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勇：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的歷史軌跡和理論思考

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歷史悠久，前人已經做了許多工作，完成了不少全國、地區和城市歷史地圖的編繪，總結了不少編繪的經驗。

早在晉代裴秀就繪有《禹貢地域圖》，唐代賈耽則繪有《海內華夷圖》。宋元時期我國歷史地圖的編繪成果斐然，宋代《石刻六經圖》中有《禹貢九州疆界圖》、《禹貢導山川之圖》、《諸國今所屬圖》等圖。宋代稅安禮編有《歷代地理指掌圖》，收集了《歷代華夷山水名圖》、《古今華夷區域要圖》、《帝嚳九州之圖》、《唐朝十道圖》、《唐朝一行山河兩戒圖》等 45 幅，程大昌編有《禹貢山川地理圖》，收集有相關地圖 30 幅，唐仲友則編撰有《帝王經世圖經》，收集有《舜十有二州之圖》、《禹貢九州山川之圖》、《唐一行山河分野圖》、《九夫為井之圖》等圖，傅寅也編有《禹貢說斷》，附有《禹貢山川總繪之圖》、《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圖》等圖，程公說撰的《春秋分記》中也附有《王畿列國指掌總圖》、《王畿指掌之圖》、《楚地指掌圖》等，呂祖謙還輯有《五代分據地理之圖》。其它《河南志》、《永樂大典》、《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書集傳音釋》等志書和類書中也附有許多歷史地圖。

明清時期代編繪的歷史地圖也很多，如明崇禎年間吳國輔編的《今古輿地圖說》三卷上起帝嚳，下止明代，繪製了 59 幅歷史地圖，是我國保存下來最早的朱墨套印的歷史地圖集。[]清李兆洛的《歷代地理沿革圖》，後經道光年間六承如補編成《歷代地理志圖》，同治年間，歷雲官又在此基礎上編《歷代沿革圖》，後馬徵麟又編了《歷代地理沿革圖》。清末楊守敬編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和《歷代輿地圖》，一直是被認為是我國保留下來最完整的歷史地圖集。[]清代董祐誠、汪士鐸、楊守敬都各自編有《水經注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地圖。[]

中國古代的傳統地圖一直存在二個體系，一個是平面符號體系，一個山水寫意體系，在繪製上，前者多是計里畫方的方法，後者多用散點透視方法，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經緯測繪地圖。中國古代歷史地圖的編繪也是如此。上述歷史地圖在表現內容上主要是以政區沿革、境界疆域、山川名實的內容為主，並沒有現代歷史地圖對山川、環境、政區、經濟、軍事、文化的綜合表現。

明代末年大量傳教士進入，將西方的現代經緯測繪地圖技術帶入中國，但就整個清代而言，雖然已經有中國人自己按經緯測繪法繪製的平面符號地圖出現，但大多數中國地圖仍是採用傳統的計里畫方的平面符號和散點透視寫意山水方法進行繪製，也有個別按焦點透視寫實山水的地圖出現。

中國歷史地圖也是在清末才開始採用現代經緯測繪平面符號繪製和彩色套印的。在這方面日本早於中國用現代方法繪製和出版中國歷史地圖。如早在日本寬政元年( 1789 年) 日本就出版了《唐土州郡沿革圖》，共繪歷史地圖 13 幅，並在天保六年( 1835 年) 再版。安政四年( 清咸豐七年，1857 年) ，日本大阪就出版了由長赤水著、二宮彝補編的《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 》。 明治十四年( 1882 年) ，又出版了河村輿一郎的《支那歷代沿革圖》，繪有 18 幅中國歷史地圖。明治二十九年( 1897 年) ，重禁安繹和河田熊《支那疆域沿革圖》編繪了從夏代到清代的歷代政區變遷，由富山房出版發行。明治三十四年( 1902 年) ，石澤發身繪的《東洋歷史地圖》，由弘文館出版，主要以中國歷史地圖為主。明治三十五年( 1903 年) ，日本東京松邑三松堂出版了日本人小島七彥編繪的《支那古今沿革圖》。明治三十七年( 1905 年) ，日本烏居龍茂編《東洋歷史地圖》，後又由孫海環、周世棠編輯，由上海新學會出版。明治三十八年( 1906 年) ，桑原隲藏《東洋歷史地圖》由開成館出版。同時代的獲野什三郎也繪有《東洋歷史地圖》。另外，大正元年( 1911 年) ，箭內互的《東洋讀史地圖》由東京富山房出版，多次再版。以上《東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雖然出自東亞所具有的視角，但因中國在東亞所具有的歷史地位，所以大部分圖幅都是中國的，實際上也是中國歷史地圖集。同時，以上地圖多是採用多色套印，一改以前的朱墨套印和墨印後手工染色方法。

