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推薦：《原則》
推薦人
吳曉波，1986級新聞系校友。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著有《大敗局》《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浩蕩兩千年》《騰訊傳》等。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
推薦書目
《原則》
編者著：瑞·達利歐（Ray Dalio）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2018年
「
瑞·達利歐是當下全球最大的對沖橋水聯合基金的創始人，他極為擅長將複雜事物背後的運行機制剝離出來，以簡潔、易於理解的語言闡述。如果他沒有進對衝擊基金這行，也會成為出色的經濟學者和財經作家。這本《原則》，則是其中關於理解複雜世界並如何應對的心得。
吳曉波：我的寫作與我的時代
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回到我的母校，回到新聞系。我畢業以後還是回到復旦做過一些活動，但這是我第一次回到新聞學院重新來做活動，一晃25年過去了。我畢業的時候，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把新聞系從校園裡面搬到校園對面。然後20多年沒有回來過新聞學院。
今天是我的新書出版，《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正好也是復旦110周年校慶，我還是想回到我的新聞學院，也是向老師們和同學們有一個交代，另外也利用這樣一個機會向大家彙報這樣一個題目，叫「我的寫作與我的時代」。
我進新聞系就是為了成為一個作者。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有個新聞系，是在高考結束後回學校拿成績，我老師問我想報什麼系，我說我想報北大中文系。老師說，報了中文系可能畢業了之後不好找工作，新聞系就比較好找，可以做記者。當時就聽從了我老師的建議。
老師說南方是復旦新聞系最好，北方是人大新聞系。因為我家在杭州，想離家近一點，所以我第一個志願是復旦新聞系，第二個是人大新聞系，然後被複旦錄取，成為這裡的學生。
我的閱讀
四年後，我在新聞系畢業就分到新聞機構開始財經報道、寫作。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幫企業報道。然後我覺得，如果回想一下，在我的大學期間有哪些人在我的職業生涯和職業價值觀方面對我造成最大衝擊的，可能就是上面這些老男人了（分別是：卡爾維諾、李普曼、尼采、沈從文、張承志、金庸、北島、德魯克、凱恩斯）。
卡爾維諾曾經有本書叫做《為什麼讀經典》，在這本書里卡爾維諾講過一個觀點，他說我們在年輕的時候，少年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讀到一些經典的作品，但是我們一定讀不懂，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閱歷和足夠的知識體系。然後呢，有些時候你會很偶然地碰到這些人，然後這些人就像一顆種子一樣種到你的心裡，你可能完全不理解他們，然後他們和你的生命在一起，一直往前走；走過若干年後，你會突然想起他們，然後重新回去讀他們的作品。再過若干年，然後再去讀，那麼，這些人和這些人的作品會伴隨你一生。
其實這些年來我很多閱讀和寫作的經歷與卡爾維諾的那句話很接近。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所形成的價值觀，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大部分是在大學四年形成的，也就是在這個學院、在這個學校形成的。
比如說我在進這個學院的時候就在想，我們這個行業最牛的人是誰，然後我能夠根據他的一生來規劃我的職業，因為我完全不知道記者是幹什麼的，能夠走多遠。然後我就到圖書館去找書，找到了一本關於李普曼的書，後來我知道這是本盜版書，新華社出版的藍顏色封面的一本書。讀完以後我知道這個人的一生是怎樣度過的。這個人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新聞寫作、新聞評論，他大二的時候，寫了一篇評論文章，然後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有人敲門，是哈佛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叫詹姆斯，說看了他的新聞評論，特意去他的家裡向他致意。
