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分工與經濟擴展
本篇推送的內容選自David Landes所著《國富國窮》第三章「歐洲例外論：獨特的發展道路「。
蘭迪斯教授在他的著作《國富國窮》中闡釋了他關於經濟發展的觀點：中世紀以來歐洲取得的成就不在於人們的宗教信仰或教旨有所改變，而是在於工業上的發明創新。將科學和知識應用於技術，會取得回報。他對於世界貧富分化的觀察體現了他的「歐洲中心論」立場。
迄今14世紀中葉的較長一段時期，歐洲人口增多，經濟得到發展。此後，歐洲遭到瘟疫（「黑死病」）的侵襲。腺鼠疫和肺鼠疫肆虐，導致歐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再算上後遺症造成的損失，人口死了一半。這是一次嚴重挫折，但它並未終結歐洲的發展。此後的150年里，歐洲得以重建，技術更顯進步，經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這一二百年間歐洲文明進一步擴展，已勝過周圍地區，從而開始了海外探險和征服。
歐洲幾個世紀的成熟（公元1000-1500年）以經濟革命為基礎，經歷了生產、收穫和開支的整個過程的轉變，系新石器革命以來所未有。新石器革命（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完成歷經數千年，其重點是農業的發明和野生動物的馴養，而這極大地增加了工作中可利用的能量（所有經濟革命即產業革命都將重心放在能量供應上，這會保障和改善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這一轉變將人們從狩獵和採集中解脫出來，極大地促進了營養的供應，使人口數量大幅增加，並出現了集居的新方式。正是新石器革命使城鎮的出現成為可能，從而促進了文化技術的交流和豐富。
中世紀的經濟革命同樣建立在能量生產和應用的進步以及伴隨而來的勞動增加之上。首先，在食物供應上，這是種植技術革新的時代。我使用「革新」而不是「發明」，因為這些新技術都是在原有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輪式深耕鐵鏵犁是日耳曼入侵者帶來的，但在人口稀少、畜力不豐的地方使用不多。到中世紀，這種鐵犁已在羅亞爾河以北的歐洲大陸推廣使用，犁開了豐饒的河谷，開墾林地，圍海造田。過去羅馬木犁只能用於地中海沿岸沙礫土壤，而對黏質土壤無能為力，但到這時，黏土也被開墾為良田了。
羅亞爾河，又名盧瓦爾河，法國第一大河。發源於塞文山脈，經中央高原，西流注入大西洋的比斯開灣，長1010公里，流域面積約12萬平方公里，有運河同塞納河、索恩河相連。海輪可通南特。羅亞爾河上游水力資源豐富，下遊河兩岸地勢平坦，宜於放牧。古時這裡也是法蘭西人民和侵略者進行英勇鬥爭的戰場，目前到處可見古時遺留下來的古堡群，上面刻著法蘭西人民戰勝外族侵略的歷史。
使用輪式鐵鏵犁耕種黏土，需要相配的畜力。我們曾提到，這裡的耕牛健壯，在廄中餵養，與別處的不同；這裡的馱馬也許不比耕牛壯，但力氣更大。這些活的發動機為土地廣闊、勞動力缺乏的經濟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因為時間也是不足的，農業生產有播種、收穫的高峰期，人們必須抓住好天氣，儘快播種或收割。歐洲的社區農業尤為如此，因為這裡土地分散和交錯，田野開闊，使得許多人要來來回回忙碌，一個耕農忙導致所有鄰居忙。強壯而行動迅速的畜力使一切改觀，農民集中財力共同飼養家畜。
更集約的耕種方式，特別是從雙田輪作制（一半田地耕種，另一半則休耕一年）向三田輪作制（三分之一冬種，三分之一春播，其餘三分之一休耕）的轉化，既是先進技術的應用結果，也是先進技術得以進步的原因。這種耕作方式使得農田產出率增加三分之一（所有可耕地的六分之一，卻是過去雙田制時耕種地的三分之一），同時也對提高家畜飼養能力有所裨益，因而增加了肥料供應，促進了農業產出，形成了良性循環。由於土地分配和畜力集體共用的特徵，這一變化呼喚強有力的社區領導與合作，因為有示範和結果而易於推行。
很難說，人口壓力的反應和增加產出的刺激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顯然，二者兼而有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生存手段看來已不足以養活增加了的人口，因此這幾百年期間，人們花了很大力氣來增加可耕地，有的是毀林造田，有的是用建壩、排水、抽水的辦法變水域或沼澤為農田。這些努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資金，它們的成功不僅證明個人和集體發揮了創造性，而且證明當時的社會巧妙地學慣用機械代替人力畜力。特別是，發明並使用了忠實而不知疲倦的風車，這是在沼澤和低地成功排水的關鍵。正是風車造就了荷蘭。
