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楚：譚其驤與《中國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標誌著我國歷史地理學邁入一個新階段，是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和兄弟協作單位共同完成的一部科學巨著，也是主編譚其驤努力奮鬥的豐碩成果，他為之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畢生精力，凝聚了他無數心血和淵博學識。

一，辛勤工作，含辛茹苦，耗費了三十多年的心力

早在三四十年代，譚其驤就有編製一部規模較大、內容詳贍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願望，可是，那時政府腐敗，製圖印刷技術又極差，未能如願。1954年冬，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吳晗依據毛澤東主席的建議，重編改繪清末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組成了「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簡稱「楊圖委員會」，設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次年春，吳晗推薦譚其驤去京改編修訂，這正合譚其驤的夙願，欣然應命，從此就將自己全部精力和學識貢獻於這項艱巨任務。

1957年初，編纂工作轉移到上海，作長期的規劃。開始時有章巽、吳應壽、鄒逸麟、王文楚四人參加。譚其驤勤於所事，樂之不倦，每天上下午都來工作室編圖，成了常規，這在全校文科著名教授中，是獨一無二的一位。1958年「大躍進」開始，他和全體同志一樣，除每天上班外，還加夜班，一天三班，不論寒冬和酷暑，堅持不易，這在當時所有著名教授中更是罕見。

我於1957年初隨譚其驤由京返滬，從師學史地之學，並在譚其驤悉心指導下，參與了編圖工作。1958年秋，主要因編纂工作的繁重艱巨和人員的不足，學校調撥周維衍、魏嵩山等十名歷史系高年級學生以邊干邊學的辦法參加這項工作。譚其驤把培育年輕一代視為己任，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祈望的是多出人才，快出成果，不僅在審閱每一位編的草圖時，指出錯誤及其原因，並每隔一段時間，作有關編圖方面和歷史地理方面的學術報告，充實和豐富大家的知識。他一個人審閱我們十幾個人的初稿，真是忙得手足無措，但毫無怨言。他獎掖後學，識拔人才，尤為殷切而不遺餘力，遇有編圖成績突出者，欣然寄以莫大希望，每每稱道不止，遇有在歷史地理學術研究具有一定見解的論文，更總是予以幫助。譚其驤博聞強記，治學嚴謹，他對我們的論文從不降格俯就，凡編圖有差錯或論文疏誤者，不論何人，他都直言不諱，當面批評，為之駁正紕繆，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嚴師。這樣，在他長期精心培育和嚴格訓練下，一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無論在編圖和歷史地理研究領域，湧現了世人矚目的豐碩成果。1959年在編圖室的基礎上，建立了歷史地理研究室，一批年青學者在譚其驤的身邊，聆受教誨，朝夕相處，相互研討，疑義相析，共同奮鬥，進一步推動了編圖工作的進展。

此後隨著圖集編繪範圍的擴大、內容的增加，陸續邀請中央民族學院、南京大學、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雲南大學等著名專家和學者參加各邊區圖的編稿，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著名專家和學者參加原始社會及其他圖的編稿，已經不是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原貌了，於是改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仍任主編之職。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譚其驤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打入牛棚，受盡了折磨，編圖工作全部陷於停頓，他對在「文革」中浪費的時間、精力和才華，深感惋惜和痛心。三年之後，編圖工作恢復，他被宣布為「一批二用」，主編之職已被剝奪，也做初編工作，編的圖稿規定由「摻沙子」進來的歷史系學生紅衛兵審查，但他並不計較個人得失，十分認真地編製初稿，撰寫校記，對我們在編圖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難題，儘力幫助解決，還修改我們的大批考釋，這種對國家科研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給予我們很大的教育和鼓勵。這樣又經過四五年艱難曲折的奮鬥，終於在1973年完成編稿，自1974年起，分八冊陸續出版內部試行本。

