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衛║校友何鳳山
校友何鳳山
楊衛/文
說來慚愧，對於我家鄉湖南益陽出來的一位現代著名外交家——何鳳山先生，我竟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兩眼一抹黑，懵然不知。不過，這也不能怪我，而要怪意識形態的隔離。在那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年代，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的是敵我矛盾與正反兩個世界。作為國民黨的外交官，曾在1949年前做過國民政府駐外領事和大使，後又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何鳳山，自然是代表了反動勢力，屬於敵對一方，不可能被提及，更不可能加以宣傳了。說起來，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我最早知道何鳳山其人，已經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了。此時的中國，早已步入改革開放的進程，在經歷了一系列「撥亂反正」與思想解放運動之後，整個社會都以「走向世界」為目標，呈現出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有道是「亂世築牆，盛世修志」。欣逢這樣的休明盛世，自然會把治史修志的工作，重新擺上日程，以鑒昔知今，為發展掃除歷史障礙。於是，在國家的大力號召下，益陽政府也積極響應，由地區領導牽頭，從各處抽調人馬，開啟了重修《益陽地區志》的浩大工程。我的父親因為喜歡寫作，堅持數年筆耕不停，早已為業界所知，所以，《益陽地區志》剛啟動，便把他聘為了郵電分卷主編與主要撰寫者之一。我就是在這一時期，由於父親治史修志的緣故，知道了益陽歷史上的許多人和事。這其中，也包括何鳳山先生。
何鳳山先生。
不過，我雖然早就知道何鳳山，並了解到他曾是國民黨的外交官，後移居美國等基本情況，但是，對於他的諸多事迹，我卻知之甚少。後來，我考上大學，忙於讀書，已無暇顧及這些舊事；再後來，我離開家鄉到北京發展，輾轉流離，更是把故鄉益陽，完全置於腦後了。直到九十年代後期，隨著一部美國大片《辛德勒的名單》傳入中國，辛德勒於二戰期間拯救大批猶太人的義舉為世人所知，我的這位同鄉——何鳳山，也慢慢開始浮出水面。原來，何鳳山在1938年至1940年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期間，曾給數千猶太人發放過「生命簽證」，拯救猶太人的數量之多，甚至超出了辛德勒。這樣一位益陽籍的國際義士，我竟然毫不知情，真是枉為了自己身為益陽人。於是，為了彌補自己認知上的缺失，我開始關注何鳳山，並留心收集他的一些資料。通過資料的不斷積累，我從中慢慢了解到了何鳳山其人，也逐漸清楚了他的一些歷史。
何鳳山，字久經，1901年9月10日，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蘭溪鄉的曹家河，其父是當地的一介儒生，曾在益陽參與創辦新學，頗有些聲望。然而，就在何鳳山7歲發矇那年，他的父親卻因操勞過度，身患重疾而去世了，只留下母親與他相依為命，家境也由此中落。不過，何鳳山之母卻是一位堅韌的婦女，明智賢惠，通曉事理。她不僅獨自撐起家庭的負擔，於窘境中將何鳳山含辛茹苦地撫養成人，同時，還以身垂範，鼓勵他讀書。而天資聰慧的何鳳山，也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自幼好學，表現出了極強的學習能力。所以，何鳳山剛開始發矇讀書，便得到益陽城內最好的教會學校——信義小學的支助，受到了良好而完整的教育。
說起益陽的信義小學，可是有太多的故事可以挖掘。因為她與近代中國的門戶開放有關，既是西方文化植入中國的結果，也是基督教救贖精神的體現。據文獻記載，早在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就有挪威、芬蘭、美國、丹麥、德國等不同國家的近百名外國教牧人員，陸續來到益陽各地進行傳教。但是，後來對益陽貢獻最大，也是在益陽投入財力、物力和人力最多的，還是挪威人。他們不僅只是在益陽建教堂，傳播福音，而且還辦教育、建醫院、修育嬰堂和瞽目院等等，制定了一系列救世濟民的援助計劃與人文工程。
益陽信義瞽目院。