美國人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到門口拿一瓶牛奶和一份《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有李普曼的專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告訴讀者美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他是怎麼看待這個事情。然後他寫這樣的文章寫了60年，3000多篇文章，他的一生沒有經歷過戰爭，安全地死在了床上。
我非常希望我的寫作也能夠有人來敲門，有人來講我寫得不錯。我也希望像李普曼一樣，20多年後，我寫的專欄還有人看，那將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後不要在戰亂中死在馬路上。我死的時候旁邊有親人在場，我覺得這樣一生就挺好的。所以這個人變成了我在大學時的偶像。
我記得2005年，我想把李普曼的這本書引進過來，因為我在大學看的是盜版書。後來我在北美找到這本書的作者，在一個小鎮上，我花了兩年時間最終說服他把這本書的版權給我，我是在四年前重新出版了這本書。所以大家現在拿到這本書就是我出版的，是有版權的。
我的第二個偶像叫做尼采。我在中學裡所受的所有教育都是集體主義的教育，「我是大廈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每一個人都是這個國家的一顆螺絲釘，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到復旦讀書，大學一年級以後，我在一個階梯教室碰到一個年輕教師說「上帝死了」。我們活到這個世界上是緣分，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人，我們不對任何階級和國家，只對自己。尼采有本書叫《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對當時的年輕人影響非常大。這個年輕教師在講這段話的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是思想大爆炸的時期，是外來的存在主義哲學和結構主義哲學引進到中國的時候，它使得一批受到集體教育的學生開始意識到人本的存在，一個人自我的存在，人是一個會思想的蘆葦，如果你不會思想的話，你僅僅是個蘆葦，如果你的思想被控制的話，那你就是人家的蘆葦。所以你的思想必須被自己控制，所以我變成了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受尼採的影響。
再談談我在寫作中的一些模仿對象。其實我們每個人文本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別人寫作的基礎上的，我們都不是天才，能夠創造一些文體。我在大學的圖書館裡找到一些作品，有些作品有些人我已經完全忘記了，因為都不喜歡。但有些我喜歡，像沈從文，我才知道原來漢字可以用那麼從容的方式，只用動名結構，盡量不用形容詞，也能夠非常緊湊地敘述。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1989年在江西，我帶著的唯一一本書就是《湘西散記》，然後到了鳳凰。當年去鳳凰，滿街都是搖滾，我見到了沈從文的表妹，那時候是非常喜歡沈從文。
但是我不喜歡沈從文四十五歲以後的作品。因為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寫《湘西散記》，他從南京坐船、沿長江一路回到老家，給他的妻子寫那些情書，可以看到，一個年輕人二十幾歲血氣方剛的時候，他的文字非常具有節奏感。然後我去看沈從文四十五歲以後的作品，變得散漫，逗號越來越多，段落很長。所以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告訴自己說：同樣一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他的文字有巨大的差異性，所以我就非常警惕這些。就是說寫作必須要非常的緊張，和肌肉一樣非常緊張。
