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天振：《海上雜談》
來源：「謝天振比較文學譯介學資料中心」公眾號
謝天振教授第二本學術散文集《海上雜談》作為鄭培凱教授主編的「青青子衿」系列叢書的一種，日前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
自序
謝天振
差不多是一年多前的事了，好象是2016年的年底吧，那一天培凱兄偕夫人鄢秀教授與我一起在滬上一家飯店吃飯。席間培凱兄提到他應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邀請要主編一套面向大眾讀者的深入淺出地介紹中國文化的叢書，為此他已經邀請了滬上一批文史哲的名家共同參與其事，同時也想請我給這套叢書貢獻一本書。我聽了一方面當然很高興，也很樂意，但同時又有點擔心，我說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從事的是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恐怕與這套關於中國文化的叢書沾不上邊吧？這時坐在一旁的鄢秀博士開口說了：「沒關係的，謝老師，你搞的翻譯文化不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嗎？」鄢秀教授本人就是翻譯研究的專家，她這麼一說我自然也無話可說了，此事也就這麼定下來了。
2017年一月，我在廣西北海過冬。北海的冬天溫暖如春，我住的地方瀕臨海濱，海風吹來，空氣特別清新。我們的小區又遠離市區，除了偶爾有幾位朋友造訪外，基本沒有外人打擾，所以顯得分外清靜。我於是利用這段時間，把我以前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過的一些學術散文、隨筆類的文章整理出來。由於前幾年我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剛剛出版過一本同樣性質的文集《海上譯譚》，所以這次編起來也就比較有經驗，速度也比較快。
在《海上譯譚》里我主要編入我有關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學術散文和隨筆，按內容我把它們分為五個小輯，分別是「譯苑擷趣」、「譯海識小」、「譯界談往」、「譯事漫議」和「譯學沉思」。這次《海上雜談》文集收入的文章內容，一如書名所示，要比《海上譯譚》更廣、更雜，不限於談翻譯和翻譯文化，而還涉及到大陸學術界、文化界的一些普遍性問題，翻譯方面的文章則多是《海上譯譚》出版後發表的文章。我也按文章的內容把三十幾篇文章分成三個小輯，分別是第一編「譯苑雜議」、第二編「學界雜俎」和第三編「師友雜憶」。
我在《海上譯譚》的「前言」里曾坦承，是由於著名作家、翻譯家賈植芳教授影響的緣故我才開始慢慢地重視並喜歡給報刊寫點小文章和學術性散文的。賈先生稱這些文章為「報屁股文章」，因為這些文章通常刊登在報紙的副刊上，而副刊通常位於一厚迭報紙的最後面。但賈先生告誡我說：「不要看不起報屁股文章，它的影響有時比你那些正兒八經的學術文章還大哩。」事實也正是如此，由於報刊雜誌的讀者面廣，傳播面大，我覺得在這上面發文章其實也是一個知識分子踐行他對社會的使命和職責的很好機會。我很景仰賈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秉筆直言的風範，所以我在為報刊雜誌寫這些文章時通常也是直抒己見、直言不諱的。譬如我在第一編「文學獎如何真正成為一種導向」一文中就對文學翻譯空缺2010年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一事提出尖銳的批評和質疑：「在評選代表一個國家最高級別的優秀翻譯文學獎時把眼光僅僅、或主要集中在譯作的翻譯質量以及編輯質量上——具體而言也即其語言文字轉換是否貼切、是否準確等，是不是就夠了呢？」我指出：「文學翻譯之所以空缺本屆魯獎，與其說是因為我國目前文學翻譯界缺乏優秀的翻譯作品，不如說目前的魯獎優秀翻譯文學獎的評獎理念、機制、方法和標準等方面存在著一些問題。」所以我呼籲，要對「魯獎優秀翻譯文學獎的評獎理念、機制、方法和標準進行適當調整」。其實自從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把優秀翻譯文學納入它的評獎範圍以來，我對所謂「優秀翻譯文學獎」的評獎理念、機制、方法和標準等一直持批評態度，曾不客氣地指出，按這樣的評獎方法和標準，即使魯迅先生本人帶著他的譯作來申請評獎，也肯定得不到這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優秀翻譯文學獎」。這不是莫大的諷刺么？
不過在本書中我更多的精力還是放在對新的翻譯理念的闡釋上。傳統的翻譯理念對我們每個人的影響實在太深了，甚至連錢鍾書這樣的大學者在討論林紓的翻譯時都會暴露出一定的矛盾心態（參見本書「譯者的隱身與現身」一文），所以我在本書中通過對一些電影片名翻譯、對一些有趣的翻譯事件的闡釋和剖析，讓讀者意識到，「今天，讓我們重新認識翻譯」。在我看來，唯有確立了符合翻譯本質的翻譯理念，我們才有可能做好翻譯，包括譯入，更包括譯出（即文化外譯）。
第二編「學界雜俎」中「紙質文本的深度閱讀改變人生」等三篇文章是與讀者分享我的讀書、買書的經歷和體會。我對當下年輕人越來越滿足於網上閱讀、而越來越少人能沉下心來捧讀一本紙質的人文圖書潛心閱讀這個現象感到震驚和擔憂，因為網上的速食式閱讀大多只是解決一時之需的資訊資料，而不大可能代替通過紙質文本或類似紙質文本的電子文本的深度閱讀。我的體會是：「紙質文本的深度閱讀改變了我的人生，也鑄造了我充實的人生。」