由於圖集的完成階段，正值「文革」動亂時期，內部本中不可避免存在著不少缺點和錯誤，存在著不科學、違背歷史事實的內容。1981年初，在中國科學院領導下，開始對內部本進行修訂。當時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清除了「左」的錯誤，為按照歷史事實、科學地修訂圖集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譚其驤重新履行主編職責，修訂的原則、辦法及具體方案，都是他親自製定的，圖集的前言和後記，都是他親自撰寫的。修訂的編稿人員，由譚其驤約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楊寬、錢林書、王文楚、魏嵩山、周維衍、趙永復六位同志分冊進行，原始社會及邊區圖約請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等、南京大學陳得芝、民族研究所鄧銳齡等、中央民族學院洛桑群覺九位同志負責，修訂的圖稿完成後，按圖冊集中，交譚其驤審閱。當時預定計劃八冊圖於1984年底，以近四年時間全部公開出版，但因任務繁重，時間緊迫，再因譚其驤於1978年2月患腦血栓後，留下了後遺症，半身不遂，且年逾古稀，工作受到一定的影響，但他仍以頑強的毅力，不辭辛勞地忘我工作，仔細認真地審查每冊修訂圖稿和圖組編例，沉思博考，反覆斟酌，詳予訂正，一絲不苟，有時為了按時交稿，不影響出版日期，工作到深夜，甚至拂晨，祁寒威暑不輟，這種忘我勤奮、堅韌不拔的意志，實在令人驚嘆和欽敬。譚其驤為了集中時間完成圖集的修訂工作，擺脫社會上對他不必要的干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與外界隔離，孑然一人，閉門奮力，真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譚其驤在圖集修訂過程中，對一些疑難問題，廣泛搜集史料，鉤玄剔抉，審慎考辨，思想深刻，多有創見，發前人所未發，如對唐代西南羈縻府州不同時期的不同隸屬關係，刊正前人舛謬，提出新的見解；於中越邊界問題，博引群書，詳加考訂，寫了數萬字的校記，等等，不一而舉。

二，淵博的學識，精湛的論斷，嚴格按歷史事實、按科學編圖，並為之嘔心瀝血，堅持不渝

《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令譚其驤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圖集採用的底圖、設計方案、具體處理辦法等，無不躬親，力求按科學性、按歷史真實編圖。

1．起初計劃只是將清末楊守敬《歷代輿地圖》予以重編改繪，改正增補楊圖顯著訛脫之處，設想採用的今底圖就依楊圖底圖的胡林翼《大清一統輿圖》，只將圖中清代的政區地名，改成五十年代的政區建制。譚其驤認為，《大清一統輿圖》刊印於清同治初年，主要根據康熙、乾隆時期測繪的兩內府輿圖編製而成，與根據現代測繪技術所製成的今圖相比，存在很大誤差，要將清同治以後近百年改設的新政區地名及改變的新省界移繪到《大清一統輿圖》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他堅決主張採用精確度高的今圖作為底圖，經過楊圖委員會多次商討爭論，由於譚其驤的堅持，同意改用今圖作底圖，事實證明譚其驤的意見是非常正確的。

2．原計劃重編改繪楊圖，範圍一仍楊圖之舊，只畫中原王朝的直轄領域，不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譚其驤認為，我們偉大祖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各少數民族在各個歷史時期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新中國的歷史學者，不能再蹈封建史家的覆轍，要正確反映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代疆域、政區變化，僅僅編繪一部中原王朝的地圖集是不適宜的。經過楊圖委員會數次反覆討論，譚其驤的正確論說被採納，決定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重新編繪一部既有中原王朝，又包括各邊區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權版圖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對歷史上的中國疆域，有其精湛宏通的識見，認為編繪中國歷史地圖，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作為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也不能以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歷史上的中國範圍。因為今天的中國疆域，是1840年以後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宰割了中國部分領土形成的，所以不能代表歷史上的中國疆域，應採用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而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歷史上的中國範圍。各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包括雖有部分轄區超出這個範圍，而其政治中心在範圍以內的政權。圖集內部本基本上是根據譚其驤的科學論說進行編繪的，但未能完全做到。1981年開始進行修訂時，他要求儘力按此辦理，以體現各民族共同締造祖國的歷史，修訂後的圖集，完整地顯示了中國疆域形成和發展的歷史。

