都會明顯感到一種由於全行業高共識度帶來的高效與溝通深度順暢。而有了這些，國際金融中心的可複製性大大增強，後來紐約、香港、新加坡、迪拜都是在複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達到這樣的境地，並非單靠硬性規定，主要還是滲透在人們血液中的善於良性積累與提煉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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