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家白居易教育思想，看完真的漲知識！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樂天,晚年自號香山居士,別號醉吟先生。其先祖山西太原人,後徙於下邽,出生於河南新鄭,聰穎過人。他出身於「世敦儒業」的小官僚家庭,少時「家貧多故」,懷有「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1095之鴻鵠大志。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擢進士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公元803年,中書判拔萃科甲等。元和元年(806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仕途有進退,前半生科場順利,連戰皆捷。「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人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然因寫以「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1093為主題的「諷諭詩」而致令當政權豪謂之「變色」、「扼腕」、「切齒」,故「終得罪於文章」,遂有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之謫。後半生因「換盡舊心腸」而選擇了「不住朝廷不入山」的所謂「中隱」之路,基本過上了「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249-250的生活。白居易所處的年代是,社會矛盾尖銳,較之安史之亂時卻也相對穩定的唐朝中期,他本人曾在地方與中央為官,雖小有挫折,卻基本順利。

白居易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詩人重寫實,尚通俗,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詩作通俗易解,廣為流傳。有「詩魔」與「詩王」之稱。目前,學術界對於白居易的詩歌思想和藝術成就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而對於白居易詩作中滲透的教育思想有所忽視。筆者在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白居易的教育思想,並從中映射出詩人關懷教育的偉大情懷,對當今的教育事業也有所裨益。 一、性習論 白居易於公元800年2月14日在高郢榜下擢進士第。在《省試性習相遠近賦》中,他以「君子之所慎焉」為主旨,對「性」與「習」進行了頗有見地的闡述。他首先認為「德以慎立,性由習分」,「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由於「性」相近,人們就歸於一類,然而,由於習相遠,條件和途徑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政,乃差之千里?」人們在「習」方面產生不同的結果是有原因的,「俾流遁者,反迷途於騷人,積習者,尊要道於君子」,正是由於尊道才使人們形成了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但是道不是先天而生的,「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所以道的目標境界有賴學習與探討並且在平日的言行中養成。

很顯然,在「性」與「習」這一傳統的教育哲學的範疇問題上,白居易追尋戰國後期思想家荀子,重視後天的學習與交往,但又不乏對精神心理的主體因素給予關注,豐富了孔子的人性論觀念。對於如何才能使「習」更為經濟有效,白居易提出了如此的看法:「如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勿謂習之近,循跡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這種情況就好像「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所以,學習首重立志定向,掌握津要,重視發揮學習者的個性心理。成功的學習者感知考釋、致思領悟都應有章法、循階段,而不是隨性放任。「是以君子稽古於詩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但是「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域馴致,外徇戒於妄進」,如果人們不遵守學習的順序及合理方法就會適得其反。「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 在學習過程中,德智交織,習與性成。因此,要著眼於在學習經歷中心性健全及道性修養的提升。「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另外人們還要具有認識的工具及方法,不是隨波逐流,任人牽制。也就是說「率道為本,見善而遷」,「誡於以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但同時,他又根據自身的學習體驗,並汲取以往思想家,尤其是道玄學者的思想精華,在學習的內在機制及操作性程序方面有所深化,有一定認知學派的學習論因素。在對「性」與「習」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白居易對儒家思想的態度。他認為只有遵循大道,才能形成正確的性與習關係認識及實踐手段。 白居易年輕時推崇儒家思想,認為統一教令才能統一國家,國家依靠儒學,當政者要遵循聖人要道;壯年時又吸納了道家的思想,認同「人儉樸」和「俗清」的思想。但在元和十年(815年)受貶以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由「達則兼濟天下」轉為 「窮則獨善其身」。元和十四年(819年)他任四川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又具有了「兼濟天下」的想法,而此時他的思想已逐漸由尊儒排佛轉向了儒、釋、道三教調和,「闡揚三教」。太和元年(827年),白居易出任秘書監,在《三教論衡》中,承認三教鼎立,而著意匯通儒釋,聲稱儒釋名教有異同,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這些思想其實在他對「性」與「習」的見解中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