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儒學到底算不算宗教？

我們討論中國歷史時，離不開對中國傳統文化體系性質與特徵的思考，正是在這樣一個傳統文化體系的形成、演變與發展進程中，演化出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中華文明的核心部分發源於黃河中下游中原地區，這裡的平原河流和充沛雨水為農業文明提供了優越的地理氣候條件和自然資源，孕育出早期的中原華夏文明，並逐步向周邊區域擴展。

無論從人口還是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重心幾個維度來看，中原文化幾千年來一直是中華文明主脈，甚至一度成為東亞大陸文明中心。中華文明在結構上不僅包括作為其主脈的中原華夏文明，也包括中原地區周邊曾被稱為「夷狄」的各文化群體，換言之，即包括今天的「漢文化」和中國境內的蒙古、藏、維吾爾、滿、苗、瑤、彝等少數族群的文化，它們在幾千年混雜共存和交往交流交融進程中最終形成了一個「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如果從有文字可考的商代算起，中華文明三千多年的演變雖然歷經風雲變幻和朝代更替，仍然為我們留下一部主脈貫通的中國二十五史，其展現的中華文化核心內涵、敘事結構和基本話語始終未變，這一現象在人類文明史和政治史上絕無僅有。與其他古文明體系相比，中華文明有其特殊文化內涵和內在生命力。「在這樣的一個延續性大於斷裂性（與歐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籠罩下，中國的空間雖然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但中心始終相對清晰和穩定，中國的政治王朝雖然變更盛衰起伏，但歷史始終有一個清晰延續的脈絡，中國的文化雖然也經受各種外來文明的挑戰，但是始終有一個相當穩定、層層積累的傳統」。這裡說的「中心」指的就是中原地區，「脈絡」是中原文化，而傳統則是中原文明主線的儒家思想。

作為一個結構複雜而豐富的文明體系，中華文化強韌的生命力是獨一無二的，「中國人」作為共享這一文明的一個多元複合型人群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其特徵在世界歷史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我們討論中國的歷史，分析歷史上和今天「中國」的「內」與「外」，就不能不關注中華文明特別是作為其主脈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質，甚至可以說，正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決定了歷代的中國政體、中國人的「內」「外」觀和中國疆域的歷史發展軌跡。即使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強力衝擊，中華文明體系及其特質必然會持續深刻影響中國的文化與社會演變，包括價值倫理的演化、話語體系的轉變和國家體制的重新構建。

▍中華文明體系的世俗性

中華文明是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發展出來的。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思想體系，同時也產生了一個以中原皇朝為主幹的政治-文化共同體。這一文化體系核心思想的主脈發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和其他思想流派（諸子百家），是在各學派相互辯論與競爭中發展出來的一個具有獨特宇宙觀和社會倫理規範的思想體系。與世界上許多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體系相比，中華文明體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徵就是其世俗性。

孔子不談鬼神，主張「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認為世人應「畏天命」，對天道、祖先有誠敬之心。以儒家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學說都沒有對人死後「天堂」「地獄」及「最後審判日」的描述。但是，儒家學說堅持的世俗性並不是站在無神論立場上反對所有鬼神信仰，而是以一種寬容態度對其「敬而遠之」，既不排斥內部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民間信仰，也不排斥源自其他文明體系的外來宗教流派。錢穆先生認為：「孔子對於人世與天國，現實界與永生界，並已有一種開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

牟鍾鑒認為「中華文化是人本主義，西方文化是神本主義」。中國人尊崇的是人世間的聖賢先哲，祖先崇拜的實質是先賢崇拜，流傳於基層社會的各種民間信仰（城隍、龍王、土地、山神等各路神仙）則是這一主流文化的草根性補充。中國的民間信仰也是高度世俗化的，並且與民眾日常生活生產、人生禮儀、節日慶典密切結合，強調行善戒惡和因果報應，警示世人遵守社會倫理行為規範，可以被視為人間秩序在鬼神世界的投影。這些民間信仰倡導的倫理必須符合「天道」，否則就會被視為「邪神」被主流社會禁止。

蘇秉琦認為：「中國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數民族以外，從來沒有高於王權的宗教，也就是沒有國教。一些外國人不能理解，於是想出來一個中國人自己並不認可的宗教——『儒教』，沒有教主，沒有教規，沒有教儀，也沒有宗教意義上的經典。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確有最高崇拜的對象，這就是『天、地、君、師、親』。」

春秋時代的孔孟以及後世的二程、朱熹被後世視為塵世的先師先賢，而不是天上的神或教主，其性質與基督教的上帝與基督、伊斯蘭教的真主與穆罕默德、佛教的如來佛祖等全然不同。無神論和一神教宗教都是西方文化的產物。不是對超越凡世的「造物者」崇拜和對「末日審判」的恐懼，而是人間塵世中的社會秩序和人際倫理（三綱五常、忠孝仁義禮智信等）構成儒學和中華文明的宇宙觀和基本社會倫理結構。所以，中原皇朝大多數皇帝不把中華文明體系與任何具體宗教對立起來，也不把自身的宗教傾向強加給臣民。

宋真宗和宋徽宗崇信道教，清雍正帝篤信藏傳佛教，但沒有在全國強力推廣，明崇禎帝與大臣徐光啟等信仰天主教，也沒有利用權勢加以推行。作為中華文明主脈的儒家學說，把鬼神宗教信仰看作是皇帝和臣民們的個人私事，只要信仰者的行為不違反「天道」，不觸犯國家法律，不影響社會與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就不主張強制干預，體現出「政教分離」的世俗化特質。

天主教士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中華文化的傳統中，「儒學是不是宗教，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錢穆認為：「宗教為西方文化體系中重要一項目。中國文化中，則不自產宗教。凡屬宗教，皆外來，並僅佔次要地位。其與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亦均各有不相融洽處」。似乎中國傳統的儒學很難被納入西方文明的「宗教」範疇。

但是，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需要有一個自己的信仰體系來保持自身凝聚力並得以持續發展，否則不可能維繫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政治-文化共同體。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中華傳統里似乎也應當有自己的「宗教」。所以錢穆說：「則果謂中國亦有宗教，宜稱為孔教，亦無疑」。任繼愈認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儒教雖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徵，卻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質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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