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談猶太人在中國

西元初年，猶太民族被羅馬帝國趕出家園，自此成為一個浪跡天涯的「散居」民族。他們在至少一千年前就曾來到中原大地生活、經商，與本地人通婚、參加科舉考試並逐漸被同化，中國開封猶太人社區的歷史見證了這一切。但即便如此，兩個民族之間有實質意義的交往遲至十九世紀後半葉才真正展開。

近現代的三次猶太人來華潮帶來了這個突破。約四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或是為尋找商機，或是為避難，來到上海、香港、天津、哈爾濱等新興城市，最終在中國的商務、房地產、服務與製造業、文化藝術以及政治等領域都有引人注目的表現。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徐新先生自1988年起從事猶太宗教、文化、歷史的研究，是中國最早訪問以色列、並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公開演講的學者。他曾長期研究近現代猶太人在華的歷史，訪問過散居中國的猶太人及其後代，著有《異鄉異客：猶太人與近現代中國》、《反猶主義：歷史與現狀》、The Jews of Kaifeng: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等學術專著。近日，徐新教授就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接受了專訪。

徐新（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您對中國古代生活在開封的猶太人及其後裔做過多年調查和研究，能不能談談這個社群的情況？

徐新：開封猶太人社區是有確切史料佐證、延續時間最長的在華猶太人社區。一般認為最晚在宋朝就有猶太人在開封經商。不過，到目前為止，猶太人最早抵達開封的時間還沒有定論，有觀點認為在漢朝時就有猶太人通過絲綢之路來到這裡，但目前缺乏證據。

猶太人第一次以集體方式抵達開封落戶是在北宋年間，有數十姓，以經商為主。到金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聚居在開封的猶太人買了土地，興建猶太會堂，族人圍繞會堂而居，形成了有相當規模的猶太人社區。他們在生活上遵循自身的民族傳統，包括做禮拜、守安息日、守戒、守割禮、遵循猶太飲食法、實行族內通婚等等。這個社區在明代發展到頂峰，約有四五千人。

十七世紀初，傳教士利瑪竇把中國有猶太人的消息傳到了歐洲。他無意中在北京見到了一位考中舉人的開封猶太人，從而發現了這個此前不為外人所知的猶太社團。利瑪竇一面將情況報告給羅馬教廷，一面派人前往開封了解情況；此後開封猶太人開始受到世界的矚目。十七至十八世紀陸續有傳教士到開封訪問、考察，撰寫了不少調查報告、整理了若干圖文資料。這些材料被送到梵蒂岡，至今仍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被認為是反映開封猶太人歷史的重要資料。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甚至會有意無意地在書中提及開封猶太人，以顯示自己的博學；大哲學家康德在哲學著作里也曾提及開封猶太人。

法國傳教士孟正氣（Jean Domenge）繪於1722年的開封「一賜樂業」（即「Israeli」音譯）猶太會堂圖。左為庭院平面圖，右為會堂內部圖。

但在清雍正時期「閉關鎖國」之後，前去開封採訪的傳教士被趕走，開封猶太社團與外界的聯繫被切斷了。中國人並不十分關注這個群體，只在《明實錄》和地方志中留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另一方面，在與漢文化長期融合之後，開封猶太人的宗教生活也逐漸淡漠。到十九世紀中期，那裡一直存在的猶太會堂出現了屋漏的狀況，這表明當時已經很少使用了。二十世紀以後，開封猶太人的外部特徵進一步消失：1914年猶太會堂地面建築不復存在，地皮賣給了加拿大聖公會。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貧困，一方面是族人對猶太文化傳統的日漸疏離。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其中一條是允許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傳教士又開始到開封尋訪猶太人的蹤跡。歐洲的基督教會一直沒有忘記開封猶太人，他們認為這裡可能保留了猶太民族的經典。這樣一來，這個古老的社群才重回人們的視野。

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發現的八世紀希伯來文商業書函（左）；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發現的希伯來文祈禱書殘頁（右）。

