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秀波：在人群中孤獨，對生活只有疑惑

吳秀波說自己是一個壁壘森嚴的人，喜歡與環境保持一定距離，對外界只打開一扇門。圖/李偉/新周刊

作為一個可以在喧鬧人群中「當眾孤獨」的人，吳秀波總覺得自己在戲裡好像比在現實生活中更自如，他可以在那裡暢快淋漓地表達愛恨與悲喜、渴望與掙扎，以及對生命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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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劇組殺青，吳秀波都會失落。長時間寄居於某一角色的身體，讓內心壁壘森嚴的他有了一個解放天性的舞台。對他而言，那是個「既安全，又招搖」的地方。他可以在別人的故事裡肆無忌憚地流自己的眼淚，酣暢淋漓地表達愛恨與悲喜、渴望與掙扎、憂懼與痴怨，這讓他覺得「活得痛快」。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幕落下，別人的故事戛然而止，所有情感隨風而逝，這讓吳秀波不免留戀，再進新的劇組，「精神好像也搬了一次家」。

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拍攝最後幾場戲時，吳秀波和導演張永新說定，「這次殺青，咱不玩哭哭咧咧那一套」。然而拍完最後一個鏡頭，張永新從監視器旁起身向拍攝現場走去，他看見吳秀波穿著戲服遠遠站著，「一個瘦瘦的身影」。兩人緩緩走向對方，誰也控制不住眼淚。最終，兩個早已過了不惑之年的男人相擁而泣。

在《大軍師司馬懿》中，司馬懿與曹丕亦朋友亦君臣。

《大軍師司馬懿》劇組在橫店非常出名。按照張永新的話，是「幾百個人用333天磨一部戲」。而在開拍之前，作為該劇主演兼總製片人、戲劇監製的吳秀波，就已在前期劇本創作上花了三年時間。

「秀波就想拍一個自己心目中的好戲，有質量的戲。」吳秀波多年好友、演員黃俊鵬在《大軍師司馬懿》中客串徐庶一角，他說：「其他劇組一天能拍八頁紙，秀波的戲就拍兩頁紙，大家每天到劇組先聊兩小時劇本。」張永新記得，「現場大家一起改劇本可以量化到標點符號，就連語氣助詞用一個『呀』還是用一個『咿』、用一個『嗯』還是一個『啊』、一句台詞的字數都要反覆斟酌」。

這樣的拍攝速度，讓人想到2011年吳秀波憑諜戰劇《黎明之前》爆紅後參加《魯豫有約》，魯豫問他：「如果一切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實現，你希望怎樣？」吳秀波答：「我希望慢，我希望懶散，我希望舒緩。」魯豫說：「你慢不下來了，至少這幾年。」吳秀波想了想說：「別人找我拍，給我三個月，我自己弄一個戲，可以弄八個月，誰也不敢催我。」

《大軍師司馬懿》拍攝期間，吳秀波總和演員們講何為戲霸、何為大牌。「就是這場戲我沒想明白，我得重新再拍。但是你直接傷害到投資方的利益。你一停，所有人都要停，無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而我拍戲，就是希望所有演員都大牌。」

《大軍師司馬懿》劇照。

「做演員就像下一盤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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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波想構建的，是自己心中的戲劇「烏托邦」。張永新的幾個朋友曾到《大軍師司馬懿》劇組探班，「他們看到我們主創人員圍坐成一個圓圈，讀劇本、分析台詞、分析角色，他們說我們的創作氛圍美極了，甚至帶有一種神聖感」。張永新至今記得，《大軍師司馬懿》開拍不久，吳秀波和他說：「永新，你踏踏實實在現場拍戲，我把所有風雨給你擋在外面。」

作為一個經歷過生活磨礪、深諳世事酸甜苦辣的人，吳秀波有勝任製片人的「圓滑」。他自己也說，不善於與人為敵，但會用比較安全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勝任不等於喜歡。吳秀波把做製片人、運作價值4億元的項目稱作一次「騎虎」，「騎虎難下的騎虎」，他說，在藝術創作上自己還算遊刃有餘，「但不喜歡任何一件與生意有關的事，只是藝術創作與商業運作似乎無法徹底拆分」。

