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是怎樣失去自由自在的城市生活的

成都東大街

導語：那個時候成都居民養狗也很普遍，警察認為狗對公共秩序也是一種威脅，也對其進行監管。特別是不少人抱怨有人帶寵物去擁擠的勸業場，認為這簡直就是對享有盛譽的成都商業界的蔑視。

作者：王笛，歷史學家，澳門大學特聘教授，著有《跨出封閉的世界》、《街頭文化》、《茶館》等。

在傳統的中國城市，人們的日常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像街沿買菜啦，推車賣小吃啦，擺地攤啦，扯個圈子賣藝啦，幾乎是沒有人管的，所以給許多窮人提供了生計，也給市民生活提供了方便，並帶了豐富多彩的都市文化。但是，缺乏管理的城市也存在許多問題，例如衛生狀況很差等（我已經有文章專門談了這個問題）。城市生活的規範化，必然要以人們失去一些自由為代價。

楊再琪的巴蜀風俗畫

但是，20世紀初中國向西方學習，城市中出現了警察，是作為城市改良的力量出現的，從公共聚會、大眾宗教活動到人們日常生活，代表國家權力的警察的控制已進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成都，警察開始規範所有的公眾聚集。成都人特別愛看熱鬧,「成都人心浮動，往往於極無關係之事，群集而觀遇」。到成都的外國人也發現，只要街上發生了一點不尋常的事，就會吸引「大批好奇的人群」。這樣的情況經常會造成許多糾紛。

老成都街頭

新的規章制度出台以後，要求當公共場所圍觀者眾多時，在場警察應「極力遣退觀者」。任何要在公共場所擺攤設點的人，都必須事先獲得批准。警察要負責維持重要活動的社會秩序。

辛亥革命後，警察控制的範圍不斷地擴大，社會約束力也不斷地增強。甚至嚴密盤查過往行人。地方當局還一度限制花會一類傳統活動的舉行,因為那裡各色人等混雜，良莠不分。要不就規定花會只允許賣農具、農作物和花草，禁止其他商品買賣，也不允許在花會擺攤設點賣茶、酒、食品等。

青羊宮是過去成都辦花會和燈會的地方

另外，警察還儘力驅散在街頭或公共場所聚集的小孩，避免他們搗亂。小孩子經常搞惡作劇來取樂，他們到處扔磚塊、折樹枝,傷害到過往行人。一些男孩子從城牆上扔磚頭或石塊，砸壞了別人家屋頂的瓦片。

成都老城牆和城門樓

如發現此類事，警察將把他們抓獲，其父母則要在街首的監督下負責修好損壞的屋頂。要求父母要特別留意自己的小孩，因為在街上玩耍經常會出現受傷的情況。

1918年一個記者在《國民公報》上寫到，他看到五六十個孩子在廢墟里玩打仗遊戲，他們彼此互投石頭和磚塊，一時是「亂石紛飛」，還大叫：「殺！」「殺！」這顯然是不久前的軍閥在成都街頭的混戰給他們的影響。

警察還仔細監視下層人經常出入的地方，如「雞毛店」這樣的場所便受到嚴密巡查。成都作為長江上游的商業、文化中心，每天都要吸引很多的外來客，這促成了客棧業的繁榮。

畫家尹健鋼筆畫速寫成都老街

成都的住宿條件分為三個等級：「雞毛店」、「客棧」和「官店」。雞毛店大多在東門附近，主要是乞丐、流浪漢等窮人經常出入的地方，這裡被視為罪犯雲集之處。客棧通常是商人們光顧的場所，而官店則是為官員而備，但商人也可以在那裡投宿。

晚清成都有三百多家旅館，可見每天到成都的人的確不少。按照警察所頒規定，凡在雞毛店住宿的人都必須對其籍貫、年齡、職業及來蓉原因進行登記。店主要將可疑的之人報告給分區警察所。

警察要求旅館不能給妓女、賭徒和「傍晚而來無行李者」提供住宿服務。警察早晚都要巡視這些旅店。夜巡之後，旅店必須關門，不允許任何人進出，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清點了住宿人數之後才能開門。

不過，很難說這項規定是否得到有效地實施，在成都到處散布著這樣的下等旅店，警察不可能連開關門都得到場，很難把每個雞毛店以及每一個投宿人都在其嚴密監視之下。但這類規章的頒布，至少反映了警察對這些場所治安狀況的擔憂，並試圖加以整頓。

警察還得在公共場所控制精神病人，他們的出現不但會引起眾人圍觀，有暴力傾向的狂人還可能襲擊他人，擾亂治安，特別是在花會這樣擁擠的場合。據一位記者報導，1909年花會舉行的頭兩周，他就見到過六七次警察將精神有問題的人帶出會場。

晚清成都將花會改為勸業會。照片為1911年第四次勸業會，會場在青羊宮和二仙庵之間。我們可以看到臨時搭的展覽棚。當時任教於四川高等學堂的美國人那愛德（Luther Knight）所攝

一位官員由於染上鴉片癮被解聘，發了瘋。有一天，他手持棍子衝上街，宣稱不準用洋燈，跑到一家茶館，砸壞了兩盞洋燈。然後又到華陽縣署，睡在門前，拒絕離開。三個警察趕來才把他帶走。

另一個報道是在花會上，警察發現一個人的言談舉止很奇怪，「指天畫地，擾害公安，遊人為之驚詫」。就迅速將其送到警察局，「問其姓名，答言姓朱，名洪武。聞其言，始知其有神經病也，乃拘留不放」。

