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說一戰前的歐洲

節選自《和約的經濟後果》

凱恩斯寫於1919年

主要是分析巴黎和會的得失

1870年以前，小小的歐洲大陸的不同部分都專業化地生產著自己的產品，但是作為一個整體，歐洲是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的。其人口也與這一狀況相適應。

1870年以後，形勢發生了大規模的、空前的變化，在此後的50年里，歐洲的經濟狀況變得活躍和奇特起來。

由於可以從美國得到充裕的糧食供應，人口對食物需求的壓力得到了平衡，這是人類有史可查以來第一次逆轉了人口與糧食之間的關係。

雖然人口數量增加了，但是糧食的獲取實際上卻比以前更加容易。與工業一樣，隨著產品規模越來越大，農業的利潤所佔的比例也越來越大。

隨著歐洲人口的不斷增長，一方面，有更多人移民到其他國家從事耕作；另一方面，在歐洲，有更多的工人可用做從事工業品和資本品生產的後備力量。

這些資本品和工業品或將用於移往海外的人口建設新家，或將用於修建鐵路和製造輪船，以便更加方便地將遠方的糧食以及原材料運到歐洲。

一直到大約1900年，工業上單位勞動力所產生的購買力年復一年地高於食物數量的增長。

可能是在1900年前後，這種情況開始出現逆轉，由於自然資源的約束，單位投入的產出出現遞減這一規律開始重新凸顯出來。但是穀物的真實生產成本上漲的趨勢被其他方面的進步所平衡。

其中，一件新奇的事情是，熱帶非洲的各類資源第一次被大規模地開發，含油種子的大規模交易使歐洲人的餐桌上增加了一種全新的、廉價的人類基本食物。

我們大多數人都生活在這個早期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經濟上的理想之國和烏托邦里。

在這些歡樂的年代裡，我們喪失了政治經濟學的建立者們所具有的那種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觀。

18世紀之前，人們並不抱有虛妄的希望。18世紀後期，這種幻想開始流行起來，為了平息這些幻想，馬爾薩斯揭露了一個惡魔。在半個世紀里，所有嚴肅的經濟學著作都對這個惡魔作出了清晰的展望。

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這個惡魔被我們控制住並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而現在，這個惡魔很可能又被我們重新釋放了出來。

在人類的經濟發展史上，1914年8月以前的這段時期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時代！

雖然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工作辛苦、生活水平很低，然而，所有跡象都表明，他們對這一分配狀況相當滿意。

但是，對於任何一個在能力或其他方面具有過人之處的人來說，脫離這種境地而成為中產階級或者上層社會中的一員是完全可能。

此時他們就可以享受到低廉的價格，生活方便而舒適，這種生活之愉悅遠遠超過其他時代那些富甲一方、權傾天下的君主。

倫敦居民早上可以一邊在床上喝早茶，一邊用電話訂購世界各地的商品，這些產品質量優異，並且會一大早就被送到顧客的家門口；

同時，他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投資於世界各地的自然資源和新企業，不用費力甚至不用承擔什麼風險就可以獲得預期的成果和收益；

或者他一時高興，或得到什麼信息，就可以把他的財產託付給那個洲大都會的市民。如果他願意，他可以立刻乘坐舒適又廉價的交通工具去任何國家或地區，並且不需要護照或是其他手續。

他可以派僕人去附近銀行的辦公場所非常方便地獲得珍貴的金屬，然後就可以帶著這些貴金屬出國，即使不了解該國的宗教、語言和習俗也沒有關係，並且稍被干預就會大驚小怪地認為自己受到了嚴重侵犯。

最重要的是，他們認為這種情形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永恆的，這種狀況發展的方向只能是進一步改進，除此而外，對這一發展方向的任何偏離都是不正常的、誹謗性的、可以避免的。

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種族與文明的衝突、壟斷、貿易壁壘、排他，這些行動和政策就像是這個天堂里的毒蛇，但是對英國人而言，這些與每天刊登在報紙上的娛樂新聞沒有什麼區別，它們看上去對我們每天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沒有任何影響，而實際上，基於它們的國際化進程已經快要完成了。

我對戰前就已經存在的歐洲經濟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不穩定因素進一步加以闡述，將有助於理解我們強加給我們敵人的和平的性質和後果。