製片人吳秀波在《大軍師司馬懿》劇組，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另一面。在片場，幾乎每個麻煩最終都會落在他頭上。「要請哪個演員錯錯檔期配合一場戲，秀波老師得去『刷臉』；場地出問題，棚租不下來，秀波老師再去『刷臉』。」除了被當作救火隊員，張永新說：「以秀波老師的江湖地位，誰拍戲敢拿他墊場？但我們拍攝時可以隨便招呼他墊場。最早出工，誰來？秀波老師。『天光不接』的戲，誰拍？秀波老師。哪裡需要，他就補哪裡。」張永新佩服吳秀波可以在迎來送往、在被閑雜事務拉扯之餘，拿出時間做功課搞創作。「在相悖的兩件事里他找到了一種平衡。」

吳秀波在片場與演員對台詞。

吳秀波在做演員最容易的時代選擇做製片人，除了想在成本和資本層面更為自主，同時也想爭取更多表演與表達的自由。「做演員就像下一盤殘棋，我更喜歡和自己下一盤整棋。」常與人探討哲學的吳秀波，這樣解釋「整盤棋」：「現在做戲普遍要求不高。如果再不做一個戲，在它拍攝過程中，整個團隊達到一定職業要求，劇本傳達出我的態度與思考，我演戲的樂趣就沒有了。」

作為一個「天性特別不容易解放的人」，吳秀波總覺得自己在戲裡好像比在現實生活中更自如。「我老認為自己像個寄居蟹，生活在角色的殼裡。」這個殼，讓吳秀波流連忘返，「突然有一個地方告訴我：『放心吧，這兒安全，全是假的。』拍戲的時候很多東西就出來了，放出了一百零八將，飛出去的全是魔鬼。」

演員張鈞甯記得，每次吳秀波在《大軍師司馬懿》劇組講戲，「眼神就發光」。吳秀波常把「戲」字，拆解為又見兵戈。「戲子是什麼？就是又見兵戈的孩子。」吳秀波覺得再沒有比這「更動聽的解釋」了。張永新在2013年初識吳秀波時，就感受到後者「愛戲愛得瘋狂」。當時，作為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的導演，張永新想請吳秀波出演該劇男主角。吳秀波看了三集劇本沒看下去，他想請張永新吃頓飯，順便婉拒對方。「你推戲的時候得讓別人舒服。」吳秀波說。

吳秀波在片場講戲。

但在飯桌上張永新不甘心，他把劇本從頭到尾給吳秀波講了一遍，還特別講到兩人年輕時都看過的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一個認屍的橋段。張永新講的時候眼中含淚：「我看到秀波老師眼中也有淚光。兩個大老爺們坐在那淚眼相望。」之後吳秀波沉默了一會兒說：「永新，如果你能給我一個戲劇環境的真實，我還你一個表演的真實。」雅痞大叔就這樣進了農村劇《馬向陽下鄉記》的劇組。

拍攝《大軍師司馬懿》時，吳秀波常和張永新展開「拉鋸戰式討論」，張永新記得，有一次兩人為一個細節從收工一直通電話到凌晨四點，第二天八點又都趕到拍攝現場。還有一次，吳秀波和張永新感慨：「于和偉這回大發了！要爆！簡直是曹操靈魂附體。」張永新記得，吳秀波連說幾個「糟了」，說自己得趕緊加油，要不然追不上人家。「秀波老師是個複雜體，是感性和理性相對平衡的人。如果感性喪失理性的監督，就會變成感情的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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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偉飾演曹操時，演技炸裂。

「他是一個可以當眾孤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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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世紀80年代，以「鐵路文工團代培生」身份考入中央戲劇學院84級表演系的吳秀波，對演戲遠沒有今日的熱情。參加中戲考試時，面對題目《車票丟了》，那個16歲北京大院子弟的表演方式是：看看錢包，直接走了。老師問：「怎麼不演了？」他答：「車票丟了，再去買張票。」最終憑藉逃學時在日壇公園跟某位師父練就的一套長拳，吳秀波被當年鐵路文工團話劇團團長、扮演陳毅的特型演員劉錫田看中，其他考官都不明白，劉團長為什麼錄取這個看起來「蔫蔫的」孩子。