那麼，挪威人為什麼要把益陽作為重點，投入如此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呢？這首先跟他們信奉的教義，即信義會「因信稱義」的宗旨有關；其次，則是由於益陽當時令人堪憂的社會環境所致。由於清末的門戶開放，帶來了商業的繁榮，使得益陽作為資江下游的重要商埠，迅速地發展起來。尤其是城外新開闢的「大碼頭」，作為資江當時最為重要的轉運中心，吸引了南來北往的「排牯老」（排筏工人）、販子、估客和商人等來此聚集，從而掀起了商業水運文化的高潮。但是，水運的繁榮，商業的發達，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不良的社會風氣，使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唯利是圖，從而催生出一系列違背商業道德的惡行，如爾虞我詐、強攔硬買、拖欠貨款、不講信用，甚至欺行霸市等等。所以，作為碼頭城市的益陽，急需一種道德力量來束縛。這正是當年的挪威信義會，不遠萬里來到益陽，紮根於此的原因。
1902年冬，挪威牧師袁明道，最先進入益陽地界，在益陽頭堡租了一所房子賣書傳道。1904年，他轉到城內的五馬坊，購買了一幢公館，加以改造之後，立為教堂。這是益陽信義會的濫觴。後來，隨著更多信義會的教牧人員進入益陽，城內的五馬坊已顯得有些局促。於是，他們轉而到資江對岸發展，在當時還是荒郊野嶺的桃花侖一帶徵山購地，設立信義總會，大興土木，建造了信義教堂、信義中學、信義女子學校、信義大學、信義醫院、信義電訊，以及育嬰堂和瞽目院等一系列浩大工程。信義小學也是始建於此時，時間是1905年。初建時的校址，設在資江南岸的碧津渡下首，即後來的大渡口附近。1910年，信義小學由資江邊的碧津渡遷至桃花侖，圍繞桃花侖信義大教堂，築高台，建房舍，擴大招生，才具有了一定的規模。何鳳山在信義小學讀書，應該就是在這個時候。
益陽五馬坊教堂。
說起來，我跟何鳳山還是校友。因為我就讀的小學——益陽市桃花侖小學，其前身正是信義小學。不過，我與何鳳山在這此讀書的時間，相隔了整整半個多世紀，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時代。1949年以後，信義會被迫解散，信義小學也被政府接管，更名為桃花侖小學，沿襲至今。雖然在我讀書時，桃花侖小學仍還保留著不少教會時期的西洋建築，但是，學校氛圍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教會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了。教會時期，信義小學實行的是西式教育，教師們均都精通外語，講授國語知識的同時，也傳播世界文明。故而，才培養了何鳳山這樣的著名外交官。其實，不單只是何鳳山，當年益陽信義系統的小學、中學和女中，還相繼培養出了謝冰瑩、周揚、周立波等一大批現代風雲人物。這些人後來都成了著名的作家和理論家，在他們身上均有著某種共同性，那就是外語好，尤其是周揚和周立波，都是靠翻譯起家，才走上文學之路的……
然而，到我們讀書時，已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在經歷了新一輪的自我封閉與若干次運動之後，信義會的傳統早已割裂，不復存在。此時，雖然已經粉碎了「四人幫」，但「文革」的流毒仍沒有完全清除。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流行的一段順口溜：「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當接班人！」大概正是受這樣一種歪風邪氣的蠱惑，我讀書時極不喜歡外語，以至於錯過了打語言基礎的最佳機會，影響我至今。說起這些，不免有些遺憾。還有一個遺憾，令我難以釋懷，那就是曾經與何鳳山先生擦肩而過。若干年後，因為收集何鳳山的資料，我找到一張他在1982年夏回母校探訪，於桃花侖小學門口拍攝的照片。當時，我剛剛走出這個校門，從桃花侖小學畢業。可惜，那時候我並不了解何鳳山，也不知道他來過學校。因此，錯過了與這位鄉賢照面的機會，不免遺憾餘生。
1982年何鳳山先生在即將拆除的桃花侖小學老校門口留影，此時我剛踏出該校門從桃花侖小學畢業。
