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岡·施萬尼茨：「奧斯曼貝爾福宣言」：「猶太民族家園」的百年變遷
編者按：1917年，英國發表的《貝爾福宣言》對中東地區產生的深遠影響延續至今。一戰結束前的奧斯曼帝國曾發表過類似的宣言，但因戰敗而影響甚微。《中東季刊》2018年冬季號發表了德國歷史學家沃爾夫岡·施萬尼茨（Wolfgang G. Schwanitz）的文章《「奧斯曼貝爾福宣言」：「猶太民族家園」的百年變遷》（The 「Ottoman Balfour Declaration」: 「A Jewish National Home,」 100 Years On），回顧和分析了這一事件，本微信訂閱號今日推出該文中譯文。
「奧斯曼貝爾福宣言」：「猶太民族家園」的百年變遷
圖片來源：Middle East Quarterly
1917年10月，當英國軍隊逼近耶路撒冷時，奧斯曼帝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嚴厲的法案試圖摧毀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社區（被稱為「伊休夫」）。一戰期間任黎凡特地區總督和一戰期間奧斯曼帝國三巨頭之一的傑馬勒帕夏威脅說，倘若土耳其人被英國人趕出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也不會有猶太人能留下來迎接英國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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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之後的1918年8月12日，奧斯曼帝國三巨頭中的另一位，大維齊（首相）塔拉特帕夏頒布了一項以奧斯曼帝國政府為名的官方宣言，宣布廢除之前的一系列不利於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法案，並表達了對於「猶太人通過有組織的移民與殖民行動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宗教與國家中心」的深切同情。
考慮到此時英國已經攻下巴勒斯坦近半年，而且大約80天後奧斯曼帝國也將投降——這項聲明頒布時間過晚，以至於無法產生任何實際效力，但其重要性依然不應被忽視。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穆斯林國家贊同英國的立場（1917年11月的《貝爾福宣言》），認同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國的權力，而許多穆斯林國家時至今日都拒絕承認這一點。
奧斯曼宣言
1918年8月12日，首相塔拉特帕夏在伊斯坦布爾同利奧波德·珀爾馬特會面。珀爾馬特是一名德國猶太商人，也是塔拉特的朋友。塔拉特在會面中代表奧斯曼政府向珀爾馬特提供了一份官方聲明。這份聲明由奧斯曼帝國一方同一個16人猶太代表團經過一個月的協商得出。16人猶太代表團正是由珀爾馬特帶領，成員包括來自德國、奧地利和奧斯曼帝國的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和非猶太復國主義人員。這份聲明承認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興宗教與國家的權力。塔拉特寫道：「我很高興我同數個猶太組織代表的協商有了實質性的結果。」聲明中寫道：
大臣會議決定，在我遞交給猶太代表團聲明之後取消一切限制猶太人移民並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法案。同時也向多個相關部門頒布嚴格的命令：在尊重猶太人同其他國民平等的情況下，必須友好對待在巴勒斯坦的猶太民族。
考慮到我對數個猶太組織的邀請，我對猶太代表團以及所有的猶太人表達，我對於他們通過有組織的移民與殖民行動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宗教與國家中心的同情，我堅信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是有利於奧斯曼帝國的。我願意讓猶太人的復興行動處於奧斯曼帝國的保護之下，並且傾盡全力保證奧斯曼帝國自身的主權以及其他非猶太人口的權利不受侵擾。我也堅信，在制定出詳細的計劃後，這項特殊行動會很快完成。我很期待在這之後再次同猶太代表團進行磋商。