那個時候成都居民養狗也很普遍，警察認為狗對公共秩序也是一種威脅，也對其進行監管。特別是不少人抱怨有人帶寵物去擁擠的勸業場，認為這簡直就是對享有盛譽的成都商業界的蔑視。他們抱怨狗不僅堵塞交通，還在門前打架。他們建議對惹事的狗的主人處以罰款。狗在公共場所肇事的例子不少，如一位顧客正在飯館吃午餐，店主養的黑狗將其腿咬出血。

《通俗畫報》刊載了一幅題為《花錢看狗背》的漫畫，譴責那些帶狗進戲院的人。題圖寫著：「好狗不擋路，好人不扒台。此之謂狗屏風，此之謂狗占（站）班，此之謂狗頭國，此之謂狗寶。」此畫表現了作者對有些人把狗帶進戲院的不滿。「站班」過去是指那些在戲院買站票或在茶館門口不買票看戲、聽評書的人。

警察公所要求所有的狗都必須登記，在脖子上帶上由警察發給的木牌以做標記。如果登記的狗丟掉了，警察可以幫助找回，否則它的主人就不能認領。如果狗咬傷了過路的行人，它的主人必須交付一元的罰款。

警察竭力規範的不僅是人們的公眾行為，還包括作為日常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宗教信仰及相關活動。在過去，地方政府總是試圖限制大眾宗教，一旦人們對某種信仰顯示出特別熱衷的跡象，他們就馬上介入，開始進行管控。

從晚清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官方正統思想與精英的需要不謀而合，這樣，社會改良者就與國家政權聯合起來，努力改變普通民眾的宗教信仰。官方正統思想認為，民眾的宗教信仰是「迷信」、「落後」的，因此必須被改造和限制，以此防止人們受所謂異端思想的「危害」。

警察進一步對所有宗教和其相關儀式進行限制。例如，在陰曆四月二十八日——藥王的壽辰那天，警察禁止人們進入藥王廟為藥王慶賀，也不允許人們在藥王廟附近街道燒香磕頭。

藥王廟全國都有

1914年夏天的旱災期間，地方政府在大街小巷貼滿告示，禁止任何祈雨儀式。1917年，雖然警察沒有禁止祈雨儀式，但是禁止在典禮中扮演鬼神。

清末民初，警察還禁止卜卦、算命，比如「觀仙」、「走陰」、「畫蛋」等等活動， 但是一般民眾仍然相信占卦算命。人們拒絕放棄「迷信」，使改良者非常失望，因此尋求更嚴格的規章。

而從事算命行業的人也力圖確立其存在的合法性，如1920年代後期，占星者和算命先生打算組織一個「學會」來保護他們的生計，但地方當局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聲稱算命和占卜沒有學術價值，並且指出他們是在愚弄民眾，玷污風俗和文化，損害社會。因此在改良時代，必須「廢除迷信」。

街頭的算命先生

1927年，城市當局禁止所有巫醫、算命先生、僧侶和道人從事該類活動，第二年，各種供奉神靈的儀式也為中央政府的法令所禁止。

大眾宗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當局的法規和禁令也難以完全改變人們的信仰。很多證據表明，警察控制民間宗教的效果並不明顯。例如雖然警察禁止藥王的壽辰典禮，當地居民——尤其是婦女——仍然去藥王廟燒香，當局不讓進廟，許多信徒便在街上建立祭壇。

這個時候，政府採取了許多激進的措施，甚至禁止人們慶祝端午節，不許舉辦龍舟賽，禁止租船辦划船慶祝活動，人們仍然會聚集在望江樓——傳統的端午節聚會地——進行有關活動。

成都望江樓

陰曆四月八日的「放生會」，人們通過裝飾花船和「放歸」生物來慶祝，按照佛教的風俗把鳥、魚、龜、蛇等動物放生，意在積德。每年放生會期間，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河兩岸觀看動物放生。

望江樓畔的放生會，長捲風情畫《老成都》局部

成都現在還有放生活動

然而這項活動被精英們指責為「陋習」，而且他們還擔心「男女混雜，良莠不齊，往往滋生事端，傳為笑柄」。因此認為這些老傳統必須拋棄，「值此改良時代，陋習豈可相沿，願我同胞，各宜自愛」。

雖然放生風俗屢遭禁止，但是民眾仍然將其保留了下來。最後，警察屈從了民眾的述求，於1918年同意了將下蓮池作為「放生池」，成都市民終於有了合法進行這項活動的地方。

社會變革可以改變人的精神生活，正如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在其《文化的闡釋》中所言，它削弱社會結構間的傳統關係，並且打斷「宗教信仰最原始的同一性和早期的實用特徵」。

20世紀早期發生在中國的一切，可以為這一論點提供新的證據。在成都，警察的介入加速了這一過程。儘管如此，這仍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民眾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顯示了強大的持續性。怎樣對待傳統的宗教及其各種儀式和活動，是精英們爭論的問題之一。

雖然當時存在一種強烈的批判所有宗教的傾向，但仍然有一些精英改良者還是努力把宗教和迷信區分開來。而且，政府政策也很不一致，時而嚴厲，時而寬鬆。

1919年，四川省當局批准中華佛教總會四川分部的請求，發布通告承諾保護寺廟和尼姑庵的財產。這個通告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向下發布，產生了較大影響。通告譴責了「各屬紳首每籍公益為名」，砍伐寺廟樹木，還「勒派捐金」的行為。

從晚清以來，由於各項改革措施並舉，地方財政困難，加之當時的反傳統的西化潮流影響，寺廟財產已成為地方改良計劃籌集資金的一個重要財源，由此造成了地方宗教機構巨大的財產損失。而在當時，大多數改良精英及其支持者都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的途徑，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表現。

因此，張榜公告保護這些財產，似乎反映出激進主義者反宗教政策在某種程度的一種倒退。但這種保護政策的實施仍然缺乏持續性。因此，總的來講，大眾宗教雖然在民國年間頑強地生存，但也遭到極大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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