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望著那牢房中的眼睛
下榻在一家四星級酒店的15層。
透過房間的大玻璃窗，可以望見一二百米外的黃海波涌，以及久違了的棧橋。這正是我心中典型的青島鏡象。
朋友霄明指給我看——幾乎就在這酒店與棧橋間等分的距離上，有個比較空闊的院落，中間有座近於四四方方的三層老式加頂建築，在其西南牆邊有圓柱型上呈錐狀的附加建築體——那兒，就是他父親舒群當年被關押的德式監獄舊址了。我目測一下，跟那裡只有一箭之遙。霄明又告訴我，他父親一直被羈押在第三層，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有兩扇大小不等的黑窗戶，那就是準確的位置。
我心間一陣砰砰然。
此次來青島，為的是在18年後，再次向我尊重的前輩舒群伯伯，表達我經久不滅的敬意。
1934年，青年舒群在青島從事地下工作，組織內有人叛變，他遭到逮捕，在那所頗有來歷的監牢里被關押了半年多。因他被捕前不久剛來青島，敵人拿不到他與共產黨相關的證據，他又一直嚴守著自己的身份，終在獄外同志的營救下，擺脫了這場囹圄之災。就是利用這段獄中時日，他寫出了自己早期的代表作中篇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為畢生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此次前來，是應約參加「青島德式監獄舊址博物館」的開館儀式。20世紀初，德國殖民者攫取了中國的膠州地區和青島港，派來「總督」管轄。隨即在海濱建立了這所「歐人監獄」（當時羈押者均為歐洲人犯）。此監房據說算得上中國境內歷時最久的牢獄，後經過背景民國政府收管、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政府管轄，以及人民共和國政權之下的不同階段，總計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直到1995年，才完成了監獄和看守所的職責。近年間青島市經濟發展極快，同時也重視歷史文化的保護。「青島德式監獄舊址博物館」的建立即是其中一個項目。
我，似乎只為探尋那盤桓於舊日監房中舒伯伯的精魂而至。
1985年，為編輯《滿族現代文學家藝術家傳略》一書，我頭一回扣響北京虎坊路舒伯伯的家門。那會兒我還是個「資深」青年，舒伯伯卻已年過古稀。老人給我的第一眼印象：這哪兒像是鼎鼎大名的舒群吶，不就是在東北故鄉隨處可見的一位平民老人么！我恭敬地說明準備編寫一部有關滿族文藝家的書，希望對方能夠同意被介紹，還請教由誰來寫他的傳略為好。
至今叫我記憶猶新的是，老人的反映極痛快：「啊，寫滿族，寫滿族的貢獻，太好了，我贊成！誰來寫我么？我看就委託你啦……」
我激動得一時不知說什麼好，為了老人的爽快，為了他對本民族的摯愛，也為了他給我的信任。說實話，當時我對舒伯伯一生的艱辛、成就與坎坷，還只是知曉一點點皮毛。
後來我多次去拜訪老人。我聽他關於生平的口述，寫出了讓他還說得上滿意的「傳略」。1987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編的這部包括「舒群傳略」在內的《滿族現代文學家藝術家傳略》，當我趨前將書送到老人手裡，他是那麼地興奮，咧嘴笑著，反覆地說：「滿族文學藝術，滿族文化，該寫，該多寫！」老人提起筆，在我的一個本冊上寫道：「祝賀《滿族現代文學家藝術家傳略》出版，為滿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舒群 一九八八，一，一。」
我與舒伯伯愈來愈熟識了。我不單看重他的民族情感，更尊重他的奮鬥經歷與人生追求，還為老人晚年的精神氣質所折服。我聽到過他的鄰居形容：在虎坊路邊，常有一位老者披件舊棉衣蹲在路邊休息，不知情的都以為那是個剛進城的老農，即便知情者，也很難把此人跟他所擁有的文壇盛名掛起鉤來……那人，便是舒群。
老人晚年患有幾種疾病，尤其是嚴重的「體位性低血壓」，使他站立或行走均要陷入暈眩，所以在外他喜歡蹲著，在家他喜歡半靠在鋪蓋卷上與客人聊天兒。那幾年，我就時常享受到他半靠在鋪蓋卷上接見的榮幸。
他有著我再熟悉不過的東北老頭兒的脾氣秉性，平易而略帶些許倔巴，豪放又摻雜幾分純真。我和他之間的話題常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他的革命生涯，遭逢際遇，和文學活動。
