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大年初二：清國留日學生這次暴烈行動，奠定了孫中山的政治地位

考察孫中山的一生行誼，自倡言革命以來，1903年可謂最平淡的年份。本年在清朝為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對這位「逆賊」動向極為關注的中日兩國，無論是北京的軍機處，還是東京的外務省，都沒有關於孫中山行蹤的記錄。可想而知，孫氏今年的反清大業落到了最低谷。

但舊曆新年發生的兩件小事，卻對孫中山將來的政治定位和事業發展，有著十足的象徵意味。

1月30日是大年初二，清國留日學生匯聚於東京會館，借慶祝的形式大舉演講。廣西學生馬君武第一個跳到台上，突然猛烈地攻擊滿人統治，曆數其「今昔之殘暴，竊位之可惡，誤國之可恨」，並指出應如何仇視對待。在座五六百學生鼓掌，而三十餘名滿人大驚失色——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聽到官派留學生正面直接攻擊朝廷。但是，面對已等同於謀反的言論，清國駐日留學生總監督汪大燮頗有點輕描淡寫。這位日後的老牌外交家說道，子曰「思不出其位」，諸君正在盛年，好好讀書便是，沒必要涉入政治。

而國內的反清分子，可是用「武器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就在同一天，也是大年初二，署理兩廣總督德壽大肆搜捕洪全福等人。先是，以李紀堂、謝纘泰為首的前輔仁文社成員聯合粵港會黨，準備於除夕在廣州起義，不料機密泄露，地下機關盡皆破壞，十餘位同志死難。

這批起義者曾在近十年前同孫中山結盟，為興中會骨幹，但後來漸行漸遠。他們的起義口號「大明順天國」，顯然頗有傳統「反清復明」的會黨意味，而同孫氏的「創立合眾政府」理想稍有距離。癸卯年正月初二，會黨「復明」起義失敗，而留學生卻公開排滿——這簡直是個政治寓言，冥冥中似乎在指示孫中山，他的反清共和之路，或許應該轉去新的方向。

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日本志士

其實，在1902年，孫中山已經意識到會黨的不可靠。他認為自己之前組織的興中會「皆為海隅下層之雄」，而「中國士大夫，尚無組織」，任何事業，只要讀書人不贊成，必然失敗，比如太平天國運動。只要「士大夫以為然，中國革命成矣」。但此時孫氏的戰略，還停留於「借勢」，雖然這一方法他從未成功過。

孫中山是個超時代人物，他於十九世紀末揭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方略，如推翻清廷統治，建立共和政府，平均土地財權等等，無不驚世駭俗，令國人難以理解，更不會接受。因此，他只能四處「結緣」，借運而生，伺機而動。比如，乘著清廷遭遇外國侵略，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發動乙未廣州起義，八國聯軍侵華時發動庚子惠州起義。

他還四處尋找同盟，無論洪門會黨還是康梁維新派，只要能夠找到一絲一毫共同點，孫氏就傾心與其結成「統一戰線」。他甚至願意奉清兩廣總督李鴻章為總統，只要李願意兩廣獨立。

然而，事實證明，無論地下會黨還是康梁黨人，甚至最早加入香港興中會的輔仁文社成員都不是他真正的同志，李鴻章及其幕僚當然更不是。孫文漂泊海外，支持其理想的華僑也是寥寥無幾。

但有個機緣，一直被他自己所忽略。早在1896年他在倫敦被清廷駐英公使館綁架，已令其事業獲取了之前從未預見過的上升通道。

這次綁架有驚無險，獲釋後，孫氏也繼續得以在倫敦遊學演講。在脫困時他得到一些英國人幫助，也曾許諾償付其報酬。為了掙錢，他策划出版一部自己的英文歷險記，也順便宣傳關於中國革命的設想、主張和行動。事實上，這本名為《倫敦被難記》的小冊子執筆者是其老師康德黎醫生，因此文辭流暢，語句生動，還帶著優雅的英式幽默，常常令讀者忍俊不禁。

這本書當時在英國很暢銷，也漸漸獲得了早就「睜眼看世界」的日本人的注意。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對於中國人是鄙視的，認為他們甘願臣服於清廷的暴虐統治而不敢反抗，對世界大勢又刻意迴避，不願主動融入全球化大潮，以致淪於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乃愈加不能自拔。現在竟然有一位叫「孫逸仙」的中國醫生，受過良好的英式教育，敢於只手挑戰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其意志勇氣魄力令人景仰。

1897年8月，也就是倫敦蒙難近一年後，孫中山由英國經加拿大，再次履跡橫濱時，他在日本已經是個知名人物。在犬養毅、頭山滿等政壇實力派的暗助下，他得到當局正式頒發的僑居證。孫氏還結交了對中國乃至東亞革命深感興趣的浪人俠士，如宮崎滔天、平山周等，這些人將成為他結識中國留日學生的中介者。

1900年秋，在上述日本友人的支持下，孫中山又策動了惠州起義。後來他認為，行動雖然失敗，但有識之士「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經此一役，「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次年初夏，吳祿貞、鈕永建、程家檉、馬君武等去橫濱拜訪孫中山，這是他有規模地接見留日學生的開始。再一年，日本友人宮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夢》開始在東京報紙上連載。這本書雖說是宮崎本人的回憶錄，但其中大篇幅地介紹了孫中山較為完整的革命事迹，使得留日學生對於孫氏的了解更為詳細，進而引發了追隨崇拜之心。

1903年對於孫中山來說，非常平淡，無論發展組織還是籌募款項，都沒有突破。但揆諸全國革命形勢，卻已經顯現風起雲湧、四面開花之相。正如開篇所說，在年初，雖然傳統會黨的反清起義失敗，但留學生已經開始公然排滿，清廷的大敵將漸漸從社會底層的洪門轉為那些家世清白、目光遠大的青年知識分子。四五月間，上海東京的知識精英幾乎同時以「拒俄」名義結成聯盟，這是中產階級反清分子組織化的開始。

四川激進青年鄒容的小冊子《革命軍》也在本月的上海出版。這本書簡單直白，其口號式的反清排滿主張非常利於傳播擴散，在後來形成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影響力，堪稱辛亥前夕的「革命聖經」。幾乎同時，在日本深受孫中山魅力感染和思想熏陶的吳祿貞已經回國，受湖廣總督張之洞所託訓練新軍，他藉此機會在武昌花園山設立秘密機關，此為湖北革命團體之開始，也隱然成為中南地區反清分子的中心。

春末的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遭到了朝廷敏銳而強烈的反撲。剛入夏，章太炎鄒容被捕；「拒俄」團體遭解散；記者沈藎被杖斃於刑部大獄；章士釗主編的《蘇報》《國民日日報》因主張排滿，先後被上海租界當局查封。但這股反動氣焰倒是將革命者朝更極端激進的方向擠壓。

原先，革命者成分複雜，有主張排滿復漢者，有主張維新保皇者，有主張反帝愛國者，有主張尚武自強者，在朝廷的高壓下，這些知識青年紛紛東渡日本，情緒愈加對立，逐漸向組織化、政治化的道路上邁進。而他們尚需要一位思想偶像和意識形態領袖。

於是，他們發現了早有一位「共主」等著他們，那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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