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在今天的中國，權謀文化並非完全沒有土壤

近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即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裡面有很多很多分支。權謀文化屬於政治的範疇，是其中一個分支，而且是重要的分支。……振興中華，首先就應該振興中華文化。這個題目很大，今天就不在這裡多講了，我還是通過《張居正》來談談中國的權謀文化。

我先給同學們講一講張居正這個人，就是我的小說《張居正》的主人公。我曾經在西安交通大學與同學們做過一次交流，有一個女同學說：「你來之前我還不知道張居正是誰。」我聽了以後，覺得這位女同學很可愛，因為她很率真。現在的年輕人，大都不讀歷史了。為什麼呢？她不必要知道張居正，她可以知道超女，因為這是電視上每天都有的。電視一宣傳，超女的粉絲就多了。張居正不可能在現代傳媒中每天與觀眾見面，他只能藏身於我們的線裝書中。

但是這個人在歷史上的功績非常之大，他領導了1572年開始的一場萬曆新政改革。這一場改革同今天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處，就是非常關注老百姓的利益，關注經濟領域中的諸多弊端，以及如何去解決這些弊端，從而讓老百姓在改革中真正得到實惠。這是一個封建時代難得的有清醒認識的政治家，也是從商鞅開始，一直到清代光緒這兩千多年來，所有封建時代政治家進行的改革中最成功的一次。完全可以說，張居正推行的萬曆新政為今天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範例。

因此我在長期研究過程中，覺得張居正這個人了不起。另外還有一點鄉情在起作用，因為張居正是湖北人，我也是湖北人。我們之間隔了四百多年，可是這並不要緊，心與心的相契，是可以超越時空界限的。我在寫他之前，曾到他墳前去憑弔，那是1998年清明節，他的墳在荊州城外，非常破敗。我們在清明節祭掃祖先，會把祖墳整理得很好。可是，他卻被歷史、被人們遺忘了。所以當時我有一種蒼涼感，我覺得我有責任讓張居正復活在中國的歷史中。

在《張居正》這部書中，我除了濃墨重彩地描繪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的種種艱難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側面，就是我始終是以清醒的態度來批判皇權的。我的志向是為中國所有的有利於民族復興、為人民謀福祉的人樹碑立傳。《張居正》之所以能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大約與我的這種追求與寫作態度有關。因此，我非常珍惜專家與讀者對我的肯定。我在寫作《張居正》時接觸並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其中作祟於政壇的以皇權專製為主導的官場的權謀文化，引起我長久的反思和批判。

下面，我想從四個方面來談一談我對權謀文化的理解。

第一個方面是權謀文化的特徵。權就是權利，謀就是謀略，統治者為了鞏固他的權力而採取的手段，或者某一個政治集團為奪取政權而採取的策略，都稱為權謀。

這裡我給大家講兩個例子，第一個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故事。勾踐成了吳國的俘虜以後，必須俯首稱臣。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聽從吳王夫差的安排，離開自己的都城，從越國的紹興，來到吳國的蘇州，在蘇州城裡給吳王夫差當馬夫。一個諸侯國的國君，給另外一個諸侯國的國君當馬夫，這已經是非常恥辱的一件事。勾踐多少次受不了，甚至都不想活了。他的大臣范蠡勸告說：「大王，你一定要忍受住，為了越國，你今天受的所有的屈辱和苦難，都是應該的。」勾踐聽進去了這句話。有一次夫差得病，幾個月沒見好轉，吳國的大臣都非常著急，但著急也僅僅只是著急而已，並沒有想到什麼特別的辦法來解決。勾踐卻不同，他天天跑到宮殿門口去跪著說：「我為夫差大王請安。」有一天夫差拉了大便，他的內侍拿著便盆走出來，勾踐說：「你等一等。」那個內侍就停下來了。勾踐站起來把夫差的糞便拿了一點放到嘴裡去品味，然後說：「請轉告吳王，我有事告訴他。」內侍進去給吳王說：「勾踐吃了你的糞便，說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夫差感到非常奇怪，他說：「他怎麼能這樣呢？好，那叫他進來。」勾踐進去後對吳王說：「賤人嘗了你的糞便後，感到你的糞便苦中帶澀，證明你的內火很重。而且裡面還有兩粒飯沒有消化掉，證明你的胃氣很弱。因此你要吃魚腥草，減輕你的內火。」夫差說：「那就把那草弄來試試。」吃了之後，真的好了。從此夫差對勾踐印象極佳，起了念頭要放勾踐回國。他的大臣伍子胥說：「勾踐這人陰險至極，你不能放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討好你，你不要相信他。」夫差說：「你怎麼不嘗我的糞便啊？人家嘗我的糞便，多忠心啊。」說完把伍子胥罵了一頓。就這樣夫差下達了放還勾踐的命令。勾踐知道後非常高興，他的大臣范蠡說：「陛下，你不要這樣，你要裝得非常哀傷，表示捨不得離開。」勾踐立刻明白了。回國前，他給吳王夫差講：「我真捨不得離開大王，我就願意給你當馬夫。」夫差對他完全放心了，說：「去去去，你回去當國王。」勾踐一離開吳國的國界，就回頭用充滿仇恨的眼光看著吳國說：「總有一天我要用王者氣概來消滅吳國，佔領這片土地。」後來，勾踐真的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夫差不但成了他的階下囚，還被他賜死。