1913年，舒群出生於哈爾濱一個工人家庭，少年時代因家道貧寒一再輟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18歲的他毅然投身抗日義勇軍，並為中共地下黨的刊物撰寫鼓動性的文學作品。19歲，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了第三國際在華基層情報站年輕的站長，同時，結識了金劍嘯、羅烽、蕭軍、蕭紅等青年作家，他們共同為「北滿」左翼文藝而工作。1934年，敵我鬥爭白熱化，為了擺脫日偽的瘋狂迫害，舒群不得不離開哈爾濱，轉往青島繼續地下工作。就是在這期間他被捕系獄。出獄後，他流落上海，邂逅左翼作家白薇，加入「左聯」組織，發表了令他一舉獲得普遍讚譽的《沒有祖國的孩子》，並恢復了黨的關係。在上海，他又完成了《老兵》、《秘密的故事》等二十多個中短篇小說，成為左翼文學界高產且有影響的作家。1937年，受派遣到山西八路軍總部作記者，曾給總司令朱德作過秘書。1940年以後，他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擔任文學系主任，還作過《解放日報》文學版的主編。1945年東北光復，舒群帶領一大批延安的文學藝術家疾赴東北開展工作，擔任過恢復創辦的東北大學的副校長，從日偽手中接管的東北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的廠長，和東北文聯的副主席。
50年代初，舒群奉調首都，出任新建的中國文聯副秘書長和中國作協秘書長，成了受到文學藝術家們歡迎的一位負責幹部。他一面日以繼夜地工作，一面揮汗如雨地創作，寫出了《第三戰役》和《這一代人》等長篇小說。誰曾想，性情剛正的他，成了共和國伊始非正常政治生活的早期犧牲，他被強加上「反黨」罪名，被剝奪寫作權利，下放遼寧改造思想。此一去，竟耗去了20年光陰！待重返北京，他已經是65歲的老者。人們多以為這位健康狀況相當糟糕的老人會就此安度晚年，孰料，性情倔強的他，在年近七十之際，不僅與丁玲合作創辦並主編了大型文學刊物《中國》，而且扶病命筆，不停地發表著新作——短篇小說《相思》、《金縷曲》、《醒》、《美女陳情》……直至《少年chén女》一篇,居然在中青年作家強手如林的文學界，奪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就此，再也無人敢於小視這位「寶刀不老」的「黃漢升」。
舒伯伯曾對我說，自己寫小說寫到這時候，才算剛剛琢磨出一點兒門道兒來。後來，我也不止一次聽評論界的行家談到，舒群晚年短篇的謀篇結構，那可不是一般的好！
我感到舒伯伯，實堪領受「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八個字。
有時，我也會向他問起受到政治迫害的往事。只有這時，老人才斂起笑靨，現出一臉的蒼茫。應當說，他的性格，既非一門心思斤斤計較於誰該負整人罪責，也不是毫不上心到蕩然一笑盡泯恩仇。他似乎始終在沉思，在咀嚼，在調動自己的生命體驗去尋繹；有時，他好像接近了答案，有時，他又說，這事很難講得清楚……
老人一生都是無悔的革命者，一生都是執著的文學家。他有著文學寫作的非常天賦，直到接近古稀才再次獲得展示；他有著革命組織家的果敢與堅韌，卻無法「組織」好個人的命運，也難以「組織」起面對後來人相關追問所應有的回應。
這，也許就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擺不脫的人生路數。
我在青島逗留的時間不多，喜歡獨自在房間里眺望那舊日牢房的兩扇窗。我知道，已經辭世18年的舒伯伯，再也不可能像當初那樣與我親切交談；可是，我走不出一種感覺，那窗子裡面有一雙明眸，在和我對望。那是一雙21歲男青年的眼睛。那是73年前，在這所監獄中被拘押的革命志士舒群的眼睛。
呵，21歲！這可是舒伯伯到他開展第二段革命活動時候才有的年齡。我忽然聯想到當下的有些年輕人，別說讓他去從事危險而莊嚴的事業了，到了三十四五還無心於談婚論嫁，說是「還沒玩兒夠」！
……世間轉瞬即滄桑。當下的社會圖景，早已不同於73年前舒伯伯坐牢的歲月，甚至比18年前他去世之時，都不能可同日而語。物質的極大豐富（這話常被人們掛在嘴邊，我多少有點懷疑它的誇大其詞）固然是好事情，可是人們價值觀的空前錯位，也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不，我寫這篇文章的日子，恰逢2007年的「國際勞動節」，一家廣播電台反覆播放著的背景音樂，還是幾十年前的幾首經典——《南泥灣》、《大生產》等等，節目主持人半開玩笑地說，他找也找不到近些年來關於「勞動」的歌。
社會應該是在朝前走。然而，比較青年舒群投身民族和人民解放事業的時候，我們的社會究竟在那些領域裡面進步了，我常常想到這個問題。
而今，我已年近花甲，已對幾十年來的紅塵世態頗多體味。我多想那舊日牢房中的一雙眼睛，能夠跟我再度對話。
也許，舒伯伯在奮筆疾書其作品《沒有祖國的孩子》之餘，會抬起頭來望見我所在的巍峨於市面的酒店。他會怎麼想，會為這動輒便出入於四星級、五星級酒店的碌碌過客們，感到驕傲呢，還是悲哀？
當地有關部門開闢了「德式監獄舊址博物館」，初衷是為了對人們進行傳統教育，然而，我不敢說出口的是，這所博物館進出的遊人們，將有幾人真的能記住舒群這位革命前輩的姓名呢。我擔憂，它將來會漸漸流變為「惟錢是拜」的旅遊項目。
離開青島這天清晨，當我又一次走近酒店房間的窗口，海上正升起蔽天的濃霧，窗外一片迷濛。海、棧橋，以及德式監獄舊址，都已悄悄隱去。
耳畔，有船隻在長久地鳴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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