大學的時候看張承志《北方的河》，後來他寫過一本叫做《心靈史》我認為是最近八十年來最好的漢文小說，現在是一本禁書，非常血腥。還有金庸的書，我每年都會重新讀一本金庸，今年讀的是《鹿鼎記》，去年讀的是《飛狐外傳》。我讀書的方式可能跟別人不一樣，我是個專業的寫作者。我會把一萬個字分成幾個段落，不斷對文字進行解構。這樣過了五六年之後，就會出現跟卡爾維諾一樣的事情，你會了解作家當時寫這些文字的心境，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還有北島，對我影響也很大。我去年開刀，縫了6針，要躺一個禮拜。聽說他來了，我就馬上去書房，拿出他的7、8本書，要去找他簽名拍照。他是我青春期的偶像。左下角的那個人叫德魯克，中間叫凱恩斯。跟歷史研究、經濟學有關係。他們的人生都跟李普曼比較像，比較長壽，從青年到老年持續在寫作。
其實我是一個蠻中產階級的人，我希望能夠過一些體面的生活，然後在一個專業領域裡面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能夠讓自己活得比較健康和長壽，然後在這個過程中保持大腦的清醒。所以在大學時候「遇見」這些人，他們的文本、寫作方式、生活方式都影響到了我。所以年輕的時候要去尋找到我們一生中願意去追尋的一些人。
用腳丈量這個國家
我覺得用腳去丈量這個國家很重要。我是一個城市長大的孩子，我父母是浙江大學的教授，所以我很長時間裡面是在城市裡生活的。進入到復旦以後，整個中國的80年代後期是一個風雲激蕩、思想大爆炸的時期，我們發覺，上帝死了。這個國家開始進步，到80年代中後期，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政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世界在進行自由化運動，我們會感覺到這個國家也是自由化運動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太慢，所以在大學變得非常憤怒。於是我們把所有的憤怒都傾瀉到對這個國家的焦慮上去。
到了大三下學期，復旦新聞系有一個傳統，就是去實習。當時我和我的三個同學沒有去報社、電視台去實習，我們籌了8000多塊錢，四個同學做了一個實地考察。1989年3月8號我們從上海出發，到了江西上井岡山，然後到湖南、湖北，然後是雲南。我們在雲南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中國和越南的戰爭還處於最後的對峙狀態、軍備狀態，我們上山還需要國家軍委特批。
等我們回到上海已經是8月份了，我們的這次考察是在整個國家經歷激烈變化的時候，我們用腳去真實感受了實際情況。我記得苦難。我們去山上看一戶人家，他們有三個女兒，但只有兩個出來迎接我們。我們就問，另外一個呢。他們說，因為她沒有褲子，只能躺在床上。我們當時就把50塊錢給了他們，對他們來說這是很大的一筆錢。我下山的時候在想，如果修路到這個村莊，如果電和水到這個村子，需要多少錢？
我不相信顛覆式的變革能夠把這個國家變得更好，我相信商業，相信變革，相信妥協和人性。進入大學以後，我能夠學習到財經方面的知識。我能夠對中國的商業保持獨立、清醒的姿態，全都與這次南疆考察有關係。我非常感激這個學校，感激那個陌生人給我的幫助，讓我完成年輕時候的一個夢想，在讀了很多書以後能夠用腳丈量這國家。其實，中國社會在80年代是一個特別理想主義的社會，那時候男孩子追女孩子，最好就是留個長頭髮，會彈吉他，然後踢球等等，那時候人們願意為虛幻的東西買單。每個年輕人口中談論的都是國家命運，大的哲學議題。進入90年代以後這個國家突然變成一個極端世俗的社會，人們開始評價一個年輕人有沒有價值是看他有沒有錢，在城市裡有多少房子。所以，我的職業生涯的過程就是這個國家由理想主義變成極端世俗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財富不斷增大，我必須也讓我自己也非常富有，讓我自己變成一個中產階級。這是我整個後來20多年的經歷。
我的寫作
畢業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我做了很多年的調研，大概用三年時間跑遍了全中國除西藏以外所有的省，見了很多人，然後埋頭寫作。到1993年，我開始寫專欄，我應該是全中國第一個寫財經專欄的記者，那時報紙上給我划了一個框，文章下面署我的名字，非常早，後來這種模式漸漸流行。我是中國第一批財經作者。
1996年我出了一本書《吳曉波看世界》，其中還經歷了許多出版的波折。當時有人跟我說要做一個作品的研討會，我不認識出版社，我一個朋友在大連出版社，說，你能包銷5000本書就能給你出。我就包銷5000本。但是後來，審批書名《吳曉波看世界》，他們又跟我說通不過，「毛主席看世界的書名都是毛澤東選集，你的書怎麼能叫吳曉波看世界呢？」這樣吧，給你個書名《都市背影》。我很不高興，後來我擅自改回了書名，還是叫《吳曉波看世界》，我還很牛氣，「本書謝絕八類讀者：心比人老者，錢比良心多者，假洋鬼子者，春花秋月者，重複讀報者，見官就笑者，視名如愁者，不敢愛不敢恨者。」
