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山水地圖》是絲綢之路文明的珍惜瑰寶！

原標題：《絲路山水地圖》是絲綢之路文明的珍惜瑰寶！

《絲路山水地圖》是絲綢之路文明的珍惜瑰寶！

2017年11月30日，故宮博物院獲捐了一幅極富珍貴歷史價值的文物——《絲路山水地圖》。據說，該件文物上世紀30年代左右曾流失日本。這次是由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出資1.3億元人民幣從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購，並將之無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絲路山水地圖》繪於絹本之上，幅寬0.59米、全長30.12米，是一幅繪製於明代中後期，應為內府使用的青綠山水手卷。它描繪了東起嘉峪關西至天方城（今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的遼闊地域範圍。全卷共畫出了211個地理坐標，標註了中國的敦煌和伊朗的伊斯法罕等許多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所有城池名稱均以中文標註，嘉峪關以西城池名稱譯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等多種異域語言的漢字。

故宮單霽翔院長介紹說，不久前，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到故宮博物院參觀。參觀的過程中，《絲路山水地圖》給特朗普總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朗普總統既感慨於絲綢之路開啟了第一次東西方大規模的商貿交流，又感動於東西方的文化、藝術、思想等通過絲綢之路相互交流，對整個世界歷史產生了重要的意義與深遠的影響。」

筆者記得，幾年前，這件《絲路山水地圖》曾由保利文化公司在「一帶一路」有關活動中進行過介紹和展覽。

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絲綢之路研究學者林梅村教授考證，這件《絲路山水地圖》原圖長約40米，即起止點應為嘉峪關和「魯迷」（林稱即伊斯坦布爾），而圖中長約10米、由「天方」到「魯迷」這一段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被人為裁掉了。

有學者通過林梅村教授提供的線索，經過查閱《西域土地人物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地圖所記的確有不少缺失，天方至魯迷部分被剪去。地圖最遠處一個叫「魯迷」的地方，明代西方傳教士艾儒略《職方外記》卷一記載，小亞細亞有一個「魯密」國，即「魯模王國」今土耳其的科尼亞。

明萬曆年間義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1584年（萬曆十二年）繪製了《萬國圖志》。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利瑪竇到達北京師奉獻此圖，後被稱為《坤輿萬國全圖》。此圖的世界為橢圓形，附帶一些天文圖和地理圖：右上角有九重天圖，右下角有天地儀圖，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圖和日、月食圖，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圖和中氣圖；另有量天尺圖附於主圖內左下方。利瑪竇的繪製地圖方法，後來被明朝政府接受，並大量刊印複製，將西方繪製地圖的方法成為後世的主要製圖之法。

而這件《絲路山水地圖》的繪製尚未具有橢圓形地球基本形狀，也沒有比例的計算標尺，是以中國傳統手卷形式繪製。因此，對《絲路山水地圖》的斷代下限應為萬曆朝之前。

該地圖手卷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籤《蒙古山水地圖》。有學者認為，「尚友堂」的題籤是依據前人習慣而來，這一稱謂實在不符合當時情況。理由之一，明初以後關西七衛管轄遼闊的地域，最遠已達阿富汗、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地區，兔力帖木兒、沙哈魯等人也都歸順明王朝接受冊封；理由之二，永樂至萬曆年間，西域貿易頻繁是有史證的，葡萄牙人鄂本篤的到來說明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因此，可以明確定名此圖為《絲路山水地圖》比起《蒙古山水地圖》更為準確。

有人認為，《絲路山水地圖》是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與仇英畫作《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如出一轍，似乎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著名古代書畫收藏家，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學者朱紹良先生認為，仇英的繪畫師自周臣，以南宋院體為宗，用方筆來表現自己，他的方筆是側鋒而不是偏鋒，圓筆偶爾用一點。用筆轉角和緩，連續而不停頓，周臣、王翚在尖角處都停頓，仇英的筆墨連續而流暢。仇英《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為重檐歇山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兩宋以前圖示，「券門」式城門。

而《絲路山水地圖》的嘉峪關城門，城樓是單檐歇山頂兩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外向典型的明清建築特點。「券門」式城門明顯。又如馬兒黑納城樓，重檐歇山十字脊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明清建築特點。

因此，很明顯，《絲路山水地圖》的繪畫筆法，建築物的構圖風格，均與仇英不同。

朱紹良先生通過對《絲路山水地圖》筆墨的研究，發現與明中期的「吳派山水」非常接近，精細鮮麗的青綠山水和界畫能力。層層疊疊而不重縱深關係的布局，山頂平台，濃密的葉苔小點，稜角清楚的礬頭等具有特色的畫法。這一切非常符合「吳派山水」特點，更接近於文徵明的學生謝時臣的繪畫風格。而唐寅、仇英兩人均從南宋院體繪畫入手，並遠追北宋名家，重視主題、結構，講究真景實感。

