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之美之，其誰知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魏風·葛屨》
這首詩首章寫縫衣女的饑寒交迫和辛苦，次章寫貴婦人的傲慢蠻橫與無情。
我們先看縫衣女之苦。
葛屨，是葛麻織成的布所做的鞋子，是夏天穿的。當然，也可以理解為用粗葛麻繩編的鞋子，也應該是夏天穿的。但是，「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霜降時節是深秋和初冬之時，女孩還穿著夏天的涼鞋。我們東北人知道，初冬時節穿夏天的鞋子，冰冷到腳會麻木，甚至可以凍壞。
連冬天的鞋子都穿不上，可見家裡有多窮。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同「纖纖」，但絕不是形容其纖纖玉手的美麗，而是說明其纖弱瘦小，因此「摻摻」更讓人覺得是「慘慘」，如此瘦弱，也要辛苦勞動縫衣服。「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縫好了衣服，恭敬地拿過去，是給貴婦人穿的。「好人」，意思是美人，這裡指夫人，也就是女主人。
通過這些鞋子、細手等細節，一個令人同情的可憐貧家女孩的形象躍然紙上，讓人心生憐憫。
而「好人」貴婦人是什麼態度呢？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提提，安舒之意，用在這裡彷彿就是慵懶地懶洋洋地待理不理的樣子。果然，「宛然左辟」，貌似很優雅地一轉身躲開了拿著衣服的縫衣女孩，彷彿目中無人一般，自顧自去拿象牙簪子梳妝打扮去了。
「左辟」，這個詞用的好！古人以右為尊，禮讓者向左避讓，是很有禮貌的作法，而這裡貴婦人以禮貌的方式避開，並且不理不睬，這豈止是避人千里，更似避人萬里之遙，貌似優雅實則無限冷漠。「左辟」、「佩象揥」這樣兩個動作就將這位貴婦人的傲慢和冷漠無情昭然若揭。
連作者都忍不住地跳出來親自評價一下了：「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這個貴婦人實在是心腸促狹，因此作這首詩諷刺她一下。
縫衣女究竟是女奴身份，還是自由身份的縫衣女？似乎很難看出來，但是貧富貴賤的差距，在這首詩中的兩個女人之間赤裸裸惡狠狠冷冰冰地呈現出來了。而且不是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特別激烈的舉動來表現這種無情的，而只是幾個悄無聲息的貌似很有禮節的動作表現出的。
對這首詩的解讀，古人認為是諷刺吝嗇的。似乎可以說得通，如同說貴婦人對下人奴僕吝嗇，讓其穿不好吃不好。很多古人還將詩歌里的人物不是看作兩個女人，而看作通篇只寫了一個女人。認為這個貴婦人對自己太節儉，太吝嗇，守財奴一般。還說魏國土地狹小，人人都對自己苛刻之類的。
《毛傳》認為是刺儉。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說：「儉，美德也，何可刺？然儉之過則必至於嗇，嗇之過則必至於褊，今不惟嗇而又褊矣，故可刺……夫履霜以葛屨，縫裳以女手，若在士庶之家，亦何異？惟以象揥之好人為而服之，則未免近於趨利，下與民同，其規模狹隘固不必言，而心術之鄙陋為何如哉？故儉亦當有節焉，乃為貴耳。」
意思很清楚，認為節儉的有些過分了，「心術」顯得「鄙陋」，類同「褊心」，用今天話就是不大氣，斤斤計較。雖然批評其心地狹窄，但也彷彿是讚美了其儉樸的一面。
對於《毛傳》和方玉潤的看法，我想了很久，覺得還是難以贊同。我覺得還是描寫女奴與貴婦人兩個人物的互動和對比為內容的，這樣更貼切一些。作者批判的筆觸絕不是貌似今天下屬批評領導工作太不注意身體那麼簡單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內在衝突，作者何以會在結尾親自跳出來表明諷刺的態度，這樣的結尾在《詩經》中是破天荒的。只有在這種強烈的人物對比中，才更能引起讀者乃至包括作者的憤怒。否則，人家優雅地儉樸到過分，可以笑話之，又何必如此大加諷刺呢？
因此，也才讓我們看到，魏風的諷刺風格既有剛硬直率如《碩鼠》《伐檀》那樣的詩，也有《葛屨》這樣婉約地通過對比和細節描寫來進行批判的詩歌。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魏風·汾沮洳》
《毛傳》實在有意思，評這首詩是：「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怎麼能看出是諷刺過於節儉呢？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在汾水岸邊的濕地上，採摘莫菜。可以看作是起興，也可以看作是賦，因為下面描述的就是采菜的人。
采菜的人什麼樣子呢？「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的簡直沒法形容了。就象我們俗話說的「帥呆了，酷斃了，簡直無法比喻了」。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又拿這位采菜人和那些坐享其成的貴族官人相比較了一下，說其和他們比簡直差別太大了。
如果說這首詩是批評采菜人過於節儉，那麼就需要討論一下采菜人的身份了。如果是一般百姓，采菜就不值得批評了。拿他跟那些不勞動的貴族官人相比較，說明采菜人的身份也不一般，應該也是個貴族青年。
所以，《毛傳》才可以評論此詩為「刺儉也」，認為貴族哪裡要自己親自動手去采菜，為了節儉卻失了身份，所以說「刺不得禮也」。
古人講究身份地位，講究做事不要做低級鄙陋的事，就如孔夫子說「君子遠庖廚」是因為不忍心看到殺豬宰羊的血腥，而後來君子們就一定要理解為遠庖廚是因為其為鄙事，是低下粗魯的人才幹的事，這也算是守本分了。所以，《汾沮洳》這首詩中貴族青年親自勞動去水邊采菜，無疑是被其他貴族看輕的，不合事體和身份的。
因此，朱熹說：「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詩集傳》）
但是，這首詩從文字上看怎麼能看出是諷刺批評這個「美無度」的采菜貴族青年呢，字面上反而是讚揚貴族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如此好青年。
這首詩的作者我們可以假設是位女孩子，她該多麼喜歡那位水邊采菜的貴族青年啊！「美如英」，「美如玉」，這青年不但長得漂亮，又愛勞動，勞動倒沒什麼，關鍵是這勞動的舉動顯出他是多麼平易而不流俗，多麼特立獨行啊！