因為書名的關係，當時說已經賣出去的書要拿回來銷毀，後來找關係化解了，這是我第一本書，1996年。那時候我就給自己說，我必須要每年寫一本書。我的寫作會有數據，有史料，有資料，不會自己一個人，一支筆，一包煙，一個電腦，天馬行空。我說我不行，我必須在家裡寫。我有很多數據，如果數據找不到就寫不下去。我喜歡的作家包括虛構文學的作家，包括村上春樹、伍爾芙等都是每年寫一本書，我認為每年寫一本書是職業作家的職業道德，是自我約束，同時是對市場的回饋。有兩件事很重要：必須要腦子非常清楚，必須要保持自己的寫作技能。
到四十多歲我終於知道，年輕的時候每年寫一本書不是太難，因為有很多的積累，我今年在寫這本書，但是明年、後年、大後年寫什麼書我都已經在規划了。但是現在唯獨有過一次意外，因為太忙推遲，我如果能做到每年寫一本，對我的智力和體力都是一個挑戰。不是每一本書都能夠迅速寫完。我的第二本書大概賣了一萬多本，第三本書是模仿一個澳大利亞的作者，寫的一個對話體的諷刺雜文，在《南風窗》、《南方周末》同時開的專欄，大概一兩萬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很多我熟悉的企業，一夜之間倒閉。因為有部電影叫《泰坦尼克號》，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企業界的泰坦尼克現象》，被很多報紙轉載。
後來出版社就來找我，說曉波可不可以把這篇文章變寫成書。到2001年，我大概花了一年半，採訪了10個企業。2001年一月份，我出版了我的第五本書《大敗局》，這本書造成了一個概念的出現，書出到第8版、第9版的時候，人家會問，這是本什麼書？它不叫報告文學對不對？吳曉波到底是什麼類型的作家呢？我到現在還沒有加入中國作協哦。當時還有人寫了《海爾中國造》、《聯想風雲》。怎麼定義我這樣的人？後來就有了一個名字：「財經作家」。這本書我寫了十個企業，每個企業一萬字，這本書也是我寫作生涯的一個轉折，我開始學會用兩萬字來完整描述一家企業的興衰歷史，這也是第一本研究企業失敗的書。2001年出版，去年還在中國地區印了十萬冊，這是我特別驕傲的事。從此以後建立了我對財經寫作的信心，也建立了某一種財經寫作的標杆。然後我就很高興，繼續寫作。
我不後悔自己的寫作，但是也不敢驕傲。每一次的寫作都讓我能夠專註某一個專題。任何人的知識結構都像中藥房的藥箱子。我們的知識模塊像一個個藥箱格子，裡面有沒有貨，有多少貨，在於你專註的方式。我專註的模式就是把它寫成一本書。我研究過溫州模式、珠三角、國企的模式，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當這些作品一本一本增加的時候，我的藥箱子的格子不斷在增加。我又是對寫作有嚴格的處女座式潔癖的人，我希望我的寫作非常優美，能看到人，而不是錢，人比什麼都重要。大概十幾年的時間能夠磨礪出越來越好的狀態。當你的刀磨得越來越快的時候，接下來要找一個好的選題，把它幹掉。
我是2003年離開了通訊社，我非常感謝那十三年。在通訊社和在復旦的經歷我學到了，第一是必須用事實說話，第二是必須掌握一手數據，第三我覺得實證比什麼都重要。所以這些職業的培訓對我來講非常重要，到了2003年，我覺得這些職業對我沒有意義了，所以我就離開。2004年我就去哈佛肯尼迪學院做訪問學者，給了我一張桌子。我突然發覺歐洲、美國的學者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很好奇，同時有很大的恐懼。居然有一個學者問我：「毛主席在打網球嗎？」美國的參議員60%沒有出過國，美國的電視和報紙根本看不到中國的新聞，中國對他們來講像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令人恐懼的怪物。
所以當時有沒有能力寫一本書來描述1978年以後的中國企業成長史，通過企業的成長史來描寫一個時代。中國人講三十而立，在2008年的時候中國經濟會到一個巔峰，那能不能回顧這段歷史。當時我給一個同學（秦朔）說，我要寫一本中國經濟30年的歷史，他就跟我講，你必須馬上去寫。寫1978年以後的中國經濟成長史，需要一些條件：第一，必須非常了解中國的國企；第二，要有一定的企業經濟和管理的知識；第三，文字要非常優美；第四，最關鍵的是要有足夠的時間，否則就很難寫出來。秦朔說，只有你完全具備了這四個條件。