在一封寫給德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約翰-海因里希·馮·伯恩斯托夫的信中，珀爾馬特表示，這項聲明中的文字（珀爾馬特將其附在信中供伯恩斯托夫閱讀）除去幾項小改動外，和猶太代表團最初提交的公報內容幾乎無異。他還寫到塔拉特希望這份聲明發表在西方的媒體上。的確，在9月6日倫敦的《猶太人編年史》報紙上出現了一段簡化版的奧斯曼帝國聲明：
在君士坦丁堡的會議上，塔拉特帕夏（奧斯曼帝國首相）對中歐地區猶太組織的代表們說道：
我非常高興我同猶太組織代表團的協商有了最終結果。我們已經決心廢除所有限制猶太人移民與安置在巴勒斯坦的法案。我向各位保證，我對於在巴勒斯坦通過有組織的移民與殖民建立一個猶太宗教中心的提議深表同情。我希望能將這項計劃置於土耳其政府的保護之下。我也殷切地期望理事會對與計劃細節的制定能迅速完成。
雖然這份簡化版聲明很明顯減弱了塔拉特原文的語氣，將「猶太宗教與國家中心」替換成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宗教中心」，表明這份報紙也懷疑首相是不是能將他的話付諸行動，面對著奧斯曼帝國內廣泛的反對聲音，依然將這份聲明提交到議會中。不過，這個討論也只能學術上聊一聊了。1918年10月30日，奧斯曼帝國向協約國投降，這項聲明也無從落實。土耳其的領導人們逃往柏林，而在1921年3月，一個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刺殺了塔拉特，報了1915年亞美尼亞大屠殺的仇。
為何發表這一宣言？
雖然沒有落實，但塔拉特的這份聲明在兩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宗教層面，一個是國家層面。前者要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將猶太人視為同其他國民同等的人對待，這是同伊斯蘭政權的基礎相抵觸的。在伊斯蘭政權中，政治權力由占多數的穆斯林人口掌握，而非穆斯林人口被認為是「吉瑪」（又稱契約民），他們有信奉自己宗教的權力，但在法律、行政和社會地位上都是低於穆斯林統治者的。
相似的，有關「猶太國」的同情暗示以及建立一個「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國家中心」這樣的語句，是同千年來把猶太人看作宗教群體而不是國家群體的觀念相衝突的。此外，自從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以來（導致了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黑山和阿爾巴尼亞的獨立），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殖民地已經被完全抹除，自然會努力防止帝國的亞非地區行省出現類似狀況。與此相關的便是19世紀80年代對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覺醒的殘酷鎮壓——造成了大約20萬人死亡，更多的人流亡到了歐洲與美洲——這不過是一戰期間對亞美尼亞人進行大屠殺的前奏。這些暴行也預示著一戰期間對於「伊休夫」的鎮壓，最典型的事件便是將猶太人大量驅逐出巴勒斯坦和1917年從春天到秋天剷除特拉維夫-雅法地區猶太人社區的企圖。
圖片來源：Middle East Quarterly
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巴勒斯坦已經被英國佔領了8個月之後，塔拉特很清楚他永遠也不用落實他做出的聲明。但1918年俄國退出戰爭使得形勢對於三國同盟（德國-奧地利-奧斯曼）有所好轉，同時1918年春德國西歐防線上有進攻的勢頭，戰爭的結果在當時看來還是很難說的。因此，塔拉特的聲明考慮更多是政治而不是單純的假設。除了保證奧斯曼帝國剩餘領土上猶太社區的安全，這項聲明也為伊斯坦布爾提供了寶貴的戰後和平談判籌碼。
此外，塔拉特做出打破伊斯蘭與奧斯曼帝國禁忌的決定，即使只是嘴上說說，但將猶太人視為有能力建立國家並且同穆斯林有同等地位的民族，表明塔拉特期望得到一些更實質性的回報。在1917年4月美國介入戰爭之前，塔拉特毫不意外的斬斷了所有猶太復國的苗頭。而當美國介入戰爭時，塔拉特改變了想法。他設想如果能將所謂的「國際猶太力量」（這樣一種力量在美國是尤為強大的）集結在奧斯曼帝國背後，那麼他可以防止未向土耳其宣戰的美國做出宣戰的行動；同時還能督促俄國新的布爾什維克政權退出戰爭；最終還能在戰後談判中取得優勢，甚至能利用對於猶太人的讓步政策，換回巴勒斯坦的控制權。用當時德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約翰-海因里希·馮·伯恩斯托夫的話就是：「如果我們不能用武力奪回巴勒斯坦，我們也要用外交手段把它爭取回來。」
但塔拉特是否能在沒有其戰爭盟友德國介入的情況下完成這樣一種思想轉變，是很讓人懷疑的。
德國的介入
