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宮為什麼規模比較小？｜
原標題：宋朝皇宮為什麼規模比較小？｜
宋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響甚深，我認為當時朝野上下有一種共識：奪民私產、逼民搬遷，是很不體面、很不道德的事情。
十一世紀的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城市，人口超百萬，「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在那個時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個有這麼大規模的城市來，每一日從汴梁城郊趕進城屠宰的生豬，即有萬頭之多（見《東京夢華錄》：「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我們現在展開《清明上河圖》，或者翻看《東京夢華錄》，還能夠領略到撲面而來的 東京的如夢繁華。
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宮城，可能又是歷代統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漢唐長安宮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寬闊。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樓「豐樂樓」上，就可以俯視宮禁，所以後來官府幹脆禁止市民在豐樂樓的頂層眺望，以免他們「下視禁中」。
，汴州是從唐代的州城發展起來的，宮城的前身只是節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長安、洛陽這樣的故都相比。宋立國後，宋太祖曾按洛陽宮殿的模樣，擴建了汴梁皇城的東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宋史?地理志》）。雖然號稱「壯麗」，其實周長也不過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長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將皇城擴展得更加闊氣、大氣一些嗎？肯定想。但如果這麼做，首先必須面臨一個問題：拆遷。這是因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點不一樣，以前的城市是權力規划出來的，顯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則是自發「生長」出來的，顯得雜亂無章，而又生機勃勃。宮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鋪。不論從哪個方向擴展宮城，都勢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遷，不就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家常便飯嗎？嘿嘿，在宋代，還真有點不好辦。
宋代君主不是沒有想過要擴建皇城，讓自己住得更舒坦點。據《宋會要輯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宮失火，讓宋太宗下了決心「欲廣宮城」，便下了詔書，提出了建設規劃，讓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人「經度之」，即測繪圖紙。不久圖紙畫了出來，太宗一看，要拆遷太多民居，便說，「內城褊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下詔停止擴修宮城的計劃。另據《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還曾叫官員去找拆遷征地範圍內的居民徵詢意見，「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願意搬走。宋太宗沒有今人的膽魄，不敢搞強拆，只好作罷。現在有一些雜文、評論作者，將發生在太宗朝的這樁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並作了誇張其詞的演繹。比如有篇文章說：「宋仁宗因皇宮太小，打算擴建，於是就讓大臣與拆遷戶協商。拆遷戶們拒絕了，給多少錢他們都不搬，事情就這樣僵持著。最後宋仁宗退步了。於是北宋就有了有史以來最小的皇宮，相當於一個節度使的府邸。」其實這是以訛傳訛。以宋仁宗的儉樸、寬仁性情，我覺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擴建宮城的計劃，因為他會覺得居住的地方已經夠大了。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為證。《宋史?仁宗本紀》記述：「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玉清宮失火燒掉了）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先帝留下來的宮苑，我覺得都太大了，為什麼還要擴建？
