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神秘的「竹機關」，其都策划了哪些具體活動？

原標題：揭秘日本神秘的「竹機關」，其都策划了哪些具體活動？

張憲文：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學社演講嘉賓。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在決定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新侵華方針後，便加緊實施誘降策略，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誘降活動是日本侵華的最重要內容。為達成目的，日軍制訂了各式的誘降計劃，建立了專門實施的特務機關，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誘降行動———「和平運動」。

早在攻佔武漢以前，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就制訂了旨在分別誘降中國各類勢力的「謀略計劃」。該計劃內容龐雜，涉及面廣，各項陰謀都取了代號。

第一部分定名為「鳥工作」，要「起用唐紹儀及吳佩孚等一流人物，釀成強有力的政權趨勢」，目標是在政治上削弱抗戰陣營，在中國建立較有影響力的偽政權；

第二部分定名為「獸工作」，要「使蔣政權統治下的雜牌軍瓦解歸順，削弱其勢力」，目標是在軍事上分化抗日力量，被其列入拉攏名單的有：宋哲元軍、韓復榘舊部、東北軍舊部、閻錫山軍、石友三軍、劉建緒軍、徐源泉軍及其他的武裝團體；

第三部分定名為「山工作」，主要是對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軍隊進行拉攏；

第四部分為利用銀行破壞法幣，以擾亂中國經濟。

（土肥原賢二）

為實現陰謀計劃，日本決定設置代號為「竹機關」的「對華特別委員會」，由土肥原賢二中將主持（故又稱「土肥原機關」），專門負責在華的各項政治、經濟「謀略」活動。

土肥原起初計劃策動唐紹儀、吳佩孚等出面組織「中央政府」，作為日本的傀儡政權，並作了不少努力。當時，曾在民國元年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位內閣總理的唐紹儀居住在上海，土肥原竭力拉攏唐出山組成偽政權，但國民黨軍統派人以利斧將唐劈死。

吳佩孚在與土肥原的接洽過程中，堅持要日本從中國完全撤軍，並附加了一些條件，土肥原難以接受，以至前後經過半年多仍未有結果。後又想撮合吳佩孚同汪精衛結盟，也沒成功。吳佩孚於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患牙病並發敗血症而死，土肥原的計劃受挫。

日軍還試圖利用國民黨軍隊內部的派系矛盾，分化抗日力量。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戰火燃至廣西境內，日軍深知桂系和蔣介石有宿怨，而兩廣曾聘請過日本軍事顧問，便想實施謀略，特派當年在南寧擔任軍事顧問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線部隊的特務機關長，中井派出代表與李宗仁、白崇禧、龍雲等密談多次，得到的印象是，三人「對更換蔣介石並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勢下必須慎重，不可輕舉妄動」。中井也發出「致李、白將軍書」，威逼利誘。

李宗仁等人義正詞嚴地指出：「日本窮困的情況，中國是非常清楚的」，「戰爭是日本發動的，戰爭的停止當然必須也應該由日本提出……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戰爭，必須恢復戰前的一切狀態。」回絕了日軍的誘降。

對桂系拉攏招降工作只是前線部隊的短期行為，而對閻錫山的誘降工作則是由陸軍部負責，「並曾抱有希望，領導了該項工作」。由於閻錫山的代表是其侄子，談判過程中稱閻錫山為「伯父」，故日本把對閻的誘降活動命名為「對伯工作」。

日本利用閻錫山軍固守山西一隅，困難重重，閻本人生性多變的情況，對閻錫山展開了強大誘降攻勢，由日軍第１軍（司令官岩松義雄）具體實施，「以極大熱情努力推動工作」。閻日雙方在１９４１年９月簽訂了「基本協定」和「停戰協定」，規定日本向閻錫山部隊提供軍費、武器，閻錫山則發表獨立宣言，聲明與重慶政府脫離關係。雙方一度聯繫頻繁，後日軍因太平洋戰爭爆發，無力付給允諾的軍費，曾毀約向閻軍發動進攻以施加壓力。１９４２年５月６日，閻錫山與日軍第１軍司令官岩松在安平村會面，但未達成實質性協議。此後日軍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仍企圖使閻錫山投降，還把閻在安平村和日軍軍官會見的情況印成傳單，廣為散發，以「離間閻蔣關係」。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日軍與閻錫山仍保持著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但日本終未達到使閻錫山公開脫離抗日陣營的目的。

（閻錫山）

當然，日本要達到其侵略目的，最直接的辦法，還是誘降蔣介石領導下的重慶國民政府。為此，日本很快就放棄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對蔣介石個人的出路，日本也不斷讓步。第二次「近衛聲明」中，仍要中國改變政策，「更換人事」，即蔣介石下野。第三次「近衛聲明」就放棄了此條件。後來，日本又通過華北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之口透露出下列信息：「尊重蔣介石上將的地位，而給予崇高的位置。」

為能和重慶政府談判，日本尋找了不少渠道，千方百計與重慶方面的人士接觸。如日方代表在香港、上海與孔祥熙的心腹喬輔三、樊光的接觸；通過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和重慶政府聯繫的「司徒雷登路線」；企圖利用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等作為居間調停人的「錢永銘路線」等，是其中較有影響的。但在上述接觸中，都沒有取得實際結果，多是無疾而終。

（重慶國民政府舊址）

日本和重慶國民政府真正坐下來談判的僅有一次，即１９４０年的「桐工作」 ———雙方在香港等地的接觸。１９３９年底，日本參謀本部派鈴木卓爾中佐為機關長（公開身份為武官），要他設法和重慶國民政府建立聯繫。鈴木履任後，與自稱是宋子文弟弟、西南運輸公司主任宋子良的人搭上了線，經過互相摸底，雙方均表示願意進一步「談判」。日本方面制訂了詳細的談判計劃，並把此次談判定名為「桐工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７日，雙方在香港舉行預備性會議，日方出席者為鈴木卓爾、今井武夫（代表中國派遣軍）、臼井茂樹（代表參謀本部）；中方出席者為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國防最高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

談判開始，中方提出３項條件：日軍必須保證撤兵；日本明確「和平」的條件；會談絕對保密。

經過４天討論，日方提出了備忘錄，要中方代表簽字，中方卻在最後關頭提出了名為「和平意見」的８條修正案，要日方代表簽字，結果雙方爭執不下，沒有形成共同簽字的文件。

６月３日，雙方在澳門舉行第二次預備性會議，在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共同防共」、「經濟合作」、「聘請日本顧問」等問題上達成諒解，但在日本要求的在華北駐兵權、中國承認「滿洲國」、蔣介石與汪精衛合作等問題上卻有分歧。接著，雙方又開始籌劃由蔣介石、汪精衛、板垣征四郎３人參加的高層正式談判。但此後，重慶方面的熱情大減，並提出以日本須在「滿洲國」和在華駐軍問題上讓步作為繼續談判的前提。日本方面覺得蔣介石缺乏「誠意」，陸相畑俊六於１０月１日下令「軍方立即與和平工作斷絕關係」。「桐工作」正式收場。

綜觀日本誘降活動，雖然拉過去了少數賣國求榮的漢奸，但結果與日本政府的預定目標有很大差距，多數正直愛國的中國人都不為所動，堅守了抗日陣營。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未與日本簽訂賣國協定，但在民族戰爭如火如荼的情形下與日方的這些接觸，在民眾的心理與士氣方面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

選自《中國抗日戰爭史》全四卷精裝插圖典藏本，張憲文等著，化學工業出版社·悅讀名品出版公司，2016年8月出版。

編輯：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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