這一編中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三篇文章闡述了我對諾獎的看法，有批評，也有肯定。其中「文學的回歸」一文發表後不久，恰值文章專門提到的2010年諾獎得主略薩訪問我任教的上海外國語大學。在與略薩見面的小型座談會上我對略薩說，我為他的獲獎感到高興，但又不是為他。我說到這裡故意停頓了一下，略薩也頗感驚訝地望著我。我於是繼續說下去，我說我是為諾獎評委感到高興，因為此舉給諾貝爾文學獎注入了明確的文學因素，表明了一個文學獎項對文學的回歸。略薩聽罷我的話非常興奮，高興地拉著我的手與我合影，並在我的書上題詞留念。
這一編中的「部長辭職與兔子寫博士論文」一文與兩件事有關：一件是發生在德國政界的一則真實醜聞，即一位年輕有為的國防部長因涉嫌多年前寫的博士學位論文抄襲，在社會各方的壓力下不得不黯然辭職；另一件則是在網上傳播的一則當代寓言，說的是兔子仗著它強有力的博導獅子做後台，寫的博士論文不管是什麼題目都能通過。借用這一虛一實兩件事，我對目前中國大陸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指導與答辯等問題進行了反思，並提出一些建議。
第三編「師友雜憶」中的六篇文章是我本書中用情最深的幾篇文章。六篇文章中所回憶的人物，除傅雷外，其餘幾位都是我與他們曾有過直接交往的我的學界前輩和朋友。其中對我影響最深、最大的，毫無疑問是賈植芳先生。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我與賈先生交往的時間最長、最密切——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幾乎每個星期會在賈先生家裡至少吃一兩頓飯；但另一方面，他的傳奇經歷——他一生坐過四個朝代（北洋軍閥、日本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牢，他歷經磨難卻仍然保持著的堅毅樂觀的性格，他在人生最攸關的時刻仍堅持不出賣朋友，一生堅守要把「人」字寫得端正一點，等等，等等，給我的影響極其深刻。我感覺我沐浴在他的人格光輝之中，我的靈魂在潛移默化中也得到了升華。
與賈先生相比，方重先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賈先生熱情好客，愛交朋友而且與各種職業的人都能找到共同語言，談得來；方先生身上則有明顯的英國文化的印記，衣著乾淨利落，舉止溫文爾雅，言語不多，似有幾分矜持，頗有一點英國紳士的派頭。方先生在中古英語的翻譯（喬叟作品的漢譯）、莎士比亞戲劇翻譯和陶（淵明）詩英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令國際學界都為之矚目的，但他的為人卻相當低調，待人極其謙和，甚至顯得有點文弱。然而，當文化大革命這樣史無前例的風暴向他襲來時（他是上外第一個被貼大字報「炮轟」的「反動學術權威」），他卻依然能表現得相當的超脫和淡定，這又讓我看到了他與賈先生的相通之處——中國知識分子高貴、堅毅的獨立人格。
在與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交往中，我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靈魂是相通的，這也是為什麼儘管我與傅雷先生生前並無直接的交往，但去年在他「棄世」50周年之際我會忍不住也寫了一篇紀念他的文章「魂兮歸來」，因為我被傅雷先生身上那種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所感召，為他堅守翻譯家對民族、對國家的崇高使命感所感召。
方平先生與邁克爾教授是兩位非常純粹的文學翻譯家。兩人都屬於才華橫溢型：方平先生既做翻譯，又能做外國文學研究，還能寫詩，著譯甚豐；邁克爾教授精通十餘種外語，同樣譯著豐碩，且收穫了多項翻譯獎項。兩人都把他們的一生獻給了他們熱愛的文學翻譯事業：方平先生晚年積極組織、並身體力行，為讀者奉獻出了一套高質量的詩體莎士比亞戲劇全集；邁克爾直到去世前幾天口中還念念有詞，在斟酌某個詞應該怎麼翻譯。不無巧合的是，兩人對物質生活都極其淡泊，衣著儉樸，日常生活中都捨不得花錢。但是，為了在上海建造一座莎士比亞的塑像，方平先生毫不猶豫地捐獻出了自己數萬元的私人積蓄。而邁克爾教授為了推動美國的文學翻譯事業，給美國筆會中心捐獻了七十三萬多美金，資助了一百多位譯者，出版了七十多部譯作，卻不許筆會中心公布他的名字。直到他去世後，筆會中心徵得他夫人的同意才公開了這個「秘密」。
《海上雜談》是我第二本學術散文、隨筆文集。考慮到本書是在香港出版，讀者群體與大陸有所不同，所以我也有意挑選了幾篇曾收入《海上譯譚》的文章放入本書，以便香港讀者對我的《海上譯譚》有所了解，並對翻譯產生進一步的興趣。
最後，我要藉此機會向培凱兄、鄢秀教授表示感謝，沒有他們的邀約，就不會有這本小書。培凱兄的書名題字，更是給這本小書增加了光彩。而正如鄢秀教授所言，我多年來一直在宣傳一個理念，即翻譯文學、翻譯文化也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很希望藉助這套「青青子衿」系列叢書把這個理念進一步地宣傳出去，讓廣大讀者都能來「重新認識翻譯」。
2018年1月15日
於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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