清代末年，傅崇矩曾編有《中國歷史大地圖》，但一直沒見流傳和收藏。值得注意的是，宣統二年( 1910 年) 盧彤的《中國歷史戰爭形勢全圖》由亞新地學社出版，是我國較早的一本專題歷史方面的地圖集，也應該是我國自己用現代經緯測繪製彩色套印的第一部歷史地圖集。民國三年( 1913 年) 商務印書館就編印了童世享的《歷代疆域形勢一覽圖》，民國十一年( 1912 年) 蘇甲榮的《中國地理沿革圖》由日新輿地學社出版，共編圖 100 多幅，時間下限到了民國時期。民國時期還出版了多種版本的《中華國恥地圖》或《中國國恥地圖》。這些地圖開啟了利用現代測繪繪製和多色套印印刷歷史地圖的先河。

20 世紀以來，西方人和香港台灣學者也開始編繪中國歷史地圖，如 1935 年，艾伯特· 赫爾曼( Albert herrmann) 編繪的《中國歷史與商務地圖集》(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 ，[]作為哈佛燕京研究所專刊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為西方人繪製的第一部中國歷史地圖集。台灣、香港學者一直著力於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如 1983 年陳正祥的《中國文化地理》由三聯書店出版，中有大量歷史地圖。1965 年台灣大學《簡明中國沿革地圖》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84 年程光裕、徐聖謨的《中國歷史地圖》( 上下冊) 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

從 20 世紀五十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歷史地圖編繪進入繁榮時期，主要分成中國通史地圖、中國專題歷史地圖、分區歷史地圖三大類。

中國通史地圖主要有顧頡剛、章巽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郭沫若的《中國史稿地圖集》、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中國近現代史地圖冊》、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簡明中國歷史圖冊》、南充師範學院編的《中國古代史歷史地圖》、遼寧人民出版社的《中國古代史歷史地圖集》、武星月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地圖集》、郭利民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通史地圖集》、王雅軒等主編的《中國古代歷史地圖集》等。

中國專題歷史地圖，如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地圖》、郭毅生主編的《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國家地震局、復旦大學的《中國歷史地震圖集》、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圖選》、中央氣象局的《中國近五百年來旱澇分布圖集》、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陳幀璉的《辛亥革命史地圖集》、諸紹唐的《徐霞客旅行路線考察圖集》、駱承烈的《孔子歷史地圖集》、吳秦傑主編的《毛澤東光輝歷程地圖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中國戰爭史地圖集》、黃盛璋和劉宗弼的《中國礦治歷史地圖集》等。其中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為中國近百年來最完善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現代歷史地圖編繪的最高水平的成果。

省區及城市歷史地圖，如徐蘋芳主編的《明清北京城圖》，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史念海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山西歷史地圖集》、《福建歷史地圖集》和《廣東歷史地圖集》，周振鶴主編的《上海歷史地圖集》，侯仁之、岳昇陽主編的《北京宣南歷史地圖集》、《濰坊市歷史地圖集》等。其它《天津城市歷史地圖集》和《柳州歷史地圖集》主要收集古舊地圖集的地圖集，但也有一些政區和城市歷史地圖的圖幅。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在中國歷史地圖信息化方面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其《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 CHGIS) 開創了中國歷史地圖信息化的先河，其掛在「禹貢網」上不僅為中國歷史地理地圖編繪提供了成功的範例，也為許多歷史地圖編繪提供了的基礎底圖。