威廉二世皇帝向來謹慎處理猶太復國主義，他將其視為「一個重大問題」。他很贊同他們的主要目標——由資本強大而勤勞的以色列復興聖地——並且在1898年拜訪伊斯坦布爾時，嘗試將這份認識分享給時任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但沒有成功。在戰爭爆發後，皇帝不得不在大眾對於猶太人的同情和避免與奧斯曼帝國對抗兩者之間保持平衡，而奧斯曼帝國是公開鎮壓國內少數民族的。皇帝還需要避免撼動德國-奧地利-奧斯曼三國同盟。比如，在他下達給德國議會的一項保護「伊休夫」以及敵國（尤其是俄國）移民而來的猶太人的命令時，對於奧斯曼帝國他強調，這是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的：對於猶太人的保護能讓三國同盟在華盛頓那邊爭取到更多的好感，畢竟在美國猶太人影響力巨大，而奧斯曼帝國對於猶太人的鎮壓勢必會引來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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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往往並不接受德國方面的意見，這時候德國就不得不介入奧斯曼帝國的事務。其中很明顯的一次干預發生在1914年12月，當時雅法地區長官決定放逐所有沒有成為奧斯曼帝國契約民的猶太人（這其中有許多德國公民）。在德國猶太復國主義領袖理查德·希特海姆的倡議下，在伊斯坦布爾的德國大使漢斯·馮·旺根海姆與美國大使亨利·摩根索向塔拉特請求停止這項放逐行動。塔拉特同意了他們的請求：放逐行動被叫停，外國人可以繼續留在巴勒斯坦並被鼓勵奧斯曼化。
另一次重要的干預事件發生在1917年4月。傑馬勒帕夏下令，因為「軍事原因」驅逐雅法和特拉維夫地區的9000個猶太社區，此舉讓外國領事意識到了傑馬勒要將耶路撒冷的猶太人驅趕走的意圖。傑馬勒在參謀長弗里德里希·克雷斯·馮·克雷森施坦的建議下放棄了耶路撒冷驅逐計劃，但拒絕將雅法地區驅逐走的猶太人接納回來，這些猶太人只能在加利利地區艱難生存。1917年10月，傑馬勒再次將怒火發泄到「伊休夫」身上，同時一個親英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間諜網暴露出來，德國不得不採取一次更高層的政治干預來制止傑馬勒。這次德國前總參謀長埃里希·馮·法爾肯海因直接到耶路撒冷接管了新建的奧斯曼耶爾德勒姆軍團，限制了傑馬勒對於黎凡特地區的控制以及阻止了他發動一場種族滅絕的計劃。
猶太復國主義者清楚地認識到了其民族大計的不穩定性，於是加強了從各個大國獲取聲援支持的努力。1917年7月，猶太復國主義者向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呈上了一份官方聲明。過了近四個月，10月31日，在兩次討論以及徵求了時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與10位英國猶太人領袖（包括支持與反對復國主義）的意見之後，英國內閣決定發表一份正式聲明。這份聲明兩天後被發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知的《貝爾福宣言》。
雖然德國不希望把復國主義事業留給英國來做，但德國一開始就處在一個不利的地位：德國不可能在沒有奧斯曼帝國同意的情況下頒布一項影響盟友領土完整的單方面聲明。10月23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國大使收到了一份來自當地猶太復國主義領袖的聲明文件——很可能就是後來呈給塔拉特的那份「公報」——但此事並無下文。相反，德國嘗試說服他們的奧斯曼盟友自己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做出讓步。比如在1917年8月，德國嘗試在傑馬勒訪問柏林時爭取到他的同意：雖然傑馬勒還是堅持說猶太人在奧斯曼帝國之內除了巴勒斯坦地區都是可以定居的，但這位帕夏也提到，奧斯曼帝國的領導人包括他自己未來是可能會改變主意的。
德國的遊說嘗試為其爭取到了一些時間。1917年9月伊斯坦布爾迎來了一位新的德國大使。在駐華盛頓十年之後，約翰-海因里希·馮·伯恩斯托夫對於美國的猶太人以及他們在美國的社會、政治地位有很高的評價。當德國外交部長理查德·馮·庫爾曼指示他去爭取奧斯曼帝國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讓步時，他欣然接受。10月，英國內閣發表了《貝爾福宣言》，馮·伯恩斯托夫會見了塔拉特，並建議伊斯坦布爾戰後給猶太人提供一個奧斯曼主持下的家園。馮·伯恩斯托夫在日記中寫到，倘若巴勒斯坦還能保留在奧斯曼帝國手中，帕夏是願意接受這樣一個提議的。