開封猶太人和當地人的融合過程是怎樣的？

徐新：其實一直到十七世紀，宗教仍然在這個社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猶太人的節俗、生活方式也得到保留。本地人通過與他們的接觸，也知道這些人是外來者，有不同的習俗，稱其為「挑筋教」，指的是這些人遵守猶太飲食法，不吃牛羊肉腿上的蹄筋；或者稱其為「藍帽回回」，這一稱謂也是觀察開封猶太人風俗習慣不同於當地戴白帽子的穆斯林而得出的。根據十六、十七世紀的記載，開封猶太人作為一個整體，形成並保持了一定的猶太傳統。

當然，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影響最大的是通婚和科舉。

資料表明，開封猶太人來華不久就有與當地漢人通婚的情況。他們曾傳下一份明末清初年間的登記冊，裡面按家庭組合記錄了一千多名猶太人的名字。在女子部分，對來自非猶太人家庭的女子有專門的標識——用希伯來文注為「亞當之女」。因為根據猶太傳統，猶太人被視為亞伯拉罕之子。其中不同的漢姓多達50餘個，足見通婚的情況不在少數。

這裡有一個問題：根據猶太傳統，猶太人是以母系傳承，即「如果母親是猶太人，孩子就是猶太人」；而中國社會是父系傳承。生活在開封的猶太人顯然在家庭血緣傳承問題上接受了中國的傳統做法，在續族譜時按照父系編寫。這份登記冊的名單就是按照男子姓氏分布，以流傳下來的七個漢姓排列，與開封猶太人共有「七姓八家」的傳統吻合；婦女則有五十多個姓氏。對以這一方式延續下來的開封猶太人，今天的以色列自然不承認其是「猶太人」身份，只能是「猶太人後裔」。

當然，最初猶太人也曾經是父系傳承。例如根據《聖經》的記載，從亞伯拉罕到兒子以撒、孫子雅各，都是父系傳承。不過，後來隨著猶太民族散居世界各地，出現與異族通婚的問題，才有了子女身份認定隨母的規定。猶太民族的身份認定方式很特別，是以文化認同為主的。在猶太人家庭，由於大多數父親需要外出經商打拚，通常是在家的母親將猶太傳統教給子女。孩子所了解和習得的猶太傳統，如遵守猶太飲食法、按照猶太生活方式生活，均首先來自母親。

十四至十七世紀，中國的科舉制也是促使開封猶太人與當地社會融合的一個要素。在儒教思想影響下，不少開封猶太人中的受教育者，逐漸放棄對猶太經典的研習，走上讀孔孟之書、循科舉之路的發展方向。據史料記載，在科舉考試中獲得功名的就有二十來位，其中一位名叫趙映乘的人還中了進士。

十七世紀末的資料顯示，此時開封猶太人中能夠識讀希伯來文的人越來越少，流傳下來的碑文均以漢語寫成。1688年他們留下了最後一塊石碑，撰文的人是朝廷高官。

1489年（明弘治二年）、1512年（明正德七年）中國開封猶太人所立石碑，史稱「弘治碑」、「正德碑」，均以漢語寫成。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團有一個特點，就是通常會想方設法尋找和聯繫其他猶太社團。但開封猶太人社團不一樣，它宛若猶太人社會的一座孤島。學界認為，至少在十五世紀以後，他們就沒有再和外界的猶太人群體有過來往。此後他們與中國人通婚、參加科舉考試，文化趨同並逐漸穩定下來。這也是猶太傳統在開封猶太人中沒有被很好地留存的原因。

依您的意思，開封猶太人幾乎完全被同化了。現在開封仍有人自稱猶太人後裔，這種認同又是如何延續下來的？

徐新：開封猶太人的存在是歷史事實，他們必定有自己的後代。總有人喜歡問：他們現在有百分之多少猶太人的血統？其實這樣的問題是很荒唐的，因為判斷一個人是否猶太人並非僅僅由血統決定。根據以色列的回歸法，即便一個人的父母均是猶太人，如果他皈依了其他宗教，就不被認為是猶太人。同樣，不是出生在猶太人家庭，如果皈依了猶太教，就可以被視為是猶太人。