諸帝當中，宋徽宗算是最愛大興土木的一個了，比如勞民傷財的「艮岳」便是這個人搞出來的，這也埋伏下北宋滅亡的禍根。這麼一個愛折騰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遷。崇寧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為趙宋皇室的王孫公主「建第築館」，但京師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櫛比，無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須拆遷。宋徽宗「深慮移徙居民，毀撤私舍，久安之眾，遽棄舊業，或至失所。言念赤子，為之惻然」，所以放棄在京城內建設王府的設想，只令於汴梁南郊「展築京城，置官司軍營」，並下了一道詔書：「將來繕修諸王外第與帝姬下嫁，並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臨安為「行在」。臨安皇城也是比較狹小，宮殿規制簡樸，甚至陛階只有一級，「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議之後，皇城陸陸續續有擴修，不過宋高宗也是比較注意拆遷的問題。紹興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進呈了一個報告，說臨安府欲將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宮。高宗制止了這個計劃，說道，「僧家緣化，營葺不易，遽爾毀拆，慮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氣，豈宜如此？」至於行宮，「但給官錢隨宜修蓋，能蔽風雨足矣」。當然皇上的行宮不可能只是「能蔽風雨」而已，但那幾間「近城僧舍」確實躲過了被拆毀之劫。
宋代宮城之所以格局不夠開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還是昏君，都對拆遷民居的事情頗為顧忌，不敢放開手腳大拆大建。為什麼貴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遷呢？我不相信趙宋皇帝個個都長著菩薩心腸，都會「言念赤子，為之惻然」這種共識經過培育、累積、感染、沉澱，形成為一種無形卻時時可感知的風氣，讓皇帝在展開拆遷圖紙的時候感受到強大的道德壓力，不得不有所節制。
即使皇帝心理強悍，執意要擴建宮城，拆遷人居，也未必能過士大夫這一關。宋代已發展出嚴密、絲絲入扣的君臣分權制衡制度，君主不加節制的大興土木之舉，通常會為執政的士大夫集團抗議、阻撓。來看一個例子：
仁宗繼位時，因為年幼，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天聖八年（1030年），玉清昭應宮發生火災，幾乎燒成灰燼，章獻太后向大臣哭訴說：「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大臣都聽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宮。宰相呂夷簡反對，說上天的懲戒如此，萬不可重修。給事中范雍說得更為激烈：「這玉清宮還不如燒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對重建玉清宮。太后只能息了念頭，只是將燒剩的兩殿略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後，才增建另兩殿
南宋時期臨安城市發展水平
北宋時期，被譽為「東南第一州」的杭州已經頗為繁盛，南宋建為行都後就更加發展了。
臨安城的地理條件得天獨厚。南宋末年周密在《癸辛雜識·續集》中有這樣的描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台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好處也。」
學術界對南宋臨安城發展水平最典型的描述，出自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Gernet）《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在謝和耐看來，臨安「1275年前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和最為富庶的大都會」。和當時世界上其他城市比起來，臨安的確相當繁榮和富庶。同時，作者對臨安城繁盛景象的描寫也是為了鋪墊和對比蒙古軍隊入侵後所帶來的破壞。