因此，聞一多在其《風詩類鈔》中認為此詩是「女子思慕男子的詩」。這個觀點是比較符合事實的，而這觀點與「刺儉」的古論該有著多麼大的差別啊。
貴族青年下地摘菜，這一個舉動就讓士大夫們不爽了。就如在一個單位里，有人勤懇勞作，大家除了佩服更多的人也許會心裡不爽吧？中國人都是在互相對照攀比著生活的。大家不是在比勤，而是在比懶，潛規則就是這樣形成的，破壞潛規則者會被群起攻之的。
在詩中，處處可看出女子對自己心上人的愛慕與驕傲，讓我們很容易想起後世的作品《陌上桑》，羅敷拒絕路上使者時誇讚自己夫婿的話：「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對人講述時，言語中透出了多大的自豪……
俗話說「情人眼裡出西施」，但前提是情人眼裡的心上人也需有其獨到之處才行。
能愛上特立獨行與眾不同挑戰世俗的男青年，這樣的女孩應該也是不俗的。
園有桃，其實之餚。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魏風·園有桃》
《園有桃》是一首寫懷才不遇又不被人理解的落魄士人的詩。
我們看看這是一位怎樣的人。
「園有桃，其實之餚。」「園有棘，其實之食。」兩章開頭可看作是起興，也可看作是賦，園裡的桃子和棗子，可以吃之填飽肚子。
就是這樣一位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傢伙，每天關心的是些什麼呢？「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如果沒有下文的話，我們會以為他在為自己的生計而發愁，愁之難解便唱失落的歌謠來解憂。
看了下文我們才知道，他才不是為自己而擔憂。你看那些不理解他的人聽了他的嘮叨之後怎麼說他的，「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你也太驕傲了吧，那些朝中的老爺們所實行的都是對的，你何必整天亂唱反調呢？
有人認為詩中所寫的這個人可能是沒落貴族，其實從詩歌字面上看不出這位吃不上飯且又憂國憂民的人是貴族出身，如果是的話，旁人也許就不會那麼不理解和不客氣地大加嘲笑了。從他口口聲聲說「不知我者」、「其誰知之」的酸而傷的語氣看，也更像落魄知識分子。
當然，按照顧頡剛的說法「士為低級之貴族」（《武士與文士之蛻化》），說明他們還是統治階層在一些時刻所要倚重的。與日本的「士」多為武士有所不同，中國的「士」多指知識分子智識階層。而如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所總結的那樣，可以確知「士」是古代貴族階級中最低的一個集團，而此集團中之最低的一層則與庶人相銜接。《園有桃》中的這位士人應該就是這樣的一種。
雖然是「士」中最低一層，但《園有桃》中的這位，也算是有一定見解和思想卻不被理解的落魄知識分子吧，按現在看法可以稱為是那個時代的關心國計民生的公共知識分子了。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那種關心與大眾事務相關的人，他們渴望的是表達自己的看法，否則就心裡痒痒的，總覺得不吐不快。他們不是那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愛看熱鬧的小市民，而是不理會自己饑渴偏去關心或批評或指導統治階層及社會管理者該關心的事情。
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所說會讓人想到「象牙塔」和「一絲譏笑」的「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往往被認為是局外人、業餘者、攪擾現狀的人。《園有桃》中這位士人就是這樣，人們彷彿就是在嘲笑他「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而他彷彿就在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左傳·庄公十年》之曹劌論戰）
「在其位，謀其政」的觀念從另一個側面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行為是一種阻斷和回擊。《中庸》給中國知識分子指導的個體發展路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疑是符合發展邏輯的，但在潛在的政治參與上也無形中給文人知識分子戴上了緊箍咒，即沒有把自己培養出個人樣，沒有發家致富吃好穿好，就沒有資格去參與政治討論政治，更別提改變世界的幻想了。
曾經就聽到有些保守的老人們打擊年青人說，你們就是個小老百姓普通人，有什麼資格和本事去管什麼國家政治哦，不要添亂去參與政治，過好自己的日子比什麼都好。聽了這話，青年人往往不甘但又無奈，彷彿普通人就不能參與國家大事似的。但是，當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候，民族主義者又會無限放大「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意義。
回過頭來，我們看《中庸》將修齊作為治平的必要前提，讓一些落魄士人淪為貴族政治和公共輿論的笑柄。這種情況下，類似於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所說的那樣，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讓所有士人都保持以道自重的節操是不可能的。因此，孟子所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浩然之氣」，就顯得非常的艱難。特別是在大眾的唯利是從和勢利熏天之下，知識分子保持操守更為不易。
在窘困與普遍不被理解的情況下，知識分子只有兩種道路選擇，要麼堅持，要麼放棄。《園有桃》里這位士人最後痛心疾首道：「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既然沒人理解我，那我還堅持這些幹什麼呢！這種痛苦就如同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抒發的「微斯人，吾誰與歸？」
《園有桃》不是諷刺詩也不是讚美詩，而是哀嘆之詩。讓我們看到了兩三千年前就有這樣的士人存在，可喜的是，後世一直沒有斷絕這樣憂人不慮己懷抱天下有擔當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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