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修書，功過參半

　　乾隆在文化上的最大功績是組織編纂《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古代亡佚典籍。乾隆認為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是古今不變之法，於是下旨設置四庫全書館，集中力量以十年時間，編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館成立，編纂工作也正式開始。乾隆任命了宗室郡王永墒、大學士劉統勛、于敏中等16人為總裁，任命尚侍等官為副總閱官。實際校纂的是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總校官陸費墀，其中出力最多的是紀昀。另有抄寫人員3826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庫全書》繕寫完畢，歷時15年。而後又反覆檢查書籍內容，校對錯誤缺漏，並逐一補充書籍，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編纂工作才完全結束。

　　《四庫全書》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它把我國歷代的重要著作，分編於經、史、子、集四部44類之下，共收圖書3457種，74070卷，包羅宏大，豐富浩瀚，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之總匯，使古代許多有價值的典籍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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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全書》著錄的書，除了有小部分的御製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文外，都是歷代典籍。編纂過程中，紀昀等著作《四庫全書總目錄提要》，共200卷，對著錄的3457種書籍以及未著錄而存其目的6766種書籍都作了介紹和評論，簡要地敘述每部書籍的內容、作者生平，評論其優劣得失，探討其學術淵源和版本異同， 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

　　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他說是崇儒重道的需要，要以文載道，而不僅僅是為博取的名聲，是要像張載所說的那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實說來說去，乾隆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借編《四庫全書》來顯示自己重視中國古籍，籠絡讀書人，二是搜集銷毀「悖逆」和「違礙」的書籍。二者皆是出於實行文化專制的需要。乾隆要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對全國書籍作了一次全面的大規模的檢查，銷毀了那些被認為不利於其統治的書籍，也就是「悖逆」和「違礙」的禁書，包括明末清初的一些包含有不利清代的文字的史書和詩文集。乾隆對清人入關前的歷 史諱莫如深，有提及清人曾向明稱臣、受明冊封，甚至「建州衛」和「女真」的書，都要燒毀，以後查禁書籍的範圍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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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全書》完成後，仍進行了多次抽查，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紀昀把從《四庫全書》中最後清查出來的應撤出銷毀和語言可疑的書及所開列的清單一起進呈乾隆。清查之嚴格挑剔，如朱彝尊《曝書亭集》中《譚貞良墓表》一文有「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這樣被認為有語病的文字，也予抽毀。

經過這樣大規模的反覆查禁，乾隆共銷毀了書籍3000餘種，6萬卷以上，種數幾乎和四庫所收的書一樣多，這是中國文化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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