現在杭州城保留下來的南宋時期的歷史遺迹很有限。中國南方城市發展通常呈現出覆蓋式的特點，即新城市覆蓋舊城市，杭州御街地面所呈現的宋、元、明街道層層疊壓覆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所以，南宋建築基本上都被後期的建築覆蓋了。此外，倒還有別的一些「遺迹」留下來。南宋時期臨安城區街市布局與地名基本照搬北宋開封城的樣貌，這也是北南宋人口流動所留下的歷史印跡。另外，杭州方言是吳語區中的一個孤島，融合了南腔北調，這是當時北方的貴族高官逃到杭州後，本地居民模仿他們說話的結果，「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
蘇軾上奏稱「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蘇軾此言為向朝廷請求賑災款，其中不乏誇張成分，也不一定有統計依據，但當時杭州城區居民眾多可以肯定。北宋到南宋，杭州由州城變為行都，城區大跨度發展，因此南宋便有人記載，城裡有些地方，北宋時還很荒涼，到南宋竟變得擁擠不堪了。例如後洋街，北宋時「四隅皆空迥，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到南宋，「屋宇連接」，都成了居民聚集之處。豐樂橋以北的橘園亭，金井亭橋之南的俞家園，原先都是農田，到後來民居匯聚，「如蜂房蟻垤，蓋為房廊，屋巷陌極難認，蓋其錯雜，與棋局相類也」。
南宋時期臨安城中人口密集到怎樣的程度呢？ 早年中外學者的一些估算，大多偏高，或有失實。他們有的以蘇軾的「四五十萬人」為依據，更多則引用柳永的「參差十萬人家」這樣的詩句來估算，因此並無統計價值。現在學界主流說法認為南宋臨安城的人口大概在120萬。但是如果從我們日常生活的體驗出發看，這個數字也很不可靠。這種高估算，當然也反映了《夢粱錄》那樣的傾向於誇大南宋臨安城繁華景況的歷史文獻對學術界的片面影響。
臨安城區，即現在西至西湖東岸、東至環城東路、北至天目山路、南至鳳凰山南面的區域。雖然當時隨著郊區的都市化，有一部分城市居民住到城牆外的郊區，這一塊區域也不可能裝下120萬人。若對比現在杭州整個城區的人口200萬，這個數字就更顯得誇張。在對當時臨安城附郭縣戶數材料加以分析、計算、論證後，再加上當時未統計入戶籍的人口數，可以大致估計在嘉定年間（1208－1224），臨安城區內人口約為32萬人，當時城區面積為15平方公里，若此，則城內人口密度估計可達到2.1萬人/平方公里，遠比北宋開封城為高。至咸淳年間（1265－1274），甚至可能達到3.5萬人/平方公里。這些數據，當然只是非常粗略的估算，只反映一種大致的趨勢，並無精確性可言。不過由於我們在估算過程中盡量取相對穩妥的低數值，看來不致大錯。可是如果我們拿這些數據與目前杭州城區的人口密度作比較，例如在2004年，城市中心上城、下城、拱墅、西湖四區，其人口密度為8357人/平方公里，就可以發現，南宋時期臨安城內是多麼的接踵摩肩了。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期的兩宋時期，以單層或雙層木結構建築為主的臨安府城區，其人口密度已經超過以多層鋼筋水泥建築為主的現代都市市區一兩倍，相比現代人口尤為眾多的一些都市，差距也有限，其居處街衢之湫隘擁擠，也就可以想像了。
都城區高密度人口聚集的歷史影響
南宋臨安城區人口高度密集的史實，給了我們觀察「夢華世界」之外另一些側面的可能性。也就是，人口高度密集可能會給城市生活帶來哪些不利影響，會遏制它的進一步發展。
物資供應
城區人口高度聚集，密度過高，必然會給城市生活帶來一系列新的問題。物資供應與衛生管理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方面。
物資供應首要的是城市土地供應，前人多所論及的宋代城區擴展問題，反映的就是由於城區人口過於密集的一個結果。顯德二年（955）周世宗所頒開封築外城詔，就指出由於城區狹小，「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億兆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貧乏之戶，供辦實難」。由此也帶來城區地價過高問題，甚至北宋開封城「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一般貧民下戶，就更不易擁有房產了，只能租賃簡陋屋舍棲身。從前述當時城區人口密集的程度看，一般民眾的居處必當極其擁擠。