對一個散居民族而言，社團很重要，社團能保證其對猶太文化傳統的堅守或傳承。1980年代末我曾在開封進行調研，採訪了一些當時七八十歲的老人。據他們回憶，一些家庭有代代相傳的特殊習俗，比如在逾越節期間他們以烙餅為主食，而不吃饅頭。按照猶太人傳統，逾越節期間只能吃無酵餅，即沒有發酵過的餅，開封的烙餅是沒有經過發酵的，恰好與這種習俗吻合。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大部分生活習慣都和當地其他居民沒有兩樣。比如他們也貼門神，這是不符合猶太教傳統、但在中國文化中很普遍的做法。1990年代中國和以色列建交後，有一些後裔希望移民以色列，然而以色列方面不認定他們的「猶太人」身份。

需要指出的是，開封猶太人的認同延續與中國文化傳統有密切的關係。自他們於六百多年前開始使用中國的姓氏以來，姓氏一直發揮著維繫族群的作用。特別是明代以來，開封猶太人主要使用七個中國姓氏，有「七姓八家」之說，同一姓氏的人家被視為同宗。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被採訪的開封猶太人後裔大多數仍自稱猶太人。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民政府第一次做人口普查時，開封有大約一百六十八戶登記為「猶太人」。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進行人口普查登記時，仍然有一百多戶人家登記為猶太人。當地公安戶籍管理部門參照和延續了二十年代的戶籍管理記錄，將這些人（及其子女）登記為「猶太人」。他們的子女分家後，戶口本上的民族一欄填的仍然是「猶太」。我曾經向戶籍管理人士請教過此事，並提出過希望查閱當時的檔案，但是由於「文革」，這些材料已經不復存在了。

總的來說，開封猶太人對固有傳統儘管有一定的傳承，但更多的是融合。不過，根據家風口口相傳的做法，絕大多數家庭仍然自認為是猶太人，或者起碼是猶太后裔，並將這一歷史認知傳承給自己的子女。這是認同獲得延續的主要途徑。

近現代又有三次猶太人來華潮，包括十九世紀下半葉塞法迪猶商來華經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猶太人來華謀生，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歐洲猶太難民來華避難。這幾次來華浪潮有什麼不一樣？他們為什麼選擇中國作為目的地？

徐新：以鴉片戰爭爆發為界，十九世紀前後來華的猶太人非常不一樣。十九世紀以前來華的猶太人，包括開封猶太人，是沒有其他國籍的。他們進入中國以來一直生活在中國社會，逐漸被同化，成為道道地地的中國人，或者說「中國猶太人」。而十九世紀以後來華的猶太人通常是有國籍的。事實上，那些猶太人始終是以外僑身份生活在中國，既沒有成為中國公民，也沒有為中國社會所同化。

促使他們來華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門戶被打開，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為洋人來華經商鋪平了道路。一批猶太商人抓住商業機會，將中國作為淘金的寶地，著名的沙遜家族就是這樣。塞法迪猶太人拿著英國的護照，從印度來到中國經商；而沙皇俄國在遠東的擴張，也帶來了第一批猶太人，他們主要是中東鐵路工程的供應商和為鐵路修建工程服務的人員。這構成了近現代史上第一批猶太人來華移民潮，前後持續約五十至六十年，但人數不多，約一千五百人左右。