近年來還出版了不少古舊地圖集，為歷史地圖的編繪奠定了較好的條件，如曹婉如主編的《中國古代地圖集》三冊、武漢歷史地圖集編纂委員會的《武漢歷史地圖集》、天津規劃局和國土資源局的《天津城市歷史地圖集》、浙江省測繪與地理信息局的《浙江古舊地圖集》、柳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的《柳州古舊地圖集》、閻平主編的《中華古地圖珍品選》、劉鎮偉主編的《中國古地圖精選》、汪前進主編的《古地圖彙編》、王自強主編的《宋元古地圖輯成》、《中國古地圖輯錄》等。

值得可喜的是《國家歷史地圖集》已經編製完成，正在出版中。《廣西歷史地圖集》、《吉林歷史地圖集》、《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重慶歷史地圖研究》或已經編繪完成，或正在出版之中，或正在緊張編繪之中。與此相應，有關歷史地圖編繪理論和回顧的討論亦越來越多，如陳橋驛《關於「浙江歷史地圖集」的編繪》( 《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 2 期) 、李孝聰《「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地圖集」城市遺址與布局圖組的編纂》( 《侯仁之師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學苑出版社，2003 年) 、葛劍雄《中國歷史地圖: 從傳統到數字化》( 《歷史地理》18 輯) 、尹均科《圖解宣南———讀北京宣南歷史地圖集》( 《前線》2010 年 1 期) 、滿志敏《走進數字化: 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一些概念和方法》( 《歷史地理》18 輯) 、唐曉峰《北京歷史地圖的數字化》( 《北京社會科學》2004 年 4 期) 、辛德勇《19世紀後半期以來清代學者編繪歷史地圖的主要成就》( 《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 9 期) 、周長山等《廣西歷史時期人地關係的地圖再現》( 《廣西社會科學》2008 年 3 期) 、蘇智良和吳俊范《景觀的歷史表述與路徑》( 《史學理論研究》2010 年 3 期) 、何宗宜等《「山西歷史地圖集」的設計與計算機製圖》( 《測繪學報》2003 年 12 期) 、王丹等《歷史地圖編輯設計探討》( 《測繪與空間地理信息》2009年 6 期) 、劉子剛《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地圖編製出版述略》( 《中國測繪》2001 年 1 期) 、劉美蘭《滄海桑田現再———談「上海歷史地圖集」編製》( 《地圖》2001 年 3 期) 、潘晟《十年來中國歷史地圖研究》(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 年 3 期) 等。

應該看到，中國歷史地圖編繪發展到今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為我國傳統文化傳承和現實經濟文化建設資鑒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支撐。但是不庸諱言，現在的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也存在許多方面的誤區，影響了編繪地圖集的科學信度和現實使用功效。

首先，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編繪歷史地圖的意義何在，這是我們首先要思考好的。一種觀點認為編繪歷史地圖首先是一項文化工程，可能更多強調歷史地圖的文化傳承，講求工程的文化性、規模性，注重為政府部門文化建設增加光彩。在這種思維下，往往會產生交差、趕時、貼金的潛意識，進而影響到歷史地圖繪製的科學信度。一種觀點認為編繪歷史地圖主要是將其看成一種科學工程，更多講求工程的科學性和實用性，科學地為後世宏觀資鑒、微觀資事。現在看，我們急需強調後者的意義，而強調後者的意義更在於歷史地圖集科學信度的提高。