這個故事所展現的就是謀略，這就叫權謀。所以說，權謀就是為奪取政權置對手於死地而採取的一種非常手段。中國古代的哲人，如和勾踐同一個時代的孔子，比孔子稍早些的老子，都是講求仁義、排斥智術的。但從剛才我給大家講的這個故事看，勾踐在夫差面前表現的那一套，並不是什麼仁義，恰恰就是智術，用莊子的話說，這叫「機心」。歷代的大儒、得道者，都是排斥機心的，但在政壇上，機心卻大行其道。因此可以說，由機心所產生的權謀具有非道德的色彩。搞陰謀詭計是不講道德的。

這裡再講一個故事。戰國時代有一個諸侯國，非常渴望得到鄰國的一片土地，打了無數次戰爭，沒有奪回來，花了很多時間談判，也沒有談回來。因此成了這個諸侯國國君的心病。有一天來了一位巫師，他對國君說：「我不需要你動一兵一卒，也不要你用土地去交換，你只要給我三百斤黃金，這塊土地保證就是你的。」國君說：「你有這招兒啊？」他說：「我有這招兒。」國君於是召聚大臣議論這件事。大臣都反對，都說這巫師是江湖上的人，不要信他的。國君說：「三百斤黃金不算什麼，我沒有輸掉什麼東西，我要試一試他究竟本事在哪兒。」他真的給了巫師三百斤黃金。巫師拿了黃金到了鄰國，他先拿一百斤黃金收買皇帝跟前的寵臣。又拿一百斤黃金收買一個大臣，這是重賄，大臣動心了。這樣收買成功了，大臣便帶他去見國君，說有緊急事情。在見國君之前，巫師又花一百斤黃金把國君的隱私都偵察清楚了。所以，他見了國君就說：「你最近身體不大好，你的什麼什麼兒子不成器，你的家族什麼什麼人試圖反對你。」說的事情全是真的。國君一聽覺得這巫師還真有點本事，什麼都知道，於是請教他有沒有逢凶化吉的解救之方。巫師說有，他說：「我仔細看了，你這個國家所有的土地，都是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唯獨某一個地方，那一塊兒土地冒黑氣兒，那是你的噩運。你所有的噩運都來自這塊土地。」國君說：「我的鄰國就是想搶這片土地啊！」巫師說：「你趕緊給他，這樣壞運就讓他拿走了，跟你就沒關係了。」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居然讓這位國君相信了。巫師果然沒費一兵一卒，十多年戰爭都沒得到的土地，被他用欺騙手法得到了。這道德嗎？這不道德。

我們今天講要以國家利益為重，所以這就是他以他的國家利益為重，用一種非常規的手段，用一種不道德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我說權謀文化帶有不道德的色彩，這是權謀文化的特點之一。