《貝爾福宣言》發表後，柏林和伊斯坦布爾嘗試利用這項宣言挑撥英國與其阿拉伯盟友的關係：指控英國為了支持猶太人，出賣了阿拉伯人與穆斯林盟友。相反，維也納卻發表了一項聲明（1917年11月21日）支持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不久之後，馮·伯恩斯托夫也爭取到了奧斯曼帝國對於英國那項宣言的善意回應。
1917年12月31日，塔拉特在一次德國報紙的採訪中表明伊斯坦布爾善意地接受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定居，並且由於這個國家自身力量的強大與猶太文化的發展和對本國律法的適應，同意移民自由進入，這是馮·伯恩斯托夫的重大外交勝利。
1918年1月5日，德國副國務卿利用了塔拉特的採訪會見了猶太復國主義領袖，並告知他們德國準備好了支持猶太復國事業，並且支持符合塔拉特聲明的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自治社區的計劃。這件事也通過外交部長庫魯曼的一封信傳到了德國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奧托·沃伯格和阿圖爾·漢特克的耳中，表達了對於奧斯曼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定居聲明的歡迎。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馮·伯恩斯托夫繼續將塔拉特的意圖落實到具體的有關猶太復國主義行動的協議中。1918年7月20日，馮·伯恩斯托夫滿意第向他的上級報告首相與16人猶太代表團的協商即將有結果產生。他注意到了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行動將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聯合在一起，但他也明白，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行動的經濟利益足以讓奧斯曼帝國不去考慮那麼多，奧斯曼帝國比較注重的是自身的富足，從猶太人那裡獲得更多的稅款是完全合理且不用多慮的好事。這個理解是非常有先見之明的，僅僅兩周後，塔拉特就發布了歷史性的《奧斯曼宣言》。
結論
有趣的是，奧斯曼帝國當年作為世界上穆斯林的宗教領袖以及巴勒斯坦的長期統治者發表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宗教與國家中心」的觀點，99年後的今天，巴勒斯坦的統治者卻要求英國因為同一個理由向他們道歉。
相比被國際社會支持的《貝爾福宣言》，奧斯曼的宣言的確發布得太晚，以至於不能對地區形勢有任何影響，並很快就不再被人提起。但奧斯曼的立場也是別有用心的，尤其是希望利用所謂的「猶太國際力量」和在巴勒斯坦猶太復國行動的經濟利益來滿足奧斯曼帝國的國家利益，這一點是和《貝爾福宣言》不相上下的。而對於巴勒斯坦地區猶太民族復興的支持被看作是這些預期收益驅使的自然行動。這也說明了奧斯曼帝國承認了歷史上猶太人與巴勒斯坦地區的聯繫，並且在處理非穆斯林群體的問題時擁有超越千年來穆斯林教條的能力。
如果僅僅因為這些原因，在戰爭結果未定時，將對於猶太人的讓步作為一種外交選擇，那麼在今天這樣一個伊斯蘭世界缺乏寬容和至上主義上升的時候，「奧斯曼貝爾福宣言」需要被重新審視並予以高度重視。
作者：沃爾夫岡·施萬尼茨（Wolfgang G. Schwanitz），德裔美國中東歷史學家，主要從事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和德國人關係、德國與中東國家關係史等領域的研究；著有《歐洲伊斯蘭教與中東地區的反抗》（Islam in Europe, Revolts in the Middle East）、《中東馬賽克》（Middle East Mosaics，2013～2015年卷）、《納粹、伊斯蘭主義者及當代中東的形成》（Nazis, Islamis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合著）等。
來源：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25, No. 1, Winter 2018
翻譯：羅振輝，上海外國語大學國務學院國際政治專業本科生
審校：上外中東研究所「土耳其研究項目」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發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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