3．譚其驤認為，無論總圖或分幅圖，應選取中原王朝和邊區政權的疆域政區都比較穩定、明確的標準年代。歷史上每一王朝、政權，先後延續幾十年乃至數百年，疆域時有伸縮，政區常有改易，治所屢有遷移，前後變遷很大，如不按年代斷限，會將不同年代的建制，混雜於一圖，不能科學、準確地反映歷史的真實。楊圖自漢以後各朝圖全部按各史《地理志》或清人《補志》編繪成圖，而各史《地理志》於年代斷限一般都不予重視，往往混一朝前後不同年代的建制於一篇，因而楊圖的各朝圖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前後相去數十年或百餘年，造成混雜錯亂。譚其驤為貫徹這一學說，不遺餘力，力求使圖集達到科學、準確。在每一圖組開編之前，他都要花費很大精力，認真反覆考慮圖組的總體設計，擬訂編例草案，然後召集全體編稿人員會議，講解這一歷史時期中原王朝和邊區政權的疆域變遷，各級政區建制沿革，選用某年為標準年代的依據和理由，以及標準年代前已廢和後置政區的處理辦法，經過全體編稿人員認真充分的討論，圖組編例定稿後，要求編稿人員共同嚴格遵守。

4．圖集內部本的定稿正值「文革」動亂時期，受到「左」的嚴重影響，存在著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內容，尤其突出的是，內部本自三國以來歷朝都把台灣、澎湖作為中原王朝的領土處理。譚其驤根據歷史記載，認為三國孫吳征伐夷洲（今台灣），但並未取得，宋以前台灣、澎湖不屬於中原王朝版圖，南宋、元、明僅將澎湖收入了版圖，但並未管轄台灣，明末荷蘭人侵佔台灣，清初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侵略者，在台灣建立了奉明朝正朔的政權，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鄭氏政權，台灣才成為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他反覆說明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正確的，是因為台灣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到了清朝，成為清王朝疆域的組成部分，但不能曲解為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譚其驤當時處於「一批二用」的處境，不顧自己安危，多次闡述這個科學真理，而屢被推翻，直到圖集修訂時，才堅持予以改正，按照歷史真實編繪。

5．編稿人員根據圖組編例編成的圖稿，地名稀密分布極不均勻，有些地區稀疏，有些地區密集，尤其政治、經濟中心的京畿附近，甚為密集，製圖工作者認為圖面載負量太大，建議刪去底圖的今地名，或刪去不重要的古地名。譚其驤堅持反對，認為：（1）古今對照是我國歷史地圖的優良傳統，閱讀查對，一目了然。（2）圖集上的古地名是由編例規定的，不能隨意增刪，由編者主觀判斷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是很不科學的。他建議古地名密集的地區，應作擴大圖，使圖面清晰，而不應刪去今地名或古地名。經過多次爭議，最後採納了譚其驤的正確意見，在首都近郊作擴大圖。但在「文革」動亂中，原來編繪得相當詳密的長安、洛陽、建康近郊插圖被無理刪除。圖集修訂時，譚其驤再次建議重編，重新增補了長安、洛陽近郊擴大圖，但遺憾的是，由於時間匆促，如東晉南朝建康附近擴大圖就無法恢復了。

總上所述，足以表現譚其驤編纂圖集富有卓見和精闢的學術思想，並為之嘔心瀝血、堅持不懈的精神。他治學嚴謹、勤奮刻苦、科學態度和實事求是都堪為楷模，是一位學識精深的著名學者。他在編纂圖集時期內，嚴格造就了一批中青年學者，攜率後學為完成圖集努力奮鬥，是一位德才兼備、品行醇正的當代人師，因此受到國內外學者和後人的推崇和景仰。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