謝時臣在山水、界畫的繪畫能力很強，如《匡廬瀑布圖》、《溪山霽雪圖》的，礬頭、點子、構圖都與《絲路山水地圖》一致。界畫的繪製特點，除鴟尾外，其他建築特點基本相似。

由此判斷，《絲路山水地圖》創作的時間屬於明嘉靖三年以後，深受「吳派山水」謝時臣風格影響的繪畫筆法繪製的，當是嘉靖時期的作品。

附

朱紹良：《絲綢之路大地圖》考

在存世的古代地圖遺珍中，《蒙古山水地圖》，隨著絲綢之路文化的起興，從久藏民間再次崛然被學界圍觀，並以其新的發掘，將歷史湮沒的價值煥然呈現。

明 絲綢之路大地圖

此圖縱59厘米，長3012厘米，青綠設色絹本。該地圖採用了傳統的手卷形式，在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籤《蒙古山水地圖》而得以命名。

此地圖從右至左描繪小塊方圖來概括城池，由右至左城名從嘉峪關到天方止，共二百一十一個城名。所有城池名稱均以中文標註，嘉峪關以西城池名稱譯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等多種異域語言的漢字。

《絲綢之路大地圖》局部——起點嘉峪關

此地圖從右至左描繪小塊方圖來概括城池，由右至左城名從嘉峪關到天方止，共二百一十一個城名。所有城池名稱均以中文標註，嘉峪關以西城池名稱譯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等多種異域語言的漢字。

《絲綢之路大地圖》局部

據林梅村教授考證《蒙古山水地圖》，原圖長約40米，即起止點應為嘉峪關和「魯迷」（林稱即伊斯坦布爾），而圖中長約10米、由「天方」到「魯迷」的這一段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被人為裁掉了。（有載於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圖》）

《絲綢之路大地圖》局部

通過林梅村教授提供的線索，查閱《西域土地人物圖》，得出以下新的結論。地圖所記的確有不少缺失，天方至魯迷部分被剪去。地圖最遠處一個叫「魯迷」的地方，明代西方傳教士艾儒略《職方外記》卷一記載，小亞細亞有一個「魯密」國，即「魯模王國」今土耳其科尼亞。

在魏晉時代裴秀最早開創「製圖六體」理論，在地圖上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編製了《地形方丈圖》（有載於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北宋人沈括，在地圖上以二寸折百里編製了《天下州縣圖》（有載於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十三）。縱觀此地圖，劉金庫教授提出是根據「計里畫方」的測算方法而來，經過核查確用此法繪製這一地圖的。（有載於明徐光啟《新法算書》卷一）

古希臘的托勒密(公元90─168年),提出了兩種世界地圖的畫法,一種是把經緯線繪成簡單扇形,一種是繪成球形,叫做地圖投影學。（有載於托勒密《地理學指南》）。荷蘭人墨卡托在1569年提出，用圓柱法把地球分開，按照等角原理，繪製經緯線在一個圓柱體上。這個方法被稱為「墨卡托投影」，是現代繪製地圖的基礎方法。

明萬曆年間義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1584年萬曆十二年，繪製《萬國圖志》。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利瑪竇到達北京師奉獻此圖，後被稱為《坤輿萬國全圖》。此圖的世界為橢圓形，附帶一些天文圖和地理圖：右上角有九重天圖，右下角有天地儀圖，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圖和日、月食圖，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圖和中氣圖；另有量天尺圖附於主圖內左下方。利瑪竇的繪製地圖方法，後來被明朝政府接受，並大量刊印複製，將西方繪製地圖的方法成為後世的主要製圖之法。

被稱為《蒙古山水地圖》尚未具有橢圓形地球基本形狀，也沒有比例的計算標尺，是以中國傳統手卷形式繪製。因此，對《蒙古山水地圖》的斷代下限應為萬曆朝之前。

按照林梅村教授考證，《蒙古山水地圖》原長四十米，最遠達至魯迷。那麼根據嘉靖四年《名士》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記載：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鄭一鵬言：「魯迷非嘗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卻之，以光聖德。」禮官席書等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真偽不可知。近土魯番數侵甘肅，而邊吏於魯迷冊內，察有土魯番之人。其狡詐明甚，請遣之出關，治所獲間諜罪。」帝竟納之，而令邊臣察治。

從上面記載可以看出，最早對「魯迷」的描述時間節點，因此，《蒙古山水地圖》的繪製上限必定為嘉靖三年以後。

為何這幅地圖被稱為《蒙古山水地圖》，主要依據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籤「《蒙古山水地圖》」。認為《蒙古山水地圖》稱謂是，嘉峪關以西至西亞地區蒙元帝國以後均被稱為「蒙古」，這一點需要商榷。