第二個方面要談的是權謀文化的土壤。古人有這樣一句格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是皇帝的，所有土地上的人民，都是皇上的奴隸、皇上的子民。這說的是一種君父制，君臣的關係。孔子早在公元前6世紀的時候，就提出來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裡面就把皇帝、把君權擺在了絕對崇高的位置，所以說「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君王就代表天。孔子定下了這樣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關係以後，所有的臣民在經過漫長的文化傳承之後，就有了這樣一種潛意識，就是崇拜皇帝。

現在你看每個單位，稱自己的書記，甚至是縣長，都說這是我們老闆。你別看這麼簡單一個稱謂，既說明了他對權力的崇拜，也說明了他對財富的崇拜，這是一種文化的基因。從簡單的一句話裡面，可以看出整個中國文化中這種鐵定的秩序和關係——帝王是至高無上的。依此類推，各單位的頭頭也是說一不二的。這樣一來，權謀文化有了合理存在的土壤。因為所有人要取悅皇上，取悅領導。過去女人在丈夫面前自稱妾身，如果是丫鬟，稱自己為奴婢，女人一點地位都沒有。而所有的臣在皇帝面前自稱下臣、賤臣。這樣一種「臣妾」心理，直到今天還作祟於我們的國民之中。一般來講，年輕人相對好一點，臣妾心態不多。但是，一旦他步入社會，在生活中虧吃多了，每次由著自己性子做事總做不成功，甚至碰得頭破血流，於是總結教訓，學會委曲求全。在別人看來，這個人成熟了。所謂成熟，依我看來，就是他變得有臣妾心理了。

唐代的大詩人張祜寫了一首詩，這首詩很能說明問題。詩是這樣寫的：「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眉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新婚之夜的新娘子，準備第二天早上起來拜公婆，她精心地畫眉，把眉毛描得很細，問她的新郎，婆婆會喜歡我這個眉毛顏色的深淺嗎？這首詩為什麼那麼有名，那麼廣為流傳？就因為這首詩有典型的臣妾心態：我活著是為別人活著，別人認為美我才感覺美，別人認為不美，我自己認為美，這就不成其為美，就得犧牲我的個人主張。不像我們今天，你看我們的超女，她們可不管別人認為美不美，只管按自己的喜好穿戴打扮。唯其如此，才有那麼多的年輕人追崇她們。這是一種解放。一旦一個社會的個性開始張揚了，那麼臣妾心態就會減弱。可是一旦臣妾心態成為國民的基本素質的時候，我們講所有的制度創新，所有的人才優勢，就必將是一句空話。

當年我曾經棄文經商，做過高爾夫球場的董事長，也當過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從用人的角度，對臣妾心態有比較真切的感受。記得有一次，我的公司要招聘員工，其中最重要的崗位有兩個，一個辦公室主任和一個財務部經理。來應聘財務部經理的是一個正牌的財經大學畢業生，而且已經是大學的老師了。我就問他：「說說這個財務部經理你怎麼當？」他說：「你叫我怎麼當就怎麼當。」我說：「你要根據你學的財務知識來制定一個財務制度。」他說：「你說怎麼制定就怎麼制定。」我說：「如果讓你做假賬呢？」他說：「你叫我做假賬，我保證別人看不出來，就像真的。」從這段對話中，同學們不難看出，這位大學老師就是很典型的專制權力的屈服者，潛意識中的臣妾心態很嚴重。今天我們很多人去公司應聘，很自然地就會揣摩老闆的意圖，並順竿兒爬，目的是為了應聘成功。這種做法，這種心態，跟封建時代的大臣揣摩聖意，如出一轍，這就是臣妾心態。張居正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可是他沒有辦法擺脫這種文化的束縛。他當首輔時的年齡是四十八歲，而他輔佐的小皇上萬曆皇帝才十歲，可是他依然稱這小皇上為「君父」。每次覲見，都得行磕頭大禮。這種事情在今天看來很滑稽，但當時的典章制度，就是這麼規定的。張居正若不遵守這種禮節，就是大不忠。「譽則歸君，過則歸己」，被稱為古代大臣的美德。這樣一來，則皇上永遠是正確的，大臣永遠都是皇上的臣僕。若大臣的表現硬朗一點，激烈一點，則會被稱為「權臣」。一個大臣一旦戴上「權臣」的帽子，則被視為異類，整個士林都會咒罵他。可見臣妾心態在中國是有土壤的。在今天的中國，對臣妾文化我們應保持充分的警惕。如果每一個人都保留著這樣一種畸形的文化心態，我們民族的精神就會萎縮，無論是政治生活與個人生活，都不會有尊嚴可言。

