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段祺瑞共進退的安徽省長許世英
陳獨秀計劃安慶建黨期間，時任安徽督辦為出生行伍的直系軍閥、山東人張文生，而省長則是此後曾在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擔任內閣總理的皖南至德人許世英。
1921年9月23日，福建人李兆珍在安徽省長任上前後不到10天，即在一片反對聲中開溜。許世英正式接任省長，到1923年2月3日去職，前後不到一年半。
而這也是皖政相對寬鬆時期，前任對革命黨人瘋狂鎮壓的獨裁者倪嗣沖走了，後一位比較反動的軍閥馬聯甲尚在等待時機，粗人兼外省人的督辦張文生根基不牢，所以，陳獨秀選擇這一時機在其家鄉安慶建立中共黨組織，應該也考慮到這些因素。
下面來說說這位許世英省長。
許世英，字靜仁，號俊人，晚年號雙溪老人，1873年出生，安徽省建德縣（1914年改為秋浦縣，1932年改為至德縣，今為東至縣，相傳舜帝躬耕於斯，堯帝千里訪賢而渡溪，縣城故名「堯渡」，自古被譽為「堯舜之鄉」）官港許家沖許村人。現許村仍有其故居三間。
許世英19歲中秀才，1897年以撥貢生選送京師參加廷試，得一等，以七品京官分發刑部浙江司，從此躋身官場，歷經晚清、北洋、民國三個時期，宦海浮游六十餘年，成為中國近代政壇上一位著名歷史人物。安徽人應該記得他。
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慈禧、光緒西狩，兩宮迴鑾時，許世英有幸隨駕護行，並負責承辦沿途刑案，受到兩宮賞識。
1905年，清廷改革官制，設立巡警部，許世英由於此前護駕有功，得以四品資格出任巡警總廳行政處僉事。
1907年4月，東三省改行新制，清廷任命徐世昌為首任東三省總督，許世英以隨員身份同往，被任命為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次年升任廳長，開始在司法界嶄露頭角，並被視為司法專才。
1910年，清廷委任徐謙（歙縣徐村人，時任京師高等審判廳檢察長）為正代表，許世英為副代表，赴美國華盛頓參加萬國司法制度及改良監獄會議，會後考察歐美十國司法制度。
1911年春，許世英回國，即奉調山西任提法使，旋任山西布政使。次年初，許世英見清政府大勢已去，遂與袁世凱任命的山西新任巡撫張錫鑾聯名呼請清帝退位，承認共和，擁護袁世凱上台。
不過，許世英在辛亥革命及至民國政府成立期間經歷，史料要麼一筆帶過，要麼語焉不詳。但從任職看，可能通過徐世昌的路子，許世英在轉折關頭，及時投靠了袁世凱。所以，袁世凱擔任民國大總統後，許世英先後出任直隸都督秘書長、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
孫中山等國民黨人倉促發起「二月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組建熊希齡內閣，許世英辭去總長職，改任奉天民政長，與同鄉合肥人段祺瑞結拜為"盟兄弟"。自此，許世英被論者歸入北洋皖系軍閥之列，一直與段共進退，還曾陪同皖年的段氏同游廬山。
1914年5月，許世英出任為福建省民政長，不久改稱福建巡按使。
許世英主政福建兩年，恰好是北洋勢力在閩擴張時期，掌握軍權的是時任福建護軍使，1916年任督軍兼任省長的江蘇人李厚基。兩人同屬皖系，在前期合作上尚融洽，再加上許世英較為勤政任事，不爭權，確實辦了一些實事，福建政壇較為平靜，與他省相比，民生粗安。許世英，標榜「順正理行事，重多數利益」，以「清、慎、勤」三字律己律人，能禮賢下士，傾聽民生，關注民瘼，在文化領域和一些涉及台灣同胞方面的事務上也頗有建樹。
據載，許世英後因與李厚基不和去職時，將其任內規費十六萬餘兩白銀，獻出作開闢馬路之用，在福建留下「奉公廉潔」的好名聲。《許世英回憶錄》記載，1942年，當他到福建舊地重遊時，由汀漳到南平、永安以至福州，「沿途人民聞之，都以鞭炮、鮮花相迎」。
1916年4月，許世英回北京出任段祺瑞內閣內務總長，旋改任交通總長，次年辭職。
許世英辭職不久，即於5月4日被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楊蔭杭（即楊絳之父）以其有受賄嫌疑，簽發傳票，帶走交京師地方檢察廳訊問並羈押一夜。許世英因「津浦鐵路租車購車受賄案」而被羈押，一時全國轟動。
所謂「津浦鐵路租車購車受賄案」，據當時的報紙講，是指許世英任交通總長期間，大肆賣官鬻爵，任用親信，並假借調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進貢千元。濟南鐵路事務所長、徐州車務段段長，浦口港務處處長等皆因賄賂得官。更為惡劣的是，交通部次長王某與皮包公司華美、漢森簽訂十五年的租車合同，花費卻高於以往購車價格，使國家財政損失一百萬元。被揭發後，王某畏罪逃跑，許世英難逃干係。