其次，在編繪歷史地圖過程中，是繪製技術優先還是基礎研究優先的問題。我們知道，編製現代地圖，由於各種上圖的地圖要素存在現實社會之中，集中在政府各部門的文件、統計資料和檔案之中，資料往往相當完整、系統，也容易獲取。有時編繪者藉助政府之力，往往下一份張紅頭文件就馬上可將所有上圖要素彙集起來。可是歷史時期的各種上圖要素或分散於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之中，或存有大量缺失而樣本不夠。有些上圖要素並不能直接上圖，如歷代的所謂耕地、人口數並不是實際的耕地和人口數，這需要歷史地理學者做大量的修正、考證工作。歷史時期府州縣的邊界變化甚大，真正有可參考的古舊地圖多僅限於清末時期的地圖，故繪製歷史時期府州縣邊界困難更大，特別是存在於歷史時期的各種類型的插花地更是需要從大量文獻中去查證。所以，歷史地圖編繪的資料收集、考證定位的基礎研究是一個需要長期積累的艱苦工作。但是在前面認識強調編繪歷史地圖為一種文化工程的背景下，往往忽視歷史地圖繪製前期基礎研究的科學性，看重製圖技術的先進性，有的省市甚至將歷史地圖編繪工作完全交給個別主要從事房地產勘測的部門繪製。其實，編製歷史地圖所需要繪圖技術 已經十 分 成 熟 和 普 及，從 Ezmap、mapgis、mapinfo、arcgis 到coreldraw、autocad、Mapdrawer、南方 cass，從掌握軟體的時間、熟悉行業的程度，都不存在技術瓶頸。如果有技術難度，也完全可以通過簡單的商業化來完成。實際上我們師生在編製《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和《重慶歷史地圖集》中，已經基本掌握了歷史地圖編繪的基本技術，形成了一個通過mapinfo 作基本數據處理後用 coreldraw 作修改潤色的簡易方法，一改過去歷史地理學者只用硫酸紙手繪草圖後專業測繪人員清繪的模式，提高了後期的專業清繪工作的效率。現在我們在地圖繪製過程中，切實地感受到真正在編繪中遇到的困難不是製圖技術本身，而是基礎研究的缺乏。顯然，編繪歷史地圖如果相關基礎研究不夠，則可能大大影響歷史地圖的科學信度。

正是目前社會上存在以上認識上的誤區，所以，目前已經出版的歷史地圖集存在許多明顯有違科學性的問題。如有的歷史地圖集居然毫無根據地將隋代以來的各縣縣界全部繪出，主要是出於認為從隋代到民國的縣界並幾乎無大的變化的認知，沒有變化的記載就等於沒有變化，故簡單用今縣界代替歷史線界，這是對歷史科學的極不負責。實際從我們研究區域歷史政區的經驗來來看，就是近 500 多年來中國縣級政區界線同樣產生過相當大的變化，需要做大量的基礎工作才能將明代和清代前期的縣界線划出。如明代麻城縣一共有仙居、太平、亭川、孝感四個鄉里，但明末劃合成三個鄉，後又划出二十里設立黃安縣，故清代麻城已經遠遠小於明代大部分時期。明代的巴縣多達10 鎮、12 鄉 70 里，清代由於設立壁山縣、江北廳，清代巴縣面積與明代相差巨大。就是在清代到民國時期也時有變化，上百平方公里的分合也時有，並形成了一些插花地。顯然，如果說用清代的縣界代替明代誤差就更巨大了，更不要說用現代縣界代替明代、宋代、唐代的縣界。我們在編繪長江三峽歷史地圖時，專門用了三篇碩士論文來討論清末不到二十個縣的縣界變化，發現有的縣界幾十年的時間內變化相當大，更不要說上千年時間內的變化。至今，我們對晚清到現代的許多邊界問題還沒完全弄清。明以前縣界變化由於缺乏基本資料，更是無法認知。那種認為晚清以前沒變化的記載就可以說沒有變化的觀點是極其錯誤而遺害後人的，是對歷史極不負責的做法。所以，陳橋驛先生認為的必須「言必有據」的科學態度，主張在沒有深入考證基礎上不要繪製清末以前的縣界觀點是十分正確的。[]