I．人口

1870年，德國大約有4000萬人口。截至1892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5000萬；到1914年6月30日，人口增至6800萬。在戰前的幾年裡，每年大約增長85萬人，其中移民國外的人口所佔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迅速增長的人口只有在一國的經濟結構進行廣泛轉型的時候才可能維持。德國從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台巨大的、複雜的工業機器，這台機器的平穩運行依賴於德國諸多國內外因素的平衡。

只有讓這台機器開足馬力不停地工作才能在國內為其不斷增長的人口創造就業崗位，才能使它們有能力從國外購買維持其生計的物品。德國這台巨大的機器就像一個陀螺，只有旋轉得越來越快才能維持平衡。

在奧匈帝國，人口從1890年的大約4000萬增長到戰爭爆發時的至少5000萬，與德國的趨勢相同，但是程度較輕。每一年新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50萬，然而，其中每年有大約25萬人移往國外。

為了理解當前的狀況，我們必須首先明確了解德國制度的發展已經將中歐變成了一個多麼不同尋常的人口中心。戰前，德國和奧匈帝國的人口總數不僅大大超出美國人口總數，而且幾乎等於整個北美洲的人口總和。

這麼多的人口擁擠在如此狹小的區域內，為中歐軍事實力的加強奠定了基礎。同樣數量的人口——即使是爆發戰爭也沒有使其人口有明顯減少——如果被剝奪了謀生的手段，則對歐洲的秩序將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俄國人口增加的程度比德國還要嚴重。

1890年，它的人口還不到1億，到戰爭爆發時，其人口已經達到了約1，5億；1914年以前的幾年裡，俄羅斯每年出生人口超過死亡人口的總數達到了驚人的200萬。

俄羅斯人口的這種過度增長，雖然在英國並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但仍然是近幾年來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了。

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長或者其他根本性經濟因素的長期變動所引起的，但是由於這些變動具有漸進性，所以容易被同時代的人所忽視，而被歸罪於統治者的愚蠢或者無神論者的狂熱。

過去的兩年里，俄羅斯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社會發生了巨變：宗教信仰、財產基礎、土地所有權、政府組織形式以及社會統治階級這些似乎最為穩定的要素都被推翻了。

這一巨變更多地應該歸因於人口持續擴張這一深層影響，而不是列寧或尼古拉斯。在突破社會習俗的束縛上，社會過強的繁殖能力這一破壞性力量可能比思想的力量或者獨裁政府的錯誤起著更重要的作用。

II．組織

那些人們所賴以生存的精密組織，其存在部分地依賴於系統內部的要素。

俄羅斯、德國和奧匈帝國境內生活著將近三億人，它們之間的邊界和關稅衝突已經降至最低限度。

各種貨幣都與黃金掛鉤，以保持穩定的貨幣基礎，從而彼此之間也保持穩定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資本的流通和貿易的發展，但是只有當我們今天失去這些有利條件之後才能認識到其全部的價值。

在這個巨大的區域內，居民和他們的財產幾乎是絕對安全的。歐洲人民從來沒有在這樣一個廣闊的、人口眾多的區域內如此長時期地享受過秩序、安全和統一等因素。

這些因素為這台巨大機器的交通運輸、煤炭分配、對外貿易等的組織化鋪平了道路。

而交通運輸、煤炭分配、對外貿易等都是在新增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區建立工業生活秩序所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甚至於不需要用數字來進行詳細證明。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用煤炭的數字來證明，煤炭對中歐的工業發展就像對英國的工業發展一樣是至關重要的。德國1871年的煤炭產量是3000萬噸，1890年上升到7000萬噸，1900年上升到1，1億噸，1913年達到了1，9億噸。

歐洲的經濟體系是以德國為中心支柱建立起來的，德國以外的歐洲的繁榮主要依賴於德國的繁榮和德國的企業。

德國不斷加快的增長速度為其鄰國的產品提供了出路，這些鄰國又可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從德國企業那裡交換回它們所急需的產品。

德國與其鄰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統計數據不可勝數。德國是俄羅斯、挪威、荷蘭、比利時、瑞士、義大利、奧匈帝國的最大出口對象國，是英國、瑞典和丹麥的第二大出口對象國，是法國的第三大出口對象國。

德國是俄羅斯、挪威、瑞典、丹麥、荷蘭、瑞士、義大利、奧匈帝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最大的進口來源國，是英國、比利時和法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國。

英國現在的情況是：德國是僅次於印度的英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同時，德國也是英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僅次於英國從美國的進口。