歷史學家強調土地生產率和產量提高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社會基本上還是農業社會，人們被迫將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於養活自己。然而這些進步是智商都是當時社會所能允許的。而技術上、知識上和政治上的種種轉變的種子和秘密，卻主要掌握在市鎮少數人的手中。誠然，市鎮本來是由農村塑造的；從農村遷入城鎮的人帶來了他們的價值觀、習慣和態度，這些東西在鄉下比較有用，可是對市鎮活動卻形成了束縛。所以，商人和工匠均組成行會，劃地為牢，採取零和遊戲態度，認為一方有所得就是另一方有所失。此外，鑒於城鎮的環境，他們認為有必要定量配給空間和時間，著眼點仍是組織自我膨脹。所有買賣有規定的鐘頭，不得搶先或推後；不得有價格競爭；不得降低品質和質地以換取廉價；不得低價買進（俗稱「殺價」——壞習慣總是屬於別人的）再高價賣出；總之，不得有市場競爭。凡是幹了活的人都應當過好日子。這值得讚揚，可是沒有活力。目標是人人平等的社會正義，但結果卻嚴重限制了進取心和經濟成長——以犧牲收入為代價的安全網。
這就是當時的原則。人們總該想到，古往今來制定規則，就是為了被打破。買賣人跟談戀愛的人一樣，都嘲笑鎖匠。在中世紀的歐洲就是這樣，那裡的行會控制趨勢即是舊日道德觀的表現，也是對自由買賣做出的反應。城鎮蓬勃成長，雄心勃勃；在法蘭西、低地國家和萊茵蘭地區，統治者都鼓勵城鎮，慷慨授予種種特權。但是，維持地方壟斷的企圖被郊區的成長挫敗了，因為城區的規則管不了郊區。郊區有外來戶和猶太人來定居，還有把生意擴展了市外的老闆們僱傭的零工。限制市場的條條框框在這裡失靈了。於是，漢堡和郊區的阿爾托納結成對子，紐倫堡和郊外的菲爾特結成對子，如此等等，真是老財富新財富成雙，禮儀與無序並存，嚴控進出和自由出入相呼應。
貿易活躍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人們按質量高低選擇商品。這違背了平等（最終利益平等）的原則，但是硬要產品做工一致是不可能的。有的工匠確實比別人做得好，於是顧客盈門，應接不暇。與此同時，硬想限制競爭，不讓買主去接近高明工匠，只會造成人才浪費。高明的業主與僱主很自然地結合到了一起。由於當局往往不允許僱工在業主的市內車間幹活（限制規模），僱工們就接活在家裡干或者在郊區干。這樣就開始出現分包（發包）和分工，勞動生產率大有提高。
工業生產擴展到鄉下，也打破了城市的封閉。農活有季節性，忙閑不一，這就提供了大量閑置地勞動力。市區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的規定到了城外就不管用，所以農村能提供的勞動力就更多了。女工和童工領的工資格外低，利用他們的勞力更是低成本高產出。早先（13世紀），商人就已開始僱傭農村工人做一些單調乏味而又技術型不強的工作。在當時最重要的行業，即紡織業中，農村的婦女在家中承包紡紗的任務：商人將原材料——原毛和亞麻，後來還有原棉——分包下去，然後收回紡好的紗。
這種向城外發包的做法，最初沒有遇到城內工人的什麼反對；但是當商人們開始把紗線再發包給農村工人去織布時，這就冒犯了當時最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即市鎮的紡織工行會。這一下子就闖大禍了。在義大利，對周圍農村握有政治控制權的自治城市把這種「不公平」競爭給大體上摧毀了。在中世紀另一重大紡織業中心，即低地國家，市鎮紡織工人進軍農村，砸了鄉下的織布機；儘管農村織工有所反抗，但向鄉下分包紡織活計的做法被遏止了幾百年。分包制未受阻攔的唯一國家是英格蘭，那裡的地方政治自治使得王國政府難以支持行會要求的壟斷權，行會迅速淪為禮儀性的聯誼會。到15世紀時，全國一半以上的毛料是在農村紡織的。這樣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做法降低了成本，比國外競爭者佔有優勢。所以到16世紀時，這個原先基本上是出口包括原毛在內的初級產品的國家，已經在朝著歐洲頭號製造業大國的方向大步邁進了。
由此可見，中世紀的歐洲經濟擴展是由一系列組織上的創新和改進所推動，它們多半由下層創始，通過榜樣的力量逐漸推廣。統治者，甚至包括地方封建領主，紛紛行動起來爭取不落伍，顯示自己的和藹可親，保證有勞動力可用、吸引企業及企業所創造的稅收。同時，商界發明了一些新的聯合、締約和交流的形式，以確保投資安全和付款方便。在這幾個世紀內，一套全新的商業文書得到採用；商業規範得以制定和實施；人們還想出了各種合夥安排方式，以鼓勵貸款者與實幹者結盟，資金和商品提供者與長途奔波的推銷者和採購者結盟。這場「商業革命」幾乎全部來自商界人士，在必要時繞開這一個或哪一個城市或國家的規則、地方集市和國際博覽會，總之，創造出一個自己的世界，彷彿是在當時邦國林立、錯綜複雜的鑲嵌畫之上蓋了一幅罩布。
就這樣，他們大大增加了經營安全，顯著降低了經商成本（即經濟學家所說的「交易成本」），擴大了市場從而促進了專業化和分工。這正是亞當·斯密所論述的世界，它成形於他出生500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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