後來我就開始寫，到了2007年我寫《激蕩三十年》下卷的時候，王石來看我，他說他買了無錫榮家（榮毅仁）的一塊地，是一個紡織機械廠，那個樓盤已經建完了，前面一批廠房建立了一個博物館。他了解了榮家的一段歷史，說終於找到了我們的根脈，他說我會問自己我從哪裡來，我是誰，一直沒有找到中國工商文明的根。他問我有沒有機會寫一下相關的中國經濟史。那寫完《激蕩》我就繼續寫，1870-1970年的中國經濟，到各地故紙堆里搜索資料，然後寫一百年。一百年寫完以後我想反正也沒事幹，索性把兩千年也寫完算了，這個書本來是五卷本，100多萬字，後來濃縮、結集為一本叫《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在這個過程中，大約2008年底，吳敬璉通過人找到我希望我寫一本書，其實之前我在06、07年的時候找過他，想做一個口述史。因為我有一個知識模塊是缺失的，建國以來中國經濟決策理論的演變史，但當時他沒同意。2009年一年，我寫了一本書《吳敬璉傳》，我基本是用吳老作為一個線索描述了1949年以後中共經濟思想的一個沿革史，幾次大的爭論和幾次經濟體系和理論結構是如何轉型的，不同階段、不同決策和整個經濟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後來這本書引起了著作權的糾紛。我頭髮上所有的白頭髮都是那個時候打官司長出來的。他的前任秘書說我抄襲，官司打了兩年多。所謂的抄襲是有量化標準，有一個篇幅比例的，後來更改了把比例取消了，從文字表述就可以認定抄襲。事實上我開始寫《大敗局》的時候很擔心被告，因為很多企業還沒死乾淨，把它寫到《大敗局》去，不告死你才見鬼。所以我寫的時候把錢放在一邊以備打官司之用。《大敗局2》又寫了幾家企業，好在都沒有被告。
我們人生中一定會遇到很多自己完全難以想像的苦難和經歷，這時候就要明白你的心，你是不是一個抄襲者，你在為誰而寫作，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然後面對就可以了。我大概用了10年的時間完成《激蕩》、《跌宕》、《浩蕩》這幾本書，是我精力最好的時候，我一生中體力最好的壯年時期都交給了這幾本書。
我的出版
做藍獅子是因為2001年我寫完《大敗局》以後，貝塔斯曼來找我，說這本書寫得很好，認為中國的財經寫作會從此走上正軌。他們召集了中國35歲以下六個最好的財經作者簽了協議。後來2005我接管了藍獅子，做財經出版的初衷有兩個：一，我這是專門財經寫作的；二，建立一個財經出版的平台，能夠幫中國的財經出版走向正軌。2005年開始我們每年做一個「藍獅子財經寫作研修班」。我們只做原創的財經出版，而且一開始就有一個口號：「只與最好的商業閱讀有關。」今天藍獅子是中國最大的原創財經類出版機構，但是這十年做下來很難，首先我們沒有任何資質，沒有渠道，我們的編輯沒有一個拿到編輯證，因為我們是民營企業，面臨很大壓力。2010年以後中國財經出版開始滑坡，這十年在寫作以外，我花了很多精力去管理藍獅子。
最終我們算活過來了，我們是中國傳統出版業當中轉型最快的。藍獅子給我帶來了非常大的成就感，第一個成就感是：我由一個旁觀者變成了一個操盤手，到後來我對企業越來越熟悉，越來越有同理心，跟我做過企業有關係；第二，因為藍獅子所在領域是我工作所在的領域。我們有一堵牆，上面掛了80多家企業，我們有一個部門是企業研究院，萬科、阿里、聯想、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他們的官方企業史都是藍獅子寫的。我們是全中國做公司案例研究最豐厚的一個機構。
2014年我又創辦了「吳曉波頻道」，去年5月份的事情。一開始的想法很單純，我是眼睜睜看著中國傳統媒體起高樓，然後又看著高樓倒掉，我這一生都在為財經寫作，我必須要自己建立一個跟讀者的關係。我的第一篇文章叫做「騎到新世界的背上」，我的新世界是條惡龍，不知道它要到哪裡去，現在沒辦法，必須要騎到它的背上。很多人勸我不要寫這個頻道，已經功成名就。但我是個很有好奇心的人，所謂的名利相比之下都很薄弱，我面對這麼一個崩潰的世界，而且這個世界是用我們的青春建立起來的。現在新的世界正在誕生，那就去試一試唄。
最早的時候就帶了兩個人做新媒體，兩個月後，北京社科院的一位物理系博士在後台留言，希望在北京建立一個書友會，我們就實施了。後來又在上海建立一個書友會，我們現在全國有八十個書友會。然後文章越來越多，召人來管編輯工作，所以一年下來又有了這麼一個吳曉波頻道，我蠻慶幸我去年做的這個決定，在今天能夠趕上互聯網的浪潮。從現在來看，給我最大的意外是「吳曉波頻道」很可能成為藍獅子下一個轉型的突破口，這是我一年前完全沒想到的事情。
原文刊載於《復旦人》2015年9月，總第23/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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