除了德國西邊的幾個國家，沒有哪個歐洲國家的對德貿易額占其貿易總額的比例少於1／4；至於俄羅斯、奧匈帝國和荷蘭，這一比例就更大了。

德國不僅僅通過貿易為這些國家提供基本必需品，而且還為其中一些國家提供了自身發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德國戰前對境外的投資總計高達62.5億美元，其中將近25億美元投資於俄羅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土耳其。

通過「和平滲透」體系，德國不僅向這些國家提供資金，而且向這些國家提供它們同樣急需的組織管理。這樣一來，萊茵河以東的所有歐洲國家都並人了德國的工業軌道，它們的經濟生活也相應地被調整了。

但是，僅有內部因素而沒有外部因素和一些常見於歐洲的總體部署的通力協作，是不足以維持歐洲人口的。

上述很多情況都是假設歐洲已經真正成為一個整體，而不僅僅適用於中歐。但是，接下來論述的都是整個歐洲體系將會共同面臨的問題。

III．社會心理

歐洲的社會與經濟是按照能夠確保獲得最大資本積累的形式組織的。

雖然大部分人口的習常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社會的組織框架卻將收入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給了最不可能把這筆收入用於消費的階級。

19世紀的新貴們並沒有帶來巨大的消費支出，與即期消費所帶來的樂趣相比，他們更喜歡投資所帶來的權力。事實上，恰恰是財富的分配不公使得固定資產和資本的巨額積累成為可能，這種積累把那個年代與其他年代區別開來。

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理由正在於此。如果富人將他們的新財富都用於自我享受，那麼這個世界在很早以前就會發現，這種社會制度是無法忍受的。他們像蜜蜂一樣儲蓄和積累財富，雖然他們這樣做是出於狹隘的個人目的，但是這絲毫沒有減少他們對整個社會所作的貢獻。

對人類大有裨益的固定資產的大規模積累，在戰前半個世紀里大行其道。在一個財產被平均分配的國家裡，這樣的事情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在那個年代建立的鐵路，就如同埃及的金字塔一樣，是一座讓後世子孫仰慕的豐碑。工人們不能自由地把與他們所付出的勞動等值的報酬用在即時享樂上。

這一卓越制度的發展是建立在雙重誤導或者說欺騙的基礎之上的。

一方面，勞動者階級因為無知或無能為力，或是被強迫、勸說，或是被風俗、慣例、權威以及已經建立的社會規範所哄騙，從而接受了這樣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勞動者只能獲得由勞動者、自然、資本家聯合生產的蛋糕的很少一部分。

另一方面，資本家階級卻可以將蛋糕的大部分據為己有，理論上，他們並不需要消費這些產品；而事實上，眾所周知，他們只消費這些產品的很少一部分。

「儲蓄」責任成為很重要的道德組成部分，並讓資本的不斷積累成為真正的宗教信仰。

圍繞著蛋糕永遠不會被消費這一現實，所有清教徒式的本能都產生了。在其他年代裡，清教徒式的本能是遠離俗世的，它不在意產品的藝術性，也不貪圖享樂。

如此一來，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卻沒有明確最終結果如何預期。居民們被勸告，他們應當延期消費而不是完全放棄消費，應當培養從安全和期望中獲得快樂。

儲蓄的原意是為自己的養老或是為子女考慮，但這僅僅是理論上的說法，蛋糕的優點在於，它永遠都不會被你或者你的子孫後代所消費。

我這樣寫並不是在貶損那一代人的實踐。社會於無意識之中，卻知道所做的是什麼。

與消費的慾望比起來，蛋糕實在是太小了，如果把它分給大家，沒有人會覺得這種分割能讓他們的狀況更好。社會不是為了當前小小的快樂而工作，而是為了人類將來的安全和改進——事實上就是為了「進步」。

如果蛋糕沒有被瓜分，而是讓它像馬爾薩斯所預言的人口那樣成幾何比例增長，或者至少以複利的方式增長，也許，終有一天，蛋糕會大到足夠被大家所分配，那時候，後代人就可以享受我們的勞動成果了。到那時，就再也沒有過度勞動、住房擁擠和食品缺乏這樣的事情了。

人們在滿足身體的基本需要而且生活舒適之後，就會把能力投入到更為高尚的事業中去。

但是，如果蛋糕和人口都以幾何比例增長的話，兩者就會相互抵消。19世紀的人們沉迷於蛋糕以複利方式增長這一令人眩暈的優點，而忘記了人類的繁殖能力。

這種狀況有雙重隱患：其一，人口的增長恐怕仍然超過積累的增長，我們的自我犧牲增加的是人口數量而不是我們的快樂；其二，在這場吞噬一切希望的戰爭中，蛋糕恐怕會被提前消耗殆盡。