第三個方面講一講權謀文化的影響。很多人通過權謀文化的運用，嘗到了甜頭，甚至掌握了先機。因此一直到今天，很多人樂此不疲。我們很多的電視劇、歷史大片，以非常欣賞的角度來歌頌皇權，歌頌權謀。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侏儒的表現。為什麼你一定要想方設法取悅上司呢？為什麼明知錯了的東西你也不敢抵制呢？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屢屢讓那些陰謀家在這片土地上得到了他們不該得到的東西。

舉明代初期的劉伯溫為例。中國古代，一個有作為的皇帝遇到一個有謀略的大臣，稱為風雲際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與他的軍師劉伯溫，也算是這方面的範例。這個劉先生可是了不得，文韜武略，樣樣出眾。因為有他的謀略，決定朱元璋生死存亡的鄱陽湖大戰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卻說朱元璋的開國大典，搞得非常隆重。朱元璋龍袍加身回到休息廳裡面，劉伯溫和他兩人在一起，朱元璋一高興，說：「老劉啊，我本來是一路打劫，哪曉得弄假成真。」這意思很明顯，是說我本來是要當土匪的，哪曉得當了皇帝。劉伯溫一聽，立即跪下來了，正顏奏道：「陛下，你是天生龍種，君權神授。」朱元璋一聽，立刻意識到自己說錯話了，他馬上把門帘一掀，看到外面太監在掃地，便問太監：「剛才朕說什麼，你聽見沒有？」太監也鬼得很，知道若如實回答說他聽見了，立刻就會掉腦袋。皇帝說自己是土匪那怎麼行？他就裝啞巴，朱元璋這才放心。可是劉伯溫從此種下了禍根。朱元璋覺得劉伯溫太聰明了，若將他留在朝廷，終究是個禍害。劉伯溫當然清楚「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劇，主動提出回家養老。朱元璋說：「你要回去養老也好，你走之前，有什麼建議沒有？你什麼都懂。你懂天文地理，你看我周圍這些人，怎麼樣？」劉伯溫心想，既然人家是天生龍種，我還得對他說真話。他說：「汪廣洋這個人不能當宰相，胡維庸這個人一旦執政，國家就會衰敗。」他就說了這兩個人。朱元璋回答：「知道了。你回到鄉下以後，看到有可以給我提建議的事，以及你看到有什麼貪官，立即單獨給我稟報，寫密信給我。」這次劉伯溫又聽進去了。他看到汪廣洋的兒子在浙江煮海為鹽，牟取暴利，就偷偷地把汪廣洋兒子的不法行為寫在一封密信里，讓兒子親自送到朱元璋手上。朱元璋看到這封信以後，非常憤怒，就下令處置汪廣洋的兒子以及和他一起牟取暴利的鹽商。當他的聖旨出來以後，汪廣洋就跑去找朱元璋，說：「皇上，這樣做不大好吧？劉伯溫是功臣，但他現在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一個退休的老百姓，怎麼說什麼你都聽呢？國家有一套規矩，你說誰違反法紀，有都察院、六科言官來查。他這一說你就信，那朝廷還成什麼朝廷！」朱元璋問：「那怎麼辦？」汪廣洋說：「你趕快把他的兒子抓住。」朱元璋說：「我已經下旨讓他回去了。」朱元璋有意袒護劉伯溫，他也想藉此機會把汪廣洋這股勢力整一整。汪廣洋回來後與胡維庸商量，說劉伯溫這個人退休了還不老實，還在這兒管閑事，我們該怎麼辦？結果他們出了一個毒招兒。第二天，胡維庸跑去給朱元璋彙報，說：「皇上，劉伯溫退休是假，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在老家蓋房子，他找了一塊兒寶地。」朱元璋說：「蓋房沒有錯啊，誰都得住房子啊。」胡維庸說：「他劉伯溫不一樣啊，他懂天文地理，他蓋那個房子是龍宅，將來皇帝就出在他們家了。」朱元璋一聽，說：「難怪他要走，去把他叫回來。」那時劉伯溫在浙江京華老家，剛蓋了一棟房子養老，就被朱元璋叫了回去。朱元璋苦口婆心教導他一個晚上，說：「你作為大臣，你要知道，君臣關係處理不好，對你不利。」劉伯溫比什麼人都聰明，他一聽這話感覺不對了，便對朱元璋說：「皇上，我現在不回去了，就在南京陪您住著。」朱元璋說：「好。」劉伯溫說：「我把在金華蓋的房子拆掉。」朱元璋說：「好。」即便這樣，朱元璋還是不放心。又過了三年，劉伯溫病了，朱元璋給他送東西吃，還是下毒把他搞死了。這就是權謀文化，是胡維庸、汪廣洋之流殘害忠良的一種方式。