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之後，蒙古人的版圖擴張急劇增大。至成吉思汗死後，長子朮赤的兒子拔都建立「欽察汗國」，察合台在中亞、南亞建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的後裔在新疆、西亞建立「窩闊台汗國」，托雷的兒子旭烈兀在兩伊、敘利亞建立「伊利汗國」。美國哈佛燕京學院1935年地圖均有記載。

明初，太祖朱元璋派宋國公、征虜大將軍馮勝征討西域殘元勢力，在班師凱旋途中，選址在河西走廊中部，東連酒泉、西接玉門、背靠黑山、南臨祁連的咽喉要地——嘉峪塬西麓建關。關城始建於1372年的洪武五年壬子年。（有載於《嘉峪關志》）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之後，永樂二年西域帖木兒帝國滅掉奧斯曼帝國後，向東擴張而來，陳兵數十萬欲滅大明王朝。帖木兒到達伊犁地區後死於暴病，諸子為了爭奪王位離析，四子沙哈魯臣服於大明王朝。（有載於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明成祖在嘉峪關以外設關西七衛，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這一舉措基本使西域地區獲得暫時安寧。（有載於胡小鵬 《民族研究》）

永樂十二年派陳誠、李暹等禮送沙哈魯使臣，出嘉峪關到達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以及撒馬爾罕等中亞各地，證明了關西七衛是確保了絲綢之路暢通的。

1420 年永樂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沙哈魯之子彌兒柴貝桑格兒算端阿合馬往北京任使節，到達嘉峪關。同日驗證接待使節、商人全體共 510 人。可見這條貿易之道的繁榮。特別是甘州、肅州所產的大黃質量最優，每年被西方使節、商人經嘉峪關馱運而去。

1602 年萬曆三十年十二月，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篤到達嘉峪關，因辦理入關手續，在嘉峪驛住 25 天。鄂氏由於路途寒苦，備受艱辛，到肅州不久卧病不起，於公元 1607 年 4 月 11 日病逝於肅州，終年 45 歲。上述兩個記述，有載於《嘉峪關志》。

前面介紹，琉璃廠書店「尚友堂」的題籤命名《蒙古山水地圖》是依據前人習慣而來，這一稱謂實在不符合當時情況。其一：明初以後關西七衛管轄遼闊的地域，最遠已達阿富汗、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地區，兔力帖木兒、沙哈魯等人也都歸順明王朝接受冊封。「尚友堂」題籤為《蒙古山水地圖》，這一點不符合實際情況。其二：永樂至萬曆年間，西域貿易頻繁是有史證的，葡萄牙人鄂本篤的到來說明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因此，可以明確定名此圖為《絲綢之路大地圖》，以糾正前人的謬誤。

《絲綢之路大地圖》是哪一種繪畫風格呢？創作的時間應為何時呢？

「仇英的畫作《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如出一轍，顯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一說。仇英的繪畫師自周臣，以南宋院體為宗，用方筆來表現自己，他的方筆是側鋒而不是偏鋒，圓筆偶爾用一點。用筆轉角和緩，連續而不停頓，周臣、王翚在尖角處都停頓，仇英的筆墨連續而流暢。仇英《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為重檐歇山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兩宋以前圖示，「券門」式城門。

仇英《歸汾圖》

《絲綢之路大地圖》的嘉峪關城門，城樓是單檐歇山頂兩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外向典型的明清建築特點。「券門」式城門明顯。又如馬兒黑納城樓，重檐歇山十字脊頂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鴟尾內向明清建築特點。

因此，《絲綢之路大地圖》的繪畫筆法，建築物的構圖風格，均與仇英不同。

對《絲綢之路大地圖》筆墨的研究，發現與明中期的「吳派山水」非常接近，精細鮮麗的青綠山水和界畫能力。層層疊疊而不重縱深關係的布局，山頂平台，濃密的葉苔小點，稜角清楚的礬頭等具有特色的畫法。這一切非常符合「吳派山水」特點，更接近於文徵明的學生謝時臣的繪畫風格。而唐寅、仇英兩人均從南宋院體繪畫入手，並遠追北宋名家，重視主題、結構，講究真景實感。

謝時臣在山水、界畫的繪畫能力很強，如《匡廬瀑布圖》、《溪山霽雪圖》的，礬頭、點子、構圖都與《絲綢之路大地圖》一致。界畫的繪製特點，除鴟尾外，其他建築特點基本相似。

《絲綢之路大地圖》創作的時間，按照上面對上下限的分析，可以得出清晰的結論。屬於明嘉靖三年以後，深受「吳派山水」謝時臣風格影響的繪畫筆法繪製的，當是嘉靖時期的作品。

《絲綢之路大地圖》依據絹地材料、顏料、繪製繁縟、計里畫方能力分析，應為明代官方所用。這是為了與西域各國交往所用，每一個遙遠的地名出現，都代表了絲綢是之路延伸，《絲綢之路大地圖》是絲綢之路文明的珍惜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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