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書香憶當年：上世紀30年代，申城許多書店成紅色基因集散地

歲月如梭、光陰似箭。城隍廟這個上海年味最濃的地方,巨大的狗年彩燈居高臨下，俯視著熙熙攘攘的歡樂人群。在這繁華喧鬧中心的一角，戊戌新年裡悄悄開出了一家書店，它靜靜地散發著書香，似乎召喚著人們。書店——她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名片，也是歷史的見證人，文化的傳承者。她歷史悠久，早在乾隆年間就已經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20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的四幢高樓名揚海外；書店，她還是一座精神家園，一個思想傳播的平台，在近現代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上，那些作為紅色基因集散地的書店，無愧於紅色書店的稱號。

圖說：文獻書店曾經所在地——永安里。李銘珅 攝

先進分子的集聚地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上海先後出現過600多家書店，數量佔據全國出版業總數的75%，發展成為中國出版印刷和發行的中心城市。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馬克思主義傳入了中國。1920年8月，當《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出現在上海的書店，書店便開始成為中國先進分子的聚集地。

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是一對孿生姐妹。於1897年2月在上海創辦，1907年落戶在閘北的寶山路。商務印書館是近代中國最早誕生、頗具影響力的出版機構，也是當時遠東地區最大的出版機構。中華書局，也是一家綜合性出版機構，於1912年1月創辦於上海。中華書局成立後，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界精英，把文化出版事業搞得風生水起。

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都是集編輯、出版、印刷、發行和書店於一身的文化機構。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又是滬上知名的書店。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許多共產黨人和文化界進步人士，如陳雲、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楊賢江、潘漢年等，紛紛聚集在這兩家著名的出版機構。

陳雲同志1925年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在這裡，他受到進步文化思想的深刻影響，逐漸萌發確立革命理想，並且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建黨時期入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這一段人生經歷，陳雲同志記憶深刻，評價特別高。他曾經說過，「如果我沒有來到上海，如果沒有進商務印書館，就沒有我後來的革命道路」。

著名文學家茅盾（沈雁冰）也是一位傑出的代表。他1916年就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也是在這裡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建黨時期入黨的老黨員。他在現代進步文學運動發展史上的貢獻也在這裡起步。此外，當時他還承擔了各地黨組織和黨中央的聯絡工作。各地黨組織給中央的報告由他上報，黨中央給各地黨組織的指示經他下達。

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一時間成為進步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進步思想的傳播地

中國的先進分子之所以選擇書店作為進步思想的轉播地，是因為在民族生存的緊要關頭，進步書刊的讀者越來越多，對出版物的需求也日益迫切。而兼營出版的書店，便成為首選之地。

毛澤東在1920年就曾經和人共同創辦過一家名為「文化書社」的書店，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包括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主辦的共產主義宣傳刊物。

1923年，中國共產黨三大以後，在上海成立了兼營出版的上海書店，出版發行的書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對普及社會主義知識，宣傳黨的理論，傳播新文化起了積極作用，在紅色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文化界進步人士的努力下，上海的進步書刊如雨後春筍，競相創刊發行。以上海書店為例，書店自創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秘密發行了《嚮導》《前鋒》月刊、《中國青年》等黨團刊物，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反帝國主義運動》《平民千字課》《夜校教材》《世界勞工運動史》等20多種新書，黨內所有的對外宣傳刊物都歸它出版、發行。此外，上海書店還兼營民智書局、亞東圖書館、新文化書社等的出版物。

這些書報刊物鋒芒畢露，文風犀利，極富戰鬥性。他們撰寫的雜文、政論文，矛頭直指反動軍閥和社會黑暗。這些進步刊物，很多是通過書店這個平台傳播出去的，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在上海乃至其他大城市，都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影響。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曾經回憶說，當年他在廈門讀書時，就受到過這些刊物的思想影響。

圖說：內山書店舊址。李銘珅 攝

進步文化團體見證地

紅色書店，不僅是傳播新思想，推動進步文化運動發展的前哨陣地，還是上海進步文化人士聚會交流的好去處，進步文化團體聚會的重要場所。如果記憶未被塵封，推開歷史這扇窗，我們可以在書店看到魯迅的身影，中共地下黨人的身影。例如開設在四川北路上的紅色書店——內山書店，由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創辦，主要經營日文和中文書籍。因為內山與魯迅先生的友情，這裡一度成為進步文化人士的聚集地。