在現代的法制社會，權謀文化是沒有市場的，但在封建專制時代，權謀文化卻影響巨大。權謀文化將政治變得很骯髒。在這種形勢下，一些正直的政治家，為了社稷與朝廷，也不得不藉助陰謀來剷除奸佞，下面再舉一個例子。

明代的嘉靖皇帝，非常喜歡道教，一天到晚在皇宮裡面架個爐子煉丹。每次煉成丹藥，所有的大臣都得寫賀信與賀詩。煉丹時，還有大臣寫青詞來祈禱，青詞寫得好的，便能得到嘉靖皇帝的賞識。朝中有一個大臣叫嚴嵩，就因為善於揣摩聖意，青詞寫得好，所以深得嘉靖皇帝賞識，當上了內閣首輔。他當首輔的時候，還有一個次輔是松江人徐階。此人是狀元出身，比較正派，他心裡頭認為皇上煉丹並非好事，所以寫青詞不積極。嘉靖皇帝對他就有點不滿意。

有一天，嘉靖皇帝又煉成了丹，嚴嵩及時寫了賀詞。可是徐階第二天才寫了一封賀詞，一看就是應付文章。嘉靖皇帝把徐階找了去，說：「你這個賀詞我看了，好像在應付啊。」徐階說：「皇上，最近有很多國事，很多奏本要處理，因此比較忙。」皇帝說：「我知道，你在忙著治理國家。」徐階一聽，感覺這話不對。國家是誰的啊？不是他嘉靖皇帝的嗎？現在國家的第一件大事不是黃河發大水，也不是哪裡有地震，而是大小臣工爭著給皇上寫賀詞。徐階是聰明人，他知道這是嚴嵩在皇帝面前告了刁狀。這個嚴嵩長期竊據首輔之位，賣官鬻爵，搜刮錢財，培植私黨，已成為最大的國蠹。他看出徐階不肯阿附，在朝廷上下有清望，便想將其除掉。徐階審時度勢，經過非常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決定改變自己這種勤勉政務、為國效勞的孤臣心態。從此，他每天天不亮就上班，不是去內閣的辦公室，而是到皇宮的門口等著。幹什麼呢？他等皇宮開門他好進去，主動給皇帝生爐子。

他這麼一做，嚴嵩又吃醋了。嚴嵩當時的黨羽遍天下，各省各部全是他的死黨。徐階手下的幾個人，有張居正、高拱，還有那個清官海瑞，都很書生，沒有掌控實權，所以他知道鬥不過嚴嵩。鬥不過怎麼辦呢？徐階想了一計。有一天他去拜訪嚴嵩，他說：「我老家那兒不好，都是些商人，那一塊兒人沒文化，還是江西有文化，那兒出了你這樣的朝廷柱石，真是了不得。」嚴嵩問：「那你想怎麼辦？」他說：「我想搬到你老家去住。」嚴嵩一聽，他跟我攀老鄉，而且願意遷籍搬家到我的老家去，就說：「那好啊。」這樣徐階硬是把自己的家從松江搬到了南昌，和嚴嵩成了老鄉。我們中國人就講老鄉、同學、親戚和朋友。嚴嵩果然放鬆了警惕：你看，狀元出身的松江大才子，堂堂次輔，如今成了我老鄉。嚴嵩再不把徐階當作對手了。