1898年東北地區中東鐵路的修建是俄國猶太人來華的開端。對這批人來說，淘金、做生意賺錢是第一位的。但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由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俄國發生的集體迫害、以及不斷發生的革命和戰爭，約有兩百萬俄國猶太人人向西逃到美國、加拿大，有一部分向東逃亡，來到中國東北。這批人構成了猶太人來華的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段歷史了。德國納粹上台以後執行的清猶和大屠殺政策，造成大批猶太難民來華，主要是逃到上海。這一次猶太人來華潮的規模空前絕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湧入了約一萬八千名猶太人。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批猶太人來華之前對中國基本上一無所知。他們之所以來華，主要是當時的洋人，包括猶太人，進入上海、天津、哈爾濱這些有租界的城市是不需要簽證的。這是鴉片戰爭以來所謂門戶開放政策的結果。儘管何鳳山先生（時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向奧地利的猶太人發放了簽證，但這些簽證的主要目的，是讓被關進集中營的猶太人證明自己有他處可去。在針對猶太人的滅絕政策制定之前，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做法主要集中在驅逐上，因此，只要猶太人能證明自己有他處可去，就可能從集中營里出來，踏上離開奧地利的逃亡之路。後來的事實證明，當時得以逃離的猶太人保住了性命，而沒有離開者全都遭到殺害。於是，當其他國家都不願意發放簽證給猶太人時，何鳳山頒發的來華簽證成為奧地利猶太人的救命稻草，其意義不言而喻。

我在研究「猶太人在華散居」課題的過程中曾獲得一份資料，是歐洲意第緒語科學研究所（YIVO Institute for Yiddish Study）在1940年關閉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意第緒語書籍，書名就叫《中國》。該書是在常識層面上介紹中國的人文歷史、社會、政治和風土人情，出版於1938年。它的出版表明，當時中國已經是急需逃亡的猶太人可能的目的地或避難地。

這是最後一批大規模來華的猶太人，但也是最早離開的一批。他們前來避難是出於無奈，由於語言不通、文化不同，也缺乏謀生的環境；加上戰時生活艱苦，適應不了陌生的氣候（比如他們在歐洲從未經歷過黃梅季節），在戰爭結束後便很快就離開了。

義大利Lloyd Triestino航運公司的宣傳廣告：「歸國乘義大利快船，從威尼斯至上海，途中僅二十三日」。從中歐逃往上海的猶太難民，基本上都是搭乘該公司輪船。

在近現代史上，中國的上海、哈爾濱、天津、香港等地均出現了規模較大的猶太人社區，能否談談這些社區各自的特點？

徐新：當時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不能獲得正常的國家保護，因此租界的存在對他們顯得格外重要。租界具有的「治外法權」為其提供法律保護，猶如歐洲社會在歷史上向猶太人頒布過的「特許狀」，使他們多一份安全感。因此，當時幾乎所有來華的猶太人都生活在有租界的城市。你提到的這幾個城市都符合這一點。為什麼北京就沒有呢？因為北京沒有租界，只有使館。猶太人未建立自己的國家時，沒有使館能夠保護他們。

香港的特點是「早」，它是近代史上猶太人最早涉足、也最早建立猶太人社區的中國城市。猶太人跟隨英國殖民者的步伐來到香港，包括著名的沙遜家族；開設洋行公司經商是當時在港猶太人的主要經濟活動。

1870年他們在香港建立了猶太會堂，有了可以集體祈禱的場所，這是猶太社區形成的標誌。另一個標誌性事件是1857年他們從香港政府買來一塊土地的使用權，建成猶太人專用的集體墓地。按照猶太人的傳統，猶太人不能和其他人葬在一起。

不過在隨後的年代中，上海的發展漸漸超過香港，成為當時遠東最大的工業和金融中心，許多猶太人的洋行都將業務從香港遷往上海。猶太人自1845年到上海開設洋行（沙遜洋行）起，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先後在這裡組成了四個社區。它們彼此之間有一定聯繫，但無論在經濟上、自我管理上還是社會生活上，界限仍是涇渭分明的。

上海的四個猶太人社區中，最富有的是塞法迪猶太人社區，即所謂「富翁猶太人」群體。之前提過，他們是富於經商傳統的英國籍猶太人，上海的和平飯店、錦江飯店，都是由他們建造的。

第二個社區是源於東歐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建立的，他們大都從北方城市如哈爾濱、天津南下而來，主要生活在上海的法租界。他們一般從事一些小本生意，如開店經商等，日子只能說還算殷實。