在校就讀期間，吳秀波被誤診為腸癌，切掉40厘米結腸。若干年後，他曾告訴記者切掉結腸也許可以減緩一個人的衰老。此後，當又有人追問他切腸問題時，吳秀波說：「總有人問你為什麼保養得這麼好，你不能說不知道，更不能自鳴得意，只能告訴他，所有人排毒會把結腸上的宿便排掉，我就不用排了。你覺得這是答案嗎？如果是，你選它就完了。」

畢業後的吳秀波成了鐵路文工團演員，但體制內的生活似乎並不適合一個精神上自由散漫的人。在團里參與了半年演出活動後，吳秀波開始到歌廳唱歌。歌手沙寶亮記得，吳秀波當年曾「縱橫和平House、台灣飯店、大富豪這些北京最著名的歌廳」。

歌手生活，讓吳秀波成了當之無愧的「京城闊少」——當年鐵路文工團的同事每月不過一百來塊工資，而他一晚就能賺兩百塊。除了金錢與成就感，歌手生活還讓吳秀波獲得了另外一種滿足：「我在演戲裡所能達到的自我交流，早在當年在歌廳唱歌時就完成了。」

早年的歌迷曾在貼吧回憶吳秀波唱歌的樣子：「台邊的燈照著他，他微微低著頭，兩手拿著麥，閉著眼，燈光下的他有些不真實的落寞，有些無助，有些彷徨。」

吳秀波首張專輯，發行於2000年。

多年好友、演員劉蓓第一次見到吳秀波是在和平House，她覺得他似乎是唱歌給自己聽。「在一個特別喧囂的地方，他特別自我，他是一個可以當眾孤獨的人。」吳秀波最初聽到「當眾孤獨」四個字時，恨不得找人寫下裱起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她（劉蓓）總把我當成一個孩子，但這四個字已經超越媽媽對孩子的形容，極度客觀。」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中同樣有一句關於孤獨的台詞——「人生來孤獨」，吳秀波覺得「它帶有一種生命的無奈與美感」。

從20歲唱到30歲，吳秀波發現身邊的歌手越來越小，曾一起唱歌的戴軍、滿文軍、韓紅、沙寶亮、黃格選一個個都離開了，他忽然羞愧得不想再唱，「覺得這個地方要拋棄你了」。此後，他離開歌廳做了很多在他看來「旁門另類」的生意：開酒吧、開飯館、賣服裝、搞美容……但無一成功。

2002年，劉蓓見到失聯很久的吳秀波，他非常胖，剛剛結婚，有了孩子，極度需要錢養家。劉蓓覺得，眼前站著的是一個隨波逐流的男人。「他身上依舊有放浪形骸的東西，又非常孤獨憂鬱，甚至有些極端和抑鬱。他用玩世不恭的態度逃避一切，用無所謂掩飾他的有所謂。」

吳秀波年輕時特別憂鬱。

為幫他，劉蓓先是讓吳秀波給自己當經紀人，後又和當時的丈夫、影視投資人張健成立了一家公司，請尤勇、傅彪、馮遠征、丁志誠、牛莉、瞿穎等二十幾個一線明星給吳秀波主演的刑偵劇《立案偵查》配戲。最初，面對鏡頭的吳秀波緊張得哆嗦，他記得「特別局氣」的張健大哥說了一句：「秀波，沒事，這戲是咱家自己的。拍不好，咱再拍一個。」如今，在安撫公司年輕演員時，吳秀波常套用這句話。

對於劉蓓，吳秀波說：「她救了我兩次。一次是從討生活上救了我；還有一次，是在我破帽遮顏過鬧市時讓我重新有了尊嚴。」

在電視劇《嫁衣》中，飾演男主角焦陽的吳秀波給劉蓓扮演的管靜竹講過一個關於蛐蛐兒的故事：秋天的時候，所有蟲子都忙著自己的事情，螞蟻拚命地往家裡背過冬吃的東西。蛐蛐兒呢，特別閑散，坐在路邊，不停地彈著吉他唱自己的歌兒。轉眼冬天到了，下著大雪，蛐蛐兒去敲螞蟻家的門，想要些吃的。螞蟻說：「秋天的時候你幹嗎去了？」蛐蛐兒說：「我一直在唱歌。」螞蟻說：「那你還唱歌啊!」蛐蛐兒沒有辦法，調頭走了，在一個特別冷的夜裡，蛐蛐兒被凍死了。有個仙女知道了這件事，她把蛐蛐兒的靈魂接到天堂。你如果仔細聽，可以聽見遙遠的天邊，傳來蛐蛐兒的歌聲。