應該看到，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國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科學信度整體上都不夠高，對於繪製歷史自然地理圖幅一定要十分慎重，不可以完全依靠理論推論來繪製歷史自然地理圖幅。我們發現有的歷史地圖在繪製歷史時期森林變遷時，對歷代森林資源的分布畫得相當詳明，往往不分地質、土壤、氣候背景差異，在缺乏基本的科學依據下，將古代沒有耕作的地區統統畫為森林，這是很不嚴肅的態度。應該看到，即使是在現代，在二十多年前遙感技術沒有在中國廣泛利用的背景下，我們對現代森林資源的分布認知都是不夠準確的，何況我們今天全面來認知古代的森林分布。近些年來，我們在南方亞熱帶山地地區進行了一些定點的小區域環境變遷研究，特別是建立在田野考察、科學測量基礎上研究後，發現歷史時期亞熱帶山地的森林資源變遷十分大，但各地差異也十分明顯。同樣是在西南在區，金沙江乾熱河谷、岷江中遊河谷的植被變化規律就與盆地內植被變化差異巨大。如果我們沒有具體的個案研究，按一種範式去簡單推論歷史時期的環境要素分布而繪上地圖就大錯特錯，欺騙世人，誤導後人。有的歷史地圖集，在繪製歷史時期水災災害時，繪出了明確的水旱災害千年百年出現頻率，這是很有意義的，但由於沒有相應的釋文解釋標註根據，就很讓人懷疑其科學的信度。因為稍有歷史自然地理背景知識的人都知道，中國古代的水旱災害大多是以州縣單位記載的，如果這種災害出現頻率是以縣境為單位繪製的，我們可以相信其科學信度，但出版的許多地圖繪出許多打破州縣境的具體空間範圍界線，這就讓人不能理解了!

應該看到，我們編繪歷史地圖集，遠不僅只有傳承文化的功用，更不僅是為政府部門文化建設貼金增彩，歷史地圖為後世宏觀資鑒、微觀資事的功能更是重要。而這更要求我們對歷史地圖的繪製有更強的科學性。從歷史人文角度上來看，歷史地圖往往會成為後世領土糾分、政區厘界、資源勘察、人事調查的重要依據，這一切都要求歷史地圖須有極高的科學信度。從歷史自然角度來看，似更應比歷史人文地理的圖幅更慎重，因為歷史自然地理圖幅一旦繪成，它往往會成為現實生態環境治理科學決策的依據，這是來不得半點虛浮的。從某種程度講，歷史地圖的編繪比我們一般撰寫學術論文要更講求科學信度，因為學術論文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思想，可以見仁見智，但歷史地圖往往被世人看作工具書、規範藍本，會在現實中引以為據。所以，我們在地圖上的任何一個標記、定位一定要慎之又慎。

前面我們談到歷史地圖可以分成三大類，即中國通史地圖類、中國專題歷史地圖類、分區歷史地圖類三大類。如果換一種口徑，也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圖說中國歷史事件類，大凡通史類和分類事件歷史類都是這種，也可稱為讀史地圖。目前影響很大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 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和《錢伯斯世界歷史地圖》》( Chamber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都是這類的歷史地圖; 一類是歷史地理要素類圖，以歷史時期各種人文和自然要素的空間分布變化為主，這是最典型的歷史地圖。在具體編繪時當然也可以將這兩種結合在一起，甚至還可以將古舊地圖、老照片也融入歷史地圖。在我看來，由於有關中國歷史大事的文獻記載相當詳備，人們通過地圖來體現，並沒有太多的資料和技術障礙。但是對於歷史地理的要素圖，由於歷史文獻中對於許多要素的記載缺失，資料散見於浩如煙海的史籍之中而極不系統。有時就是通過長期的爬梳整理出的要素資料，由於不夠系統，統計口徑不一，也難以上圖標註。特別是繪製上古和中古時期要素時，由於文獻記載得天然缺失，系統性不夠，使地圖繪製受到局限。如有的歷史地圖在標註唐宋時期的物產分布時，由於唐宋地理總志記載得不系統，其顯現的分布規律的科學信度顯然受到較大的影響，甚至標註的天然缺失可能會給讀者帶來誤解。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講，編繪歷史地理要素類地圖的難度要遠遠大於圖說歷史類，需要做大量的前期查證、考證和統計工作。