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建立前，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曾經多次在這裡與魯迅先生見面，商討相關事宜。據文壇前輩吳黎平回憶，1930年初，他曾經和潘漢年等同志，應約在內山書店二樓一間僻靜的書房，與魯迅先生見面，共同分析文化界的現狀，探討如何加強進步文化團體的團結合作，共同對付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

也是在內山書店，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和魯迅就如何組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問題達成共識，還成功動員魯迅先生同意擔當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並親自參加「左聯」成立大會，在大會上作講演。「左聯」的成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如果說內山書店是左聯的見證地，那麼開設在四川北路永安里的紅色書店——文獻書店，就是另一個左翼進步文化團體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的見證地。文獻書店是進步文化團體在上海創辦的紅色書店，主要銷售進步文學書籍，同時承擔進步文化團體聚會的功能。1929年秋，夏衍、鄭伯奇、馮乃超等中共地下黨員發起籌備「上海藝術劇社」，希望藉此組織，把上海戲劇界的進步文化團體團結起來，發展進步戲劇文化。經過一年時間籌備，1930年10月，「上海藝術劇社」就在文獻書店宣告成立。「上海藝術劇社」成立後，與在上海建立的其他十餘個進步戲劇團體，共同創建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建立，為上海的進步戲劇運動發展奠定了更紮實的基礎。

隱蔽戰線的聯絡點

紅色書店不僅是共產黨人的聚集地，進步思想的宣傳陣地，進步文化人士和文化團體的交流地，還是黨的隱蔽戰線工作重要的聯絡點。

1916年，茅盾進入印書館編譯所英文部工作。中共一大後，常有各地信件寄到印書館，寫著「沈雁冰先生轉鍾英小姐台啟」。「鍾英」就是「中央」的諧音，亦即中共中央，那時各地共產黨組織給中央直接寄信多有不便，便由茅盾代轉，印書館也因此成了共產黨的重要基地。

上海書店，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設立，是當時我黨傳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上海書店原址在現在的古城公園內，一塊紀念碑提醒著人們它的光榮歷史。1923年11月，中共中央繼成立人民出版社後，開始籌備成立公開的出版發行機構——上海書店。為了便於隱蔽，上海書店選擇在華界與法租界交界的民國路振業里11號（現為黃浦區人民路1025號）一套街麵店房，將樓下布置為書店，樓上則是黨內活動的秘密場所。當時，黨中央的許多重要活動和會議就在這裡舉行。

上海知名的良友圖書公司，也曾是地下黨組織重要的聯絡點。1926年，廣東商人伍聯德在上海創辦了一家以出版畫報為主的圖書公司：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2年「一·二八」事變以後，經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努力，派遣了一些地下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進入良友公司工作，直接推動公司的出版傾向發生重大改變。良友公司在原有的傳統出版物外，專門出版進步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出版的畫報，內容新穎，圖文並茂，把一些進步的思想理念，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傳播到上海的各個角落，影響廣泛而深遠。此外，特別值得一寫的是，良友公司在嚴酷的環境里，給黨的隱蔽戰線活動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聯絡場所。

開業於1933年的荒島書店，也是地下黨和「左聯」小組的活動地點。書店的主人在幫助共產黨人的過程中，政治上不斷進步，最終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建立之前,荒島書店成為黨的隱蔽戰線最常用的聯絡地點。

書店，因其是先進思想的彙集地，吸引了先進分子的聚集；又因先進分子帶來先進的思想，在這裡碰撞升華，通過書店的出版物發散，成為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紅色書店，由於有中國的先進分子，中國共產黨的參與，成為一個紅色基因的集散地。

譚力（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校刊編輯部主任）

專家點評>>

紅色碩果累累

從1921年到1927年，城市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

此後，黨的工作重心轉向農村。但是，黨領導的進步文化運動，依然在上海這樣的地方如火如荼地發展。

政治環境險峻嚴酷，共產黨人卻鬥志高昂，前赴後繼，通過紅色書店、紅色書刊，把黨的聲音主張傳播出去。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領袖，都在這條戰線留下了戰鬥的足跡，堪稱黨史上的一個奇蹟。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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