唐代「長安居大不易」，至宋情況更甚。土地之外，城市居民生活的種種物資都要從城外供應。首先是糧食。尤其到了南宋，文獻中「遏糴」一詞開始高頻率出現。所謂「遏糴」，意即遏制購買本地糧食運往外地，這就顯示當時一些地區糧食緊缺，商品糧供應不充分，地方政府不得不採取這樣地方主義的保護措施。在宋代城市人口逐漸密集的情況下，「苦於貴糴」是當時一個經常性的話題。例如，北宋朝廷全國動員財政調撥，每年從東南六路（除兩廣、福建之外的長江以南地區）向開封運送六百萬石糧食，按當時成年人的糧食消耗量計算，至多能養活六七十萬人。由此可見當時城市的商品糧供應並不容易。常常有人很瀟洒地把宋代描繪成擁有數十個三五十萬人口城市的朝代，但是不知道這些城市的糧食供應該如何解決。正因為糧食供應的緊缺，儘管朝廷一再下詔，禁止地方政府採取遏糴政策，但在地方人士看來，遏糴卻是一種善政。在宋代兩浙，城鎮化水平高，非農業人口多，遏糴現象尤其明顯。文獻記載當時諺語「蘇湖熟，天下足」，或者出於誇張。在湖州地方志的記載中，卻強調當地糧食供應不足；反而相對落後的地區都市人口少，糧食常有富餘。
第二個問題是燃料，它關係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取暖和餐飲。在現在很多科技史著作的描述中，古代中國技術發達，早已使用石油、煤炭，如北宋開封城主要就燒煤炭。但這恰恰體現出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森林資料無法維繫人們的燃料需求的一面，較少有人指出。元豐初年蘇軾知徐州，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鎮之北找到石炭，解決了當地城市居民以及作院兵器製作所需的燃料問題。他高興極了，專門寫了一首《石炭》詩記載此事，認為從此解決了「城中居民風裂骭，濕薪半束抱衾裯」的困境。
南宋時期，臨安城附近的林木根本不可能滿足城內的燃料供應需求，部分木柴是從徽州地區沿錢塘江運送而來。庄綽《雞肋篇》中所描述「今駐蹕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橛皆偏，芽櫱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尖銳地指出臨安城的燃料危機。
再有一個就是飲水問題。唐大曆年間（766－779），李泌任杭州刺史，開鑿六井，引西湖淡水入城，供居民飲用，城區才向東擴展到江干，並奠定了杭州（臨安）城區發展的格局。南宋民諺所說的「西門水」，就是指從西門「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宋代城市中都有專門挑擔賣乾淨的飲用水為生的苦力，收入很低。北宋時，有人向文臣孫甫兜售一方硯台，要價三十貫。當時每貫一千個銅錢，三十貫是很大的一筆錢。孫甫問此硯有何異常之處，這麼貴？此人答道此硯石極潤，「呵之則水流」。孫甫卻並不稀罕，說：「一日呵得一擔水，才直三錢，買此何用。」可見賣一擔水才三文錢。正是因為存在飲水問題，人們對優質水源更加關注，所以那時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一條街巷叫甜水井，意味著此處井水質量好。
人口密集的地方，公共衛生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兩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像京城這樣的大都市看來有相對完備的制度，由廂坊等機構負責。如開封城開淘渠塹等事務，起初由都廂，後由都水監負責。南宋臨安城也與此類似。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產生的垃圾糞便等，則多作為農田的有機肥料，由專人清理。一般州縣城市在管理上問題就相當多。
從現存文獻記載看，當時少數城市可能已經存在空氣污染問題。北宋沈括作《戲延州詩》：「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木老，石煙多似洛陽塵。」此詩所說，指延州人拿石油當燃料，煙大，「墨人衣」，就像洛陽城中多風沙污人衣一樣，說明了兩地都存在空氣污染的情況。司馬光也有《都門路》詩，記述開封城中風沙蔽日的情形：「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獨憐道傍柳，慘淡少顏色。」
另一則是生活污水的處理。中國古代城市雖然從較早時期起，局部重要地區例如宮殿區等等就有了下水道的設置，如考古資料表明，南宋臨安府太廟兩側就設有磚砌的排水溝。但整體看，直至明清都沒有形成完備的地下排污系統。宋代一般城市凡有河道，生活污水基本直接排入河道；沒有河道的，估計用滲井，而這種滲井極易污染飲用水源。臨安府為首善之區，制度規定相對嚴密，為防止居民丟棄垃圾堵塞水溝，「每遇春時，官差人夫監淘在城溝渠」。一般州軍，並無都城的財力物力，無法保證制度化地及時疏通下水道，其衛生狀況可想而知。例如有記載說，南宋的吉州，因為城區內實在太臟，不少富人都不得不搬到鄉村居住了。