這是劇本沒有的一段情節。「我一邊和她聊天，一邊和她講過去，一邊給她唱歌，誰也不知道我要演什麼。」吳秀波說，那一場拍攝結束，他和劉蓓泣不成聲。「那一刻我知道什麼是演戲了。演戲，就是活著。」

電視劇《嫁衣》劇照。

「我希望我每一場戲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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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2008年，吳秀波都沒有接戲。「我看我演的那些作品，覺得自己是個騙子。我在戲裡說話的樣子，對人對事的反應，全是一種狀態，就是我——吳秀波的狀態。那怎麼能稱之為演戲呢？充其量是演講。」這讓吳秀波絕望，「難道我再演60部戲還是這個德性？我得把別人噁心成什麼樣？」

吳秀波這一年都在爬山、跑步。向來耽於幻想，曾幾次因為想音樂、想劇本、想愛情想得太過入迷，站著洗了幾小時澡以至於第二天爬不起床的他，在山間綠野獨身自處後想明白了一件事：「要完全進入一個角色，你首先要做的是放棄自我。你要活在那兒。」

《黎明之前》成了吳秀波實踐自己體悟的舞台。拍戲之外，他放棄與任何人交流，「我說我有交流障礙」。吃飯，他獨自一人吃；候場時，他坐得離別人七八米遠。長久隔離於人群，無異於苦修。「所以當導演喊完『開拍』，你在戲裡看著對方眼睛，你覺得自己如同從『監獄』中走出來，你哭的心都有，你會認真感受對方每一個表達，那個戲劇環境是如此吸引你，你開始在那裡活著。」

《黎明之前》中有一場戲，海清飾演的顧曄佳在吳秀波飾演的劉新傑懷裡犧牲。拍這場戲的前一個下午，吳秀波忽然又有一種要被掏空的感覺。那天深夜，他開著車，沿著高速公路開了三個小時。開到一個小鎮，他點了些吃的，吃完原路返回，天亮回到劇組，休息了兩小時，去了片場。

《黎明之前》劇照。

那場戲是在車裡拍，導演說「開始」。過了很久，片場寂靜無聲。「我感覺整個人是空的，特別絕望。」攝影師小聲提醒導演「素材帶快完了」，吳秀波才開始說話。

「你知道我叫劉新傑，你知道我叫031，可你還不知道，我的真名字……」吳秀波在海清耳邊輕輕地說：「我是吳秀波。」當角色與真實自我交融在一起的那一刻，他突然用拳頭髮瘋似的砸方向盤，一拳，兩拳，三拳……「我要砸碎那個籠子。」導演喊「停」後，吳秀波發現右手生疼，已經腫成一個圓球。去醫院檢查，是骨折。之後的戲，在鏡頭看不見的地方，他的手打上了石膏。「我不想當一個騙子，我希望我每一場戲都是真的，每一場戲表達的情感都是真實的情感。」

真實除了會帶來外傷，也會有內傷。

電視劇《趙氏孤兒案》中，吳秀波扮演的程嬰為履行忠義不惜摔死自己的骨肉。開拍不久，吳秀波和演員孫淳說：「趁著沒演多，咱倆換換，我演屠岸賈，你演程嬰。」吳秀波覺得自己那時是「真的演不動了」。「程嬰為了所謂大義摔死孩子，我跨越不了這個障礙，我做不到，我的人生觀沒有達到那麼寬廣的程度。」