第三個猶太人社區是納粹迫害之下從中歐地區來華的猶太難民建立的，主要居住在虹口區，獨立於前兩個社區，他們的生活較為艱辛。

第四個是波蘭猶太人社區，他們最初沿著西伯利亞鐵路到達日本，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從日本神戶遷移至上海。這個社區有其獨特之處，他們中近半數是密爾經學院的學生和拉比，到上海之後繼續過著猶太經學院式的學習生活。自猶太民族流散以來，猶太經學院一直是猶太教傳承的載體，更是培養猶太拉比的機構。密爾經學院在二戰中國的倖存對猶太傳統的延續而言意義深遠。該社區的猶太人在戰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學習中的密爾經學院師生

哈爾濱猶太社區的特點是強有力的社區組織和管理。在哈爾濱的猶太人的來源單一，均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來自俄國和波蘭，有些是為經商（以皮草經銷為主），有些是逃難而來。其社區組織完善、管理有序，能夠為當地猶太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包括宗教生活、婚姻登記、管理公墓、監管教育、和中國當局打交道、救濟慈善等等。哈爾濱猶太人社區的覆蓋面遠遠不止哈爾濱這座城市，還包括東北地區其他城鎮如瀋陽、大連、海拉爾、滿洲里等。

天津的猶太人主要是從中國其他城市遷居來的，尤其是東北，而不是直接來自境外。當時東北大部分地區仍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動物皮草豐富，而皮草在國際市場上有旺盛的需求，因此許多猶太人從事皮草加工出口貿易。天津作為對外通商口岸，是從事進出口業的理想城市，東北出產的皮草便從這裡運往紐約、巴黎、倫敦。許多猶太人因此從哈爾濱來到天津，加之日俄戰爭以後俄國失去對中國東北的控制，猶太人隨之受到排擠南下，許多人在天津落腳。1929年以前天津猶太人的經濟活動就集中在盈利較高的毛皮生意上，猶太人的皮草商號多達一百餘家。

上海、哈爾濱、天津的猶太人社區在1950年代或者1960年代初相繼解體，大部分人陸續離開了中國。只有香港猶太人社區依然留存，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唯一一個跨越三個世紀、具有連續歷史和完全社區功能的猶太人社區。到目前為止，香港猶太人社區是猶太人在中國領土範圍內最大的聚集中心。

哈爾濱斯基德爾斯基塔木德拖拉學校，創辦於1920年。

1980年代猶太人開始重返中國，又逐步建起猶太人社區，能否介紹一些新時期的情況？

徐新：新中國建國初期因為政治形勢和經濟政策的變化，在華的外國人基本上全都離開，但是留在中國作為專家的10餘名外國人中，有半數以上是猶太人，包括愛潑斯坦、沙伯理等。不過猶太人在華生活的歷史確實在總體上告一段落。

1980年代以後，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批猶太人為了學習、經商和工作而來到中國。特別是一些國際大公司派遣來中國工作，以及與中國有貿易往來、或者來華投資的猶太人。中國加入WTO之後，這類猶太人的數量激增。1949年前離開中國的沙遜家族和嘉道理家族，也重新開啟了在中國的投資和經商活動。

在來華留學生中，有兩位1979年來華交換的女生——李碧菁（Roberta Lipson）、李瓊玖（Elyse Beth Silverberg）很有代表性。她們畢業於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以交換學生身份來北京學習中文，後留在北京生活，現已是中國永久居民。她們創辦的醫療企業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外資醫療機構。

她們還是北京猶太人社區的帶頭人，1980年代初就開始建立猶太人聚會場所，辦猶太人學校，影響已經輻射至亞洲幾十個城市。因為李碧菁、李瓊玖的努力，北京成為猶太人重返中國以後最早正式成立猶太人社區中心的城市。

而上海的猶太人社區中心成立於1996年，當時常住上海的猶太人已有兩百多人，大多是在中國的投資者或者大公司代表。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目前在中國境內有猶太中心機構的城市已有十座左右。