20 世紀以來 IT 技術發展迅速，讀圖時代重新顯現，而現代利用歷史地圖的功用增大，對歷史地圖科學信度要求也增大。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未來歷史地圖的釋文同步化、地圖信息化、多維直觀化、歷史場景化應該是以後我們編繪歷史地圖四大發展方向。

從理論上講，編繪歷史地圖應該是先有釋文後有地圖的，而且應該釋文與地圖同步出版。目前我們出版的歷史地圖大多數完全沒有釋文，只有相關歷史的文字陳述。即使有釋文也都是將繪製標註根據的釋文與地圖完全分割開來出版，使我們從歷史地圖中只看到結論的標註，看不到結論的根據，往往會對歷史地圖標註的信度十分懷疑。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後，現在只出版了東北卷的《釋文彙編》，其它地區卷的釋文還有待時日，而其它歷史地圖很少有對結論標註根據的同步展示。所以，從以後的發展方向來看，將標註根據《釋文彙編》同步同書出版是我們提高歷史地圖編繪科學信度的方向。

歷史地圖的地圖信息化的工作從 GIS 出現以來，已經展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在這方面首開先河，與美國哈佛大學聯合開發了《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 CHGIS) ，為歷史地圖繪製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條件。最近，清史地圖集的 GIS 項目已經啟動。不過，應該看到，歷史地理信息化的工作只是剛剛起步，目前出版的紙質版的歷史地圖集都有 GIS 處理的必要和可能，新開發歷史地理方面 GIS 的空間更是巨大。

目前不論是紙質的和 GIS 的歷史地理地圖嚴格地講都是建立在平面意義上的地圖，前不久德國圖賓根大學學者來訪時曾展示了他們利用三維圖構建清代銅運路線圖的案例，充分考慮了三維圖像下的古道坡度係數，不僅大大提高了歷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精度，而且大大增強了研究結論的形象性。在這方面，歷史地圖的編繪我們也有成功的探索案例。目前我們在編繪《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時在準備試驗繪製重慶佛圖關、夔州古城的三維歷史地圖。由於 IT 技術的發展，在 GIS 中建立四維以上的歷史地圖，就技術而言已經沒有任何障礙了。在某種程度上講，由於歷史地圖的基本屬性決定，編繪歷史地圖中運用多維圖比編繪現代地圖的必要性更大。所以，多維的歷史地圖繪製也應該是我們歷史地圖繪製的方向。

目前我們談到的平面的或多維的歷史地圖，基本上還是一種後人的地圖間接再現，如果我們能將歷史景觀與多維地圖結合起來，地圖的歷史重現功能將會更直接、更生動、更具體。近來學術界對於景觀歷史地理的研究漸有氣候，蘇智良、吳俊范提出了編製景觀歷史地圖的倡議。[]這是一個十分好的建議，應該是未來中國歷史地圖編繪發展方向之一。以前，學術界編繪的所有歷史地圖也配了一些照片作為景觀的說明，但多是現代遺址照片，而且在地域空間上不系統，缺乏歷史感、直觀感和盡全性。所以，利用老照片、現代遺址照片、老圖畫等系統配合多維歷史地圖展示，使我們歷史地圖通過景觀、場景得以強化歷史感、真實感，也是擴大歷史地圖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應該是以後歷史地圖繪製的一個發展方向。

[]唐代賈耽《海內華夷圖》中就採用「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方法，遺憾原圖沒有保存下來。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主要有兩種版本，一是光緒四年( 1878 年) 首刊的 67 幅圖版，一是光緒三十二年( 1906 年) 修證的70 幅圖版。《歷代輿地圖》首繪於同治六年，於光緒七年至十年編繪，在宣統三年 ( 1911 年 ) 由門徒熊會貞重訂出版，共358 卷，34 冊。

[]辛德勇: 《水經注圖》，《書品》2009 年 9 期。

[]有的版本為「 Atlas of China: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

[]陳橋驛: 《關於「浙江歷史地圖集」的編繪》，《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 2 期。

[]蘇智良、吳俊范: 《景觀的歷史表述與路徑》，《史學理論研究》2010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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