回到何鳳山，信義小學應該是他的人生起點，不僅給他傳授了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塑造了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我總覺得，何鳳山在二戰期間作為中國駐維也納的總領事，利用身份之便拯救無數猶太人的性命，其善行義舉與他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受普世價值的熏陶不無關係。多年後，我曾讀到一篇何鳳山先生回憶故鄉的文章，其中談到信義小學和信義中學的外籍教牧人員時，緬懷之餘，更是不惜溢美之詞，對他們的無私奉獻精神，大加讚許……凡此種種，也可窺見何鳳山的價值認同，抑或可以看到信義小學和信義中學對他人生的影響。
1915年，何鳳山從信義小學畢業，順理成章地考上中學。然而，卻由於支付不起中學的昂貴學費，只好作罷，放棄升學的念頭。後來，經他父親在龍洲書院的同學曹立生介紹，何鳳山認識了曹先生的兒子——當時在長沙高等工業專門學校附屬的藝徒學校（簡稱「金工廠」）學習的曹志熙，並由其引薦進入該校學習，成了一名年輕的藝徒。不過，好景並不長，一個學期之後，藝徒學校卻因故停辦了。無奈之下，何鳳山只好回到益陽。此時，又是信義中學的徐正心老師，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徐先生不僅收留了何鳳山，讓他住在自己家裡，為其補習功課等等，而且還說服該校的倪監督，予以何鳳山獎學名額。正是得這些好心人的幫助，何鳳山插班進行考試，以英、算、國三門均為及格的成績被錄取，於1917年順利地進入了信義中學讀書。
益陽信義中學。
何鳳山在信義中學讀書期間，學習成績得到了飛速提高，由原來的中等一躍而成頭名，並且一直保持到畢業。何鳳山的這種進步，當然與他自己的發奮圖強分不開，但同時也是信義中學的老師們教導有方。何鳳山在晚年的回憶中，曾反覆提到信義中學的諸位教師，尤其是從長沙雅禮大學畢業的楊炎老師，教他們英語頗有些方法，讓何鳳山不禁興趣倍增。何鳳山後來當上外交官，縱橫四海，其語言基礎，應該說就是那時候打下的。在何鳳山的諸多回憶中，有幾個細節我頗為關注，因為這涉及到他的價值取向。首先，就是他對馮玉祥將軍的描述，甚為褒許。因為1920年「直皖之戰」期間，馮將軍的部隊打到益陽時，嚴守紀律，與當地人民秋毫無犯。這讓少年何鳳山深有好感，於是，極為推薦這位有著「基督將軍」之稱的馮玉祥先生。
此外，還有一位挪威教員夏義可先生，也被何鳳山給予了高度評價。此君原是長沙青年會的體育幹事，著名的體育家，曾代表挪威在世界運動會中得獎。在信義中學辦學最為困難的時期，他不僅發動了捐款支助，而且還親自從長沙跑到益陽來為信義中學義務教書。1932年，何鳳山從德國留學歸國，曾特意回信義中學訪問，其間也拜會了夏義可。當時，夏先生曾對何鳳山表達了對信義中學的熱愛，並說過願意為她作任何犧牲之類的話。不想，一語成讖。幾年後，夏義可帶一幫學生到資江的清水潭游泳，在向同學們示範跳水時，扎入水底深處兩個石岩的裂縫中不幸溺亡，鑄成了悲劇。
在我兒時，大人們因為擔心我們這些小孩子跑去資江游泳，常跟我們灌輸一些資江的險惡之處。他們警告我們，別看資江的水面平緩，其實，水底卻是亂石密布，暗流急涌。還有長者透露，過去曾有一位著名的運動員疏忽大意，結果，一頭扎進石縫中，再沒出來。不想，這位不幸溺死於資江的運動員，竟然是挪威人。我兒時，正值「文革」時期，這段歷史被人為的抹去。所以，關於此間種種，我都是後來查閱何鳳山的資料時才了解到的，屬於事後補課。
益陽信義神學院。
夏義可死後，被葬於益陽桃花侖的信義公墓。「文革」期間，公墓遭到破壞。不過，1985年何鳳山返國，為父母掃墓時，還看到過夏義可的墓。但是，再之後，就沒有下文了。說來慚愧，作為在益陽桃花侖長大的我，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信義公墓，當然，更不可能知道它的確切位置了。待我讀書時，桃花侖已成鬧市，雖還保留了一些信義會的建築，可都已經改頭換面，挪著了它用。如今，又過去了三十多年，桃花侖更是成為益陽的市中心，被各種樓宇和大廈所擠占，再無信義的痕迹了。至於信義公墓，還有像夏義可這樣葬於益陽的幾位異國死難者，除了何鳳山先生的記載，恐怕已無人再知曉……