猶太教育也重新開展了起來，現在各主要猶太社區都建立了旨在為在華猶太人子女服務的專門學校，提供猶太傳統教育，不僅為猶太青少年舉行成年禮進行培訓，也方便成年人學習猶太經典。儘管十九世紀以後有一半以上的猶太人都是「世俗猶太人」（相對「守教猶太人」而言，即不必完全遵守猶太律法的猶太人），但是他們認為自己的孩子必須在成年以前了解猶太傳統，這是父母的義務。此後孩子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做世俗猶太人。這也是他們重視傳統的一種表現。

隨著猶太人在中國再度出現，只要政策允許，猶太人社區的建立就是必然。因為單一猶太人無法保持猶太式生活，散居的猶太人無論遷徙流動到哪裡，都會組織自己的社區，猶太式生活意味著對群體的依賴。宗教信仰是他們的文化傳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這是我們理解猶太人的關鍵。

浦東希伯來學校師生合影

猶太人在中國居住的歷史已有上千年，您曾表示近現代的這一段交往是更加意義深遠的，為什麼？

徐新：不僅是開封，中國的寧波、泉州、廣州、北京、杭州、寧夏、揚州、洛陽、敦煌、長安等城市都先後有猶太人生活過的記載，猶太人來華的歷史已逾千年。但當時兩個民族鮮有認知上的交流，或者應該說，當時的中國人並不知道何謂猶太人。直到十九世紀末，出訪異域的中國人才真正開始了解到猶太人，以及他們與開封猶太人之間的關係。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之間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交往，應該「歸功」於自鴉片戰爭後入華的猶太人，正是他們的到來開啟了兩大民族直接交往的歷史，拉開了我們了解和關注猶太民族的序幕。

我曾在哈佛大學見到四卷本的《哈同哀思錄》，裡面記載了民國年間上至總統、總理、部長高官，文人學者、社會名流，下至販夫走卒、普通百姓對猶太裔房地產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1931）去世的哀悼。我想，當時應該是中國人對猶太民族開始有真正了解的時代。

說來也怪，在中國人真正開始了解猶太人的時候，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是中國人的一面鏡子。政治上，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和近代中國的民族革命是互相呼應的，當時知識分子認為猶太民族和中華民族一樣，都是被壓迫的民族。文化上，十九世紀猶太人以意第緒語（猶太人的口語）代替希伯來語進行文學創作，後來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運動的知識分子就曾以之為例，大力推崇，從茅盾到魯迅都主張過這一點；《東方雜誌》還翻譯刊登了眾多猶太人的作品。而生活上，猶太人在現代化的同時充分地保持了自己的民族傳統，對我們也是很好的啟示。正因如此，我認為猶太人在華散居的研究是極具意義的課題，既與猶太史密切相關，也與中外交往史、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關係史有關，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課題。

眾所周知，猶太民族自公元初年就被趕出家園，流散在世界各地，成為一個「散居」的民族。研究猶太人流散的歷史，對猶太史研究極其重要，而猶太人在華散居的歷史也是猶太人流散史的有機組成成分。這也是舉世猶太人——無論是學者或是一般民眾——都對這一課題表現出極大興趣和強烈關注的原因。

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是世界上兩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在文化傳承和影響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由於這兩個民族分居亞洲大陸的東西兩端，相隔萬水千山，在交通不發達的過去，直接的交往可說基本闕如。加上中華民族素有固守疆域之傳統，近代以前，鮮有主動外出與猶太民族來往的實例。因此，猶太人入華就成了兩個民族接觸和交往的唯一歷史契機。開封猶太人的歷史和存在十分重要，它是中猶兩個民族直接交往的見證和實例；它在華的千年歷史證明了中國社會不存在世界其他地區不斷出現的反猶主義。今天世界範圍內的猶太人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好感，應該與之有密切的關係。而中國的現代城市，如上海、哈爾濱、天津、香港等早期發展，更是離不開入華猶太人的貢獻。這一切指向了研究近現代來華猶太人歷史的意義。

徐新，《異鄉異客：猶太人與近現代中國》，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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