楊蔭杭票拘許世英，引起政界不滿。5日，段祺瑞內閣還因此召開國務會議，外交總長伍廷芳、海軍總長程璧光認為楊蔭杭未獲得切實證據，僅憑報紙所謂揭發便貿然下令逮捕許世英，實屬濫用職權，應停職交法部查辦。由此，司法總長張耀曾出面干預，楊廳長被停職，許世英由江朝宗等人聯名保釋。此事最後也就不了了之。
不過，董彥斌在《追求穩健憲政：民國法律家張耀曾的法政世界》一書中指，關於此案，當時還有其他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當時的報章和部分議員大力揭發許世英，背後黑手其實有徐樹錚，許世英案實為黎元洪與段祺瑞府院之爭的產物。徐樹錚是國務總理段祺瑞的心腹，素來專橫跋扈，從不將黎元洪這個總統放在眼裡。黎元洪遂與許世英商議，免去徐樹錚國務院秘書長之職。徐樹錚懷恨在心圖謀報復，獲知津浦鐵路存在重大舞弊內幕，遂利用京城各報與部分兩院議員鼓吹言論，聲稱許世英牽涉其中。據說，許世英晚年也認為此事有徐樹錚從中搗鬼。楊蔭杭出於檢察官的正義感查辦許世英，孰料可能暗中充當了徐樹錚的「打手」，為自己惹來麻煩。若此說成立，這也說明，皖系軍閥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各有山頭。
一種說法是，楊蔭杭與許世英曾有宿怨，此次票傳，純粹是藉機報復。1913年，許世英擔任司法總長，楊蔭杭是下屬，擔任江蘇高等檢察廳廳長。時值宋教仁案發生，上海地方審判廳及檢察廳正在審理宋案，楊蔭杭借司法部司法改制的機會，突然下令以改組的名義將上海兩廳的原班人馬全部裁撤。隨即，許世英對楊蔭杭嚴厲斥責，認為此時正處於審理宋案的關鍵時刻，貿然對上海兩廳改組裁撤，以致人員易手，可能導致矛盾叢生，不利於辦好宋案。由此，許世英對楊蔭杭給予警告處分。因此，張耀曾才隱晦地在呈文中認為楊蔭杭有「個人挾嫌報復」的嫌疑。只是，楊蔭杭在自己的《申辯書》中從未提及此事。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許世英作為北京政府和談代表正在上海和孫中山會面。據說孫中山在會見許世英時，鄭重地提出了陳獨秀被捕之事。他對許世英說：「你們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又說：「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儘管做吧！」許世英聽了，立即表示：「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答應打電報為陳獨秀緩頰。
1921年9月，許世英被任命為安徽省省長。當時，原皖督倪嗣沖雖已稱病當寓公，但其舊部依然掌握安徽軍權。許世英一赴任卻捲入與倪系軍政當局的鬥爭，首先要解決的是賄選議員一事。
在許世英出任安徽省長之前，由倪嗣沖胞侄、鳳陽關監督倪道烺把持的「公益維持會」，撥出三百萬元巨款，操縱第三屆安徽省議會在各縣的選舉，結果「選」出來的省議員成為清一色的倪家私黨。倪道烺企圖乘機當上「民選」省長。前任省長聶憲藩無可奈何，才辭職而去。新任督辦張文生只管催要軍餉，也以軍人不管政府之事，推得乾乾淨淨。所以，許世英一上任，就明確表示：「取消第三屆省議會議員的資格。」
但倪道烺卻煽動一群賄選議員，集聚安慶，自行公告決定於1922年1月19日召開安徽省第三屆議會。許世英派省民政廳長王淮琛前往查詢，結果遇到圍攻辱罵。
許世英並未退讓，親自擬定文稿，發布省長公告，宣布在選舉訴訟未結案前，第三屆議會「決不能違法召集」。
但賄選議員卻置省長公告於不顧，如期召開所謂第三屆議會。會上，選出合肥巨富唐理淮為議長，壽縣人管鵬為副議長。唐當選後，當即宣布贈送每位議員狐裘一領，以示感謝。
許世英立即再次公告，宣布「此種自由集會無效。」
以唐理淮為首的賄選議員，在倪系舊屬支持下，反而製造混亂，散發傳單，叫囂「處死許世英」。
許世英動員社會各界，掀起反對賄選運動，無為、桐城、宿松、舒城、廣德等縣地方法院，相繼判決由本地方「選」出的第三屆議員資格無效。
唐理淮又親自到北京大理院狀告許世英「煽動民眾滋事，破壞法律」，另一群賄選議員則分赴京津滬寧漢等地，勾結當地軍閥政客，掀起驅逐許世英主皖的風潮。雙方一時僵持不下。
1922年6月，黎元洪復任總統後，內務部致電許世英稱可宣布安徽省第三屆議會議員資格為無效，應作重新改選。10月下旬，許通令全省六十個縣知事，宣布：「前總監督任內所辦之第三屆省議員選舉六十縣初選、十三區複選一併無效。」又宣布：「定於本年12月1日為六十個縣的初選調查開始日，翌年1月31日上報選舉人名冊。」至此，安徽的反賄選鬥爭以許世英的勝利告終。