宋代城市公共衛生問題所帶來的後果之一便是疫疾多發。當然，溝渠污穢窒塞雖為城市疫疾多發的十分重要原因，究其根本，還在於當時城市人口密度過高，醫藥衛生等各方面水平尚未能與之相適應所造成的。蘇軾就曾說：「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所以當時救荒，有些官員不主張將饑民集中到城中，就是為了防止人口過於密集，「蒸為疾疫」，而要將饑民阻攔於城郭之外。南宋在臨安建行都的152年間，僅據存世文獻所載，就有14起嚴重的疫情發生，平均十來年一次，有時且連續數年大疫不止，文獻中常見「大疫」、「都民疫死甚眾」等記載。
消防
另一嚴重問題是城市火災頻發。
遺火成災，自古而然。宋代以前的歷史文獻也多載有火災的事例。至人口密集程度更大的宋代，火災的規模顯然超乎古人了。《新唐書·五行志》所載唐代城市火災，燒毀民居超過兩萬家的僅兩次，到宋代，燒毀民居超過十萬家的就有許多次。臨安府在南宋王朝建為行都的150餘年間，可謂時時處於火災的威脅之下，全城被燒毀殆半之災屢次發生，乃至燒宮殿，毀太廟，無所不及。嘉泰四年（1204）三月大火後，史臣哀嘆：「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有此一火！」由於火災的頻發，以至「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也就是住旅店的官員士大夫們，出門常常將官告之類重要文件隨身帶上，唯恐旅店失火，事關前程的家當毀於祝融，近乎惶惶不可終日。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也可以反映當時火災的嚴重性。自唐代後期開始出現「錢荒」，即通貨緊縮，流通貨幣不足。當時人們討論其原因，認為除了鑄幣太少、富人窯藏、銅錢出口等因素外，還有一個，就是「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爍融液」，也就是說城市裡火災太多，很多錢都被燒化損失了。我們知道，若要燒化銅錢，這種火災不僅要大，且需經常發生，才會有人把它列為一個原因。由此可見當時火災之屢發，破壞之嚴重，以及影響之廣泛了。
由此可以引出關於宋代城市史的兩個問題：一是建築布局。根據傳統的認為唐代是坊市制城市的說法，城區由坊牆分隔，坊牆會阻礙火災的蔓延。實際目前的研究認為，在多數的州縣城市，並不存在坊牆分隔城區的現象，南方尤其如此。不過到宋代，城區建築過於密集，的確是火災容易擴散的重要原因。當時政府也曾試圖採取一定措施，但在城區建築過於密集的現實面前，大多落實不了。
建築材料的更新。宋代是建築材料更新比較明顯的一個朝代，地方政府更加提倡百姓修建磚瓦房，其原因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所致，另一方面，就是因為相比於茅草房，磚瓦房更防火。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宋高宗因為軍營被燒責怪大臣未能改建磚瓦房，大臣則抱怨：「沒有錢，怎麼蓋呢？」根據南宋溫州的一則記載，當時江南地區一般的州城大致上磚瓦房佔三四成，茅草房六七成。與前代相比，磚瓦房比例已經明顯提高了。
結語
以上的事例都說明，宋代城市發展在呈現其「夢華世界」的同時，它的另一面，則是窘境畢現。這表明到宋代，在資源、技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之下，隨著城市人口的高度密集，它的進一步發展開始受到制約，這就是本講小標題所謂「發展瓶頸」之所指。例如傳統的都城，在其人口規模達到近百萬之後，便不可能再膨脹。一般州郡城市資源遠比都城缺乏，更不可能擴張到很大。因此學術界一個傾向性看法是，宋代之後中國傳統城市的發展，主要不體現在大城市的擴張，而在於農村地區小市鎮的發展上面了。
簡單歸納，本講所謂走出「夢華世界」，在方法論上可有兩方面的含義：
其一，主要由《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以及《夢粱錄》等文獻對今人形成關於兩宋城市影像的烙印，過於深刻。如果想要正確解讀這些歷史文獻，把握它們作者的宮廷畫家與舊朝遺民的心態，十分重要。它們所反映的歷史影像並不全面，實際是相當片面的。解讀其他歷史文獻，也應指這樣的態度。我們如果試圖真正了解當時城市發展的歷史，就應該更為全面地去觀察。現在應該是我們走出其片面陰影、冷靜分析中國近古城市發展進程的時候了。
其二，前人所描繪的關於宋代都城發展的繁榮景象存在著某些片面之處，這給我們的重要啟發是：當我們在強調歷史發展的某一側面時，應該考慮到問題的另一方面，「發展」是否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它們具體表現在哪裡？等等。這樣正反兩方面多角度的視角，是我們觀察歷史的重要方法，可能也是觀察其他事物的重要方法。相對於一些習慣於將研究對象解剖開來作分析的現代學科，歷史學的學科特點或者說思維方式則是：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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