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蘇聯元帥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沙波什尼科夫（Boris Mikhailovitch Shaposhnikov，1882年10月2日—1945年3月26日），蘇聯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蘇聯元帥（1940），第七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蘇聯第一屆最高蘇維埃代表。畢業於沙俄總參軍事學院，在一戰時就是上校，在1928年至1931年、1937年至1940年和1941年至1942年三次擔任了紅軍總參謀長，性格溫和，博學多才，深受斯大林敬重，是第一個被斯大林稱呼全名的人（第二位是羅科索夫斯基）。

1940年晉陞蘇聯元帥。組織了莫斯科反攻作戰，後因病申請退養，但仍保留了副國防人民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並主管軍事工程和防禦工事。獲列寧勳章3枚，紅旗勳章2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1枚，紅星勳章2枚，獎章多枚。高級步校和莫斯科一街道，以其名字命名。葬於紅場克里姆林宮牆下。

蘇聯元帥，軍事理論家沙波什尼科夫生於茲拉托烏斯特(今屬車裡雅賓斯克州)。1901年開始服兵役。畢業於莫斯科軍事學校（1903年，同年他在沙皇軍隊里當軍官[1] ）和尼古拉總參軍事學院（1910年）。1903年曾在土耳其斯坦軍區和華沙軍區擔任過指揮和參謀職務。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10月起任上校團長。1917年12月在高加索擲彈兵師部隊革命軍事委員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該師師長。1918年參加蘇軍。

國內戰爭時期，始任最高軍事委員會司令部作戰部部長助理，後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野戰司令部情報部部長。1919年3月起任烏克蘭陸海軍人民委員部第一副參謀長，8月起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野戰司令部情報部部長，10月起任作戰部部長。參與制定了1919年10月對鄧尼金軍隊的反攻作戰計劃，並為1920年西南方面軍、西方面軍和克里木地區戰局計劃的制定者之一。因參與制定了粉碎國內反革命和武裝干涉軍各項重大戰略計劃，並積極致力於計劃的實施，榮獲紅旗勳章。

國內戰爭後，1921年2月起任工農紅軍第一副參謀長。1925—1928年先後

鮑里斯·米哈伊諾維奇·沙波什尼科夫元帥

鮑里斯·米哈伊諾維奇·沙波什尼科夫元帥

任列寧格勒軍區和莫斯科軍區司令。在二十年代里，他筆耕不輟，寫了《軍隊的頭腦》一書，以及其他有關軍事編製和戰略的基本讀物。[1] 1928—1931年任工農紅軍參謀長。期間於1930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31—1932年任伏爾加河沿岸軍區司令。1932—1935年任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1935—1937年任列寧格勒軍區司令。1937年5月起任總參謀長。[2] 1939年起為聯共（布）中央候補委員。蘇芬戰爭初期，他擬定了一個正確的作戰計劃，卻被斯大林否決，結果遭受很大損失。蘇芬戰爭後，斯大林著手對軍隊進行調整，伏羅希洛夫和謝苗·布瓊尼都被調任，沙波什尼科夫的待遇則不同，他思路廣闊，頭腦敏銳，善於分析，謙虛寬厚，紀律嚴明，繼續受到斯大林的重用。1940年8月起任蘇聯副國防人民委員。

在1940年蘇聯緊張備戰時，斯大林讓副國防人民委員沙波什尼科夫就德國入侵可能採用什麼計劃，起草一份全面的參謀報告。沙波什尼科夫在報告中認為，德國的主攻方向將在波羅的海和普里皮特沼澤地之間，針對著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在同年九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仔細聽取了這一彙報，卻對它不以為然，認為德軍的主要突擊方向是西南方向，否決了這一由沙波什尼科夫做出的報告。斯大林的這一錯誤判斷，對蘇德戰爭初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1941年7月21—30日他任西方向參謀長（輔佐謝苗·鐵木辛哥），後接替脾氣火暴的格奧爾吉·朱可夫復任總參謀長，在其直接參与下制訂了蘇軍1941—1942年準備和實施的一些重大戰役（斯摩棱斯克戰役、1941年底一1942年初蘇軍的冬季反攻和總攻）的作戰方案。為此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他雖然深受斯大林敬重，斯大林總是尊敬地稱呼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字和父名「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是當著斯大林的面唯一被允許抽煙的人，但性格偏於軟弱，遇事不敢力爭，他不同意斯大林的1942年夏季反攻計劃，又無法阻止，1942年5月以身體多病，不適應劇烈的戰爭活動為由，推薦弟子華西列夫斯基接任總參謀長，改任副國防人民委員養病。1943年6月—1945年任總參軍事學院院長。1945年3月26日病逝。

他諳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方法，具有豐富的司令部工作和指揮部隊的實踐經驗，對蘇聯武裝力量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對鞏固和完善武裝力量及培養軍事幹部，做出了重大貢獻。在發展蘇聯軍事科學和總結國內戰爭的作戰經驗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參加了條令制定委員會的工作，這些條令反映了蘇聯軍事理論的基本原則。他在《軍隊的大腦》這部具有重大價值的著作中，闡述了關於未來戰爭性質的基本觀點，深刻揭示了指導現代化戰爭的特徵，提供了作為最高統帥部指揮武裝力量機關的總參謀部的作用、職能和機構的廣泛知識。衛國戰爭年代總參謀部的活動，證明了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和觀點的正確性。

《在維斯瓦河》，莫斯科1924年版；《軍隊的大腦》，1—3冊（80萬字），莫斯科1927—1929年版；《回憶錄和軍事科學論文》，莫斯科1974年版。在《軍隊的大腦》一書中作者從宏觀決策的高層次，深入探討了「戰爭與政治」「戰爭與經濟」乃至「戰爭與綜合國力」等課題之後，提出了「武裝力量應具有統一的軍事領導體制」的科學結論。他認為，政府應是軍事領導體制的最高統帥部，作為軍隊大腦的總參謀部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指揮軍隊的原則，具體負責有關軍事作戰方面的全部工作，而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的戰爭準備工作，應由政府及下屬各部門去統管。否則，就將違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科學原理，造成「政治是戰爭的繼續」的荒謬現實。但是，總參謀部對戰爭的政治、經濟、外交計劃的全部問題都必須加以充分的考慮，反對所謂軍人不過問政治的錯誤觀點。只有這樣，總參謀部才能由以往統帥身邊的謀士演變成國家的軍隊大腦，其地位才能明顯地提高。他的這一思想，直接導致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建立了最高統帥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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