從此皇上每天煉丹，嚴嵩、徐階兩個拿著扇子給他扇爐子，給他寫青詞。天天干這個事兒，引來士林中罵聲一片。張居正也不理解，他就問徐階：「老師啊，這樣怎麼行呢？首輔次輔都不管國事，國家不就亡了嗎？」徐階說：「年輕人，你懂什麼？你現在回去歇著。」張居正當時是翰林院編修，是個六品官，三十歲。他看不慣官場的齷齪，真的回到老家湖北江陵，住了整整三年。後來徐階寫信讓他回來。張居正又回到京城，徐階安排他當國子監的教務長，並叮囑這個得意門生說：「你看不懂的事就不要說，書獃子話你也不要說，好好兒讀書，當悶嘴葫蘆。」

徐階還是天天陪著嚴嵩玩兒，給皇上煉丹。又熬了一段時間，嚴嵩老了，七十多歲了，說話不利索了，腦子也沒有過去反應那麼快。有一次他過門檻兒磕了一下，嘉靖皇帝一看，說：「嚴嵩你老了吧？」徐階聽了這句話以後，感到時機成熟，可以組織反攻了。他手下的一幫人聽了，高興得很，說：「我們現在就寫本子彈劾嚴嵩。」徐階說：「不行，得投石問路，皇上只說他老了，還沒有說討厭他啊。」此時，徐階見機行事，採用了一個非道德的手段。

有一個道人叫藍道行，非常得嘉靖皇帝的信任，徐階讓他的手下用重金收買藍道行。有天早上，嘉靖皇帝要接見藍道行。徐階已經知道，嚴嵩為了一個邊境問題要在同一天早上來請示嘉靖皇帝，於是他就給藍道行講了一番謀略。藍道行見了皇帝以後，皇帝說：「你看我最近身體怎麼樣？」藍道行說：「你的身體非常好，但是你的印堂上有黑氣。」皇帝說：「那怎麼辦？」藍道行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待會兒會有一個人進來，這個人長著大鬍子，系著一條玉帶，七十多歲了，這個人是害你的人。」嘉靖皇帝聽進去了。不一會兒，嚴嵩走了進來，要彙報北方軍事問題，嘉靖見他的樣子與藍道行說的很相像，便說：「今天朕累了，就不談了吧。」徐階看到嚴嵩進去沒五分鐘就出來了，便知道大計告成，回去就對門生講：「現在可以動手了。」門生都說要直接彈劾嚴嵩。徐階說：「不行，先要投石問路，先彈劾他兒子嚴世蕃，他兒子有很多不法的行為。」徐階怎麼想的呢？第一步是讓手下的人先彈劾他兒子嚴世蕃，如果狀子一送上去，皇帝批了，就可以再走第二步。如果皇帝一看雷霆大怒，不要緊，把自己手下的這個官員撤職，然後由他出面來擺平這件事情，這就是徐階的謀略。結果嘉靖皇帝一看，說嚴世蕃這麼貪啊，於是下旨把嚴世蕃抓了起來，並讓嚴嵩致仕。徐階從動心思要扳倒嚴嵩，到嚴嵩最後真正倒台，兒子被判死刑，整整花了十七年時間。徐階當上首輔以後，又把家從南昌搬回松江。同學們，你們看看政治家做事有耐心吧？十七年就做這一件事，你說這個徐階是好人還是壞人呢？徐階是個很好的人，可是他所採取的謀略是不道德的。

我在上面舉這一正一反兩個例子，是想說明中國這個土壤上，無論是壞人搞好人，還是好人搞壞人，無論你是為了這個國家，還是為了個人利益，都得使用這種權謀的手段。中國古代的政壇，從來不以道德論英雄，只以成敗論英雄，這就是權謀文化的影響。

第四個問題想講一講權謀文化的危害。我覺得權謀文化對於今天我們的法制社會、民主社會來講，是一種毒害，是一顆毒瘤，而絕不是一種健康的東西；是傳統文化中糟粕的一部分，而絕不是精華的一部分。