其後，為進一步打擊倪系舊勢力，許世英響應日益高漲的裁軍呼聲，聯合皖紳名流，與由皖南鎮守使升任安徽督辦的馬聯甲密議，全裁新安武軍，減少舊安武軍，以減少軍餉供應，減輕財政負擔。
計劃擬定後，在籌集了足夠的遣散資金後，由馬聯甲出面，於1922年11月中旬，將徐州、蚌埠所駐的馬、炮、步二十七營二哨新安武軍繳械、給資裁撤。此是第一次裁撤新安武軍。
但是，馬聯甲因此也一一步獨攬安徽軍政大權，並獲得直系的賄選總統曹錕的支持。在次年2月，即第二次對舊安武軍進行裁撤前，許世英就被迫將省長一職也移交給馬後，跑回北京。
1924年，北方軍人醞釀打倒曹錕，擁護段祺瑞再出山。許世英認為曹錕必倒，公開建議段祺瑞於北京召開三大元老會議，想一勞永逸解決國是。
所謂三大元老，即孫中山、段祺瑞、黎元洪。段祺瑞便親筆寫信並派許世英赴粵，迎孫中山北上。
許世英先抵達廣州，再與胡漢民、譚組安、伍朝樞、郭泰祺、吳鐵城等赴韶關，謁見孫中山。兩人商談三日後，孫中山也決計北上。
於是，孫中山還先復段第一電，由許世英起草，請段在天津等候，再同入北京。第二電由胡漢民起草，直將來國事解決：國以內，段主之；國以外，孫將遊歷各國，專理國外外交、經濟之事。許世英則密帶數十冊「三民主義」，先行向段祺瑞復命。
1924年10月，受到蘇俄支持的新軍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與段祺瑞的皖系與張作霖的奉系聯合，請段復出擔任執政，許世英不久出任為內閣總理，旋兼財政總長。
1926年4月，內外交困中的段祺瑞執政府，無法處理國共兩黨組織的反日、反列強幹預風潮及隨後發生的「三一八慘案」，被馮玉祥部下鹿鍾麟推翻，皖系勢力徹底退出舞台，日本支持的奉系乘機佔領北京。許世英躲到上海，旋因參與組織反對直系孫傳芳的蘇浙皖聯合會，再遭通緝逃往香港。
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北伐佔領江浙，蔣介石旋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許世英表示堅決支持。次年，張學良在東北易幟，10月，南京政府邀請許世英主持直、魯兩省賑務，隨北伐軍推進，嗣將直、魯賑務擴組為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由許任委員長，主持全國救災事務，達八年之久。
1936年，中日兩國關係日趨緊張，國民政府原駐日大使蔣作賓被調回國，許世英憑其在奉天任職期間與日本駐奉天領事廣田弘毅、副領事友田八郎的詩酒友情，慨然領職，前往日本赴任。
在日期間，許世英雖知不可為，仍為和平積極奔走，建議商談簽訂中、日、蘇三國互不侵犯協定。
1937年初，許世英奉命返國述職，面見蔣介石，直言中日兩國關係「積薪必焚，實非口舌所能爭」。而蔣介石一味強調「緩和」，奉行「攘外安內」，許世英只好提出辭職的要求。
就在許世英提出辭職後的第五天，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由此全面爆發。許世英奉命立即返任。7月19日，許世英抵達東京後，隨即舉行記者招待會，嚴正申明：我政府對盧溝橋事件，堅持不擴大與外交解決的兩大方針，警告日本政府「懸崖勒馬」，並書寫「懸崖勒馬」四字，分贈各報記者。隨後，他頻頻與廣田接觸，嚴正要求停止戰爭，撤退在中國領土上的全部日本軍，依外交途徑進行談判。
7月25日、26日，華北日軍製造廣安門之變。嗣後，日軍又攻擊北平，轟炸天津，8月13日，上海淞滬戰役爆發，許世英復親往日本外務省質詢，廣田仍堅持就地交涉，許仍力持先停戰撤兵而後談判，交涉無效，戰爭日益擴大。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華北出現偽政權於北平。日本天皇御前會議決定：「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是以戰爭為國策，是以戰爭解決爭執。」實際上就是宣布與中國斷絕邦交。
1938年1月10日，柏林宣告調停失敗， 20日，許世英降旗後憤然回國。
抗戰期間，許世英先任國民政府委員、蒙藏事務委員長、總統府高級顧問等職。1949年移居香港。1950年赴台，受聘"總統府資政"。1964年病逝於台北。終年91歲。
《安徽省志》載：「（許世英）喜吟詠，沖和似白香山，有《雙溪詩存》問世」。許世英與其幕僚胡樸安（涇縣人）是好友兼親家，胡樸安是南社重要成員，由這一層關係，許世英與南社成員多有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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