但是，這些想法離我現在要說的太遠了，我只是想指出，積累以社會不平等為基礎這一原理是戰前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當時所理解的社會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想強調的是，這一原理基於不穩定的心理狀態，因此是不可能再現的。對於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夠享受舒適生活的人類來說，進行如此巨大的積累並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戰爭揭示出：所有事物的消耗都是可能的，對許多慾望的剋制是無意義的。如今，騙局被揭穿，勞動者階級不願意再這樣忍受下去；資本家階級也對未來失去了信心，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去追求和享受更多的消費自由，因此加速了其財產的消耗。

IV．新舊世界的聯繫

戰前歐洲的人民喜歡積累的習慣是維持歐洲平衡的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必要條件。

歐洲所積累的剩餘資本品中，很大一部分被出口到國外，在那裡，這些投資使得新的食品來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的發展成為可能，同時也使得舊世界對於新世界的自然資源和未開發的潛力產生了需求。

這一因素現在成了最重要的因素。舊世界非常節儉地使用每年所應該獲得的貢品。舊世界的剩餘資本促進了新世界的發展，這種發展又為舊世界帶來了廉價而豐富的供給，而事實上，舊世界並沒有把這些供給所帶來的利益推遲到將來才享受。

但是，對國外的投資所帶來的貨幣收益中，更大的一部分被用於再投資，並積累起來作為準備金，以應付將來有可能變壞的日子。

那時，歐洲勤勞的工人再也不能如此便宜地購買到其他大陸的產品，而歐洲歷史文明與其他氣候和環境下不斷增長的人口之間原來的平衡也將受到威脅。

因此，全歐洲的人民，不管他們在國內延續文明還是冒險在海外發展，都同樣受益於新資源的發展。

然而，甚至在戰前，舊文明與新資源之間的平衡就已經受到了威脅。

歐洲的繁榮建立在美國大量可供出口的剩餘糧食的基礎之上，以歐洲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衡量，歐洲國家所購買到的食品的價格是非常低廉的。

由於歐洲早期的資本投資，它們每年都可以獲得大量的供給而不需要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第二個因素看起來並無危險，但是由於海外人口的增長，主要是美國人口的增長，第一個因素已經不那麼保險了。

當美國的處女地剛剛開始投入生產的時候，這些大陸上的人口比例自身以及與之相應的對當地產品的需求，與歐洲相比是非常少的。

早在1890年，歐洲的人口是南美與北美總人口的3倍。但是到了1914年，美國國內對於小麥的需求已經接近其產量，只有在獲得特大豐收的年份美國才會有剩餘糧食出口的時間越來越臨近了。

事實上，據估計，美國國內目前對小麥的需求已經超過1909～1913年美國小麥平均產量的90％。到那個時候，糧食短缺的傾向將更多地表現為糧食實際價格的持續上升，而不是數量上的短缺。

也就是說，如果將世界看做一個整體，小麥並不缺乏，但是為了獲得足夠的供給量，必須要支付一個更高的實際價格。

在這種形勢下，對中歐和西歐來說，所能發現的最為有利的因素就是俄國和羅馬尼亞可供出口的剩餘糧食能夠滿足需要。

簡而言之，歐洲對於新世界資源的要求權變得不穩定了。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最終實現了自我證明，並使得歐洲必須年復一年地用更多數量的其他商品換取等量的麵包。因此，歐洲無論如何都無法承受任何主要供應來源的解體。

為了嘗試描述1914年歐洲的經濟特徵，理應提及更多的因素。

我已經挑選了三四個最重要的不穩定因素加以強調——過多的人依靠這個複雜的、虛假的組織而生存，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心理上的不穩定，歐洲食品供應的不穩定，以及歐洲在食品供給上完全依靠新世界。

這場戰爭如此強烈地動搖了這一體系，以至於威脅到了所有歐洲人的生活。歐洲大陸的很大一部分身患重病、垂垂將死；它的人口大大超出了可以維持生計的數量；它的組織被破壞，交通體系四分五裂，食品供給能力也被極大地削弱了。

尊重約定和彰顯公正是和會的任務，而重建人民生活和醫治戰爭創傷也是和會的任務。執行這些任務時既要審慎，又要有古代聖賢所認為的勝利者應該擁有的寬宏大量。

在接下來的內容里，我們將研究和約的真實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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