權謀文化的第一個危害是言而無信，沒有一種制度可言，沒有一種健康的感情可言。所有熱衷於權謀文化的人，都不會受到道德的制約，也不受人民的監督。權謀文化的最終結局只有兩個：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福祉，都可以成為政治家手上的籌碼，而不會成為他們的目的。

權謀文化的第二個危害是人才荒廢。在帝王的眼中，所有的大臣都是工具，合我的心意則用，違背我的意志則廢。國家的人才往往是閑置的多，任用的少。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指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再說人才若用到實處，也的確會成為造福於社稷的棟樑之材，但其結局大都凄涼，張居正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比張居正早兩千多年，春秋時的楚國，也出了一個有名的宰相，叫孫叔敖。這個人對楚國的發展與壯大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他知道自己死後，家裡人恐怕日子不會好過。因為他是個清官，死的時候連棺材都是用的最普通的，家裡沒有什麼財產。臨終時，他給兒子講：「如果你將來淪落到要要飯的時候，你就去找優孟這個人。」優孟是演戲的，類似於今天的小品演員，名氣很大。他兒子記住這句話，過了幾年，他窮困潦倒去找優孟。優孟說：「你找我幹什麼？」他說：「我父親死的時候說，我如果日子過不下去了，就來找你。」優孟感慨萬分，於是花了一年的時間模仿孫叔敖說話的口氣和動作，以及與楚王在一起時的神態和表情。在楚王的一次酒宴上，優孟穿著孫叔敖的衣服去見楚王。楚王一看，大驚：「孫叔敖？你怎麼活了？」優孟整個狀態完全跟孫叔敖一模一樣。楚王說：「天助我也，讓良臣復活，來幫助我。」一想又覺得不對，死了幾年了，怎麼還能復活呢？後來優孟告訴他說：「孫叔敖死後，他的兒子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孫叔敖幫助你讓楚國強大起來，他的子孫這麼窮，其他的人才還會跟你嗎？」楚王幡然醒悟，於是給了孫叔敖兒子一些賞賜。如果有一個正確的制度，決定人才的進退、國家的福利，還用得著一個唱戲的人用這樣一種方式來讓皇帝給予他本來應該得到的待遇嗎？「優孟衣冠」這個成語，也說明了權謀的無處不在。

權謀文化的第三個危害是讓政治演變成黑暗的斗獸場。這裡我再給大家講兩個小故事。第一個就是勾踐離開吳國幾年後，果然以王者之勢殺回蘇州，並滅掉了吳國。平心而論，消滅吳國的功臣裡頭，應該有一個西施。勾踐當年聽信范蠡的計謀，把西施貢獻給吳王夫差，讓夫差沉湎於酒色之中而不理朝政。范蠡希望勾踐獎賞西施。勾踐對他說：「好，明天決定。」第二天，勾踐命令把西施放進一個鐵籠子，沉到太湖裡面去了。范蠡說：「大王你怎麼能這樣？」勾踐說：「你想想，一個女人能讓一個皇帝糜爛心志，而喪失一個國家，這個女人還不是一汪禍水嗎？我們留著還有什麼用？」從這一點看勾踐是多麼地冷酷。如果天下道理盡在帝王家，則社會的文明力量永遠也戰勝不了殘暴。第二個就是燕王朱棣，他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在他驅逐建文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死了很多士兵。他把這些士兵的屍骨磨成珠子，穿成佛珠，發給太監，每人拿一串用來念佛。其中完整的頭顱骨，他拿來做成碗，用來飲酒。有大臣說：「皇上你怎麼能這樣呢？」他說：「我用這種方式紀念陣亡的將士。」這就是我們的權謀文化中沒有人性的一面。

以上給同學們所講的這樣一些權謀文化的東西，在今天來看，已經和我們的生活相去甚遠，更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在今天的中國，權謀文化並非完全沒有土壤。弘揚與振興民族文化，前提是去其糟粕。權謀文化恰恰就是一種糟粕，我們對它不是要繼承，而是要批判。

2005年11月9日

在中國地質大學的演講

本文摘自熊召政《歷史的鄉愁──中國文化演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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