這部戲讓四十幾歲的吳秀波心境上一步邁入老年。他和在劇中飾演妻子的練束梅每天攙扶著去片場，從早哭到晚，「那些日子，天好像就沒有晴過」。在給一本時尚雜誌拍攝封面照時，相熟的攝影師驚詫於他眼神、步履的變化。「那個時候我真的以為自己活到了70歲。如果說生命不過上山下山，我覺得自己那個山快下完了。生命只剩沒有敲碎的骨頭和一口氣，沒有熱血沒有慾望。」

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劇照。

和雲交流，和風交流，和自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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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後，吳秀波一度認為自己可以退休了：「既然生命可以如此安然平常、溫暖美好，何必再去表達什麼？沒有非要表達的那種不安，也就沒有演戲的慾望。」

但吳秀波沒有停，因為他終究不是電影里「內心日復一日，春去秋來」的Frank，演員吳秀波還有未解的人生命題。比如在《大軍師司馬懿》中，他借角色之口，這樣解釋「依依東望」這個詞：「依依東望，望的不是畢其一生的成就，望的是時間。依依東望，也是人心。」但無論時間還是人心，都不是吳秀波最終的答案。「活到今天，對於生活我只有問號，沒有答案。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是個無知的人。我的戲劇，無一例外表達了我對生命的困惑。」

拍攝《大軍師司馬懿》期間，吳秀波喜歡上喝酒：「看到一個人喝得東倒西歪，跟你說莫名其妙朦朦朧朧的話，我現在不是產生厭惡，而是說『你等我一會兒，我追上你就能聽懂你說什麼』。我們之所以跟那個喝多的人無法交流，是因為他的表達太過簡單。」吳秀波記得，《伊索寓言》里說過，狼把每一次對生命的渴望，都集中在一聲嚎叫。「人之所以活得不開心，是語言邏輯太過複雜，總是兜著圈子不厭其煩地跟自己撒謊。」

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劇照。

最初，明星的光環一度讓吳秀波感覺不適，他甚至希望可以找到一株隱身草，「隨身攜帶，在路上走著走著就不見了」。但現在他似乎找到一種與「名聲」和諧相處的方式。「如果你看見了人群就會不適應，看不見人群就無所謂適不適應。就像今天的採訪和昨天的採訪不同，今天窗外有陽光。」吳秀波用話語真誠地構築了一道密不透風的屏障。屏障之內，享受孤獨的他似乎只是在和雲交流，和風交流，和自己交流。人間早已若有若無。

劉蓓就曾提到過與吳秀波交流時那種「雲山霧罩」的感覺，「你覺得他始終是發獃狀態」。在劉蓓看來，吳秀波從來沒有為「不紅」焦慮過：「他是一個特別自由的人。那種孤獨、憂鬱的氣質，到現在他身上都還有。滾滾紅塵帶不走他滿臉的羞澀，我甚至覺得他會越來越孤獨。」

吳秀波曾和高曉松說，自己渴望流浪。高曉松問：「是為了去尋找什麼？」吳秀波說：「流浪不是抓住什麼，而是扔了什麼。」

吳秀波有時覺得，快樂就像孫悟空。「你年輕的時候，認為有了錢就快樂了。結果年齡大了有了錢了，你會突然覺得年輕的時候窮的時候那才叫快樂。」

《大軍師司馬懿》劇照。

2017年春節後，幾十個當年在北京歌廳唱歌的人一起聚會。戴軍在文章《我就在你身邊》中回憶：「大家說起了當年往事，一直喝到了凌晨一點。秀波說：『老戴，你知道嗎？這些年，雖然我掙得比較多，但是我不快樂！我最快樂的時光，是你們陪我一起過來的。看到你們，我又會說髒話了，你知道我有多快樂嗎！』那天晚上，秀波一直在流淚，看著這些二十年前一起闖蕩北京的兄弟姐妹，他一直在流淚。」

吳秀波有時回憶年輕時，覺得「那時候的人，單純得就像現在我們這個歲數喝了酒似的」，「愛上一個人不是因為你有房有車，而是那天下午的陽光很好，你穿了件白襯衫」。他還記得16歲時和喜歡的女孩在夜裡沿著長安街一路從建國門走到復興門。「就這麼走路聊天。那天下著雪，特別冷，心裡卻好像能聽見歌。那真是夢幻一樣的旅程。」

本文首發於《新周刊》5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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