1921年，何鳳山在信義中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取了長沙雅禮大學。這所大學也是教會學校，由美國雅禮會在長沙創辦，於1906年正式招生。雖然雅禮會與信義會屬基督教的不同派別，但是，他們的出發點卻完全一致，都是以地處華中腹地的湖南為重點扶持和救助對象，開新學、啟民智。這從「雅禮」二字，取《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的詞義，便可看出他們的辦學理念與教學宗旨。所謂雅言，在孔子的表述中，即是回歸西周的正言，也即標準語；詩書，即誦詩讀書，必以雅音讀之。實際上，這包含了孔子「天下一家」的理想。雅禮大學能夠以儒家義理為據，可見其普世情懷，也可見其博愛之心。事實上，雅禮大學正是恪守著這樣一種普世價值，以胸懷天下的大視野，培養出了不少傑出人物，其中有金岳霖這樣的學界巨子，當然也有何鳳山這樣的外交人才。可以說，民國時期的長沙雅禮大學，真正實現了世界性人才的培養。
何鳳山在長沙雅禮大學就讀了五年時間，以品學兼優受到學校的一致好評。1926年，他從雅禮大學畢業，又順利地考取了德國明星大學（慕尼黑）的公費留學生。於是，他辭別母親，離開故鄉，於1926年遠渡重洋去了歐洲，踏上了異國他鄉的求學之路。在慕尼黑的明星大學，何鳳山從碩士到博士一直是學的經濟學。學習期間，他一方面將世界經濟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同時，以此為參照，針對中國的經濟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撰寫了一系列有價值、有影響的論文。其中，《中國銀行制度及其問題》、《中國銀行的新精神》等文章，曾引起學界關注，對中國現代銀行的制度建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事實上，何鳳山在德國明星大學學習的幾年時間，不僅廣泛地涉獵世界知識，也時刻關心著國內的發展，為中國現代經濟的轉型，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建議。
青年何鳳山。
1932年，何鳳山獲得德國明星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他謝絕了德方的挽留，帶著報效祖國的熱情，於同年歸國。也是在這一年，何鳳山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並訪問了信義小學和信義中學，拜會了不少當年的師生，前面提到他和夏義可最後相見，便是此次返校。這次榮歸故里，也是何鳳山出門讀書以後，最長的一次回鄉之旅。這從他晚年的回憶文章中，不惜筆墨，對這段鄉居時光的描述，便可窺見一斑。
1934年，何鳳山被湖南大學聘請去往長沙，到湖南大學擔任教授，講授經濟學與英語。不久，又轉入群治大學當教授，講授政治和時事。一年之後，也就是1935年，何鳳山被民國政府招募，出任中國駐土耳其公使館秘書，自此離開講台，開始了他數十年漫長的外交生涯。
不過，雖然何鳳山當上了外交官，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學術研究。他在國外任職期間，利用工作的便捷，不僅閱讀了他國的大量文獻，而且還不斷深入當地進行社會考察，將理論與現實聯繫起來，撰寫了大批關於世界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文章。若干年後，我曾在舊書店裡買到一本何鳳山的早期理論著作——193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土耳其農村經濟的發展》，仔細瀏覽之後，不禁被他的分析能力與開闊視野所折服，對他的人文堅守和治學態度，更是肅然起敬。
我收藏的何鳳山先生在民國時期出版的著作。
1937年，何鳳山因為工作成績突出而被提拔，改任中國駐奧地利公使館一等秘書。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後，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被改為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何鳳山再度升遷，擔任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總領事，直至1940年。正是在這短短的兩年時間裡，何鳳山利用自己的外交權力，在納粹德國的魔爪下，為無數猶太人簽發逃往中國上海的「生命簽證」，拯救了許多無辜的生命。關於這段歷史，被掩埋了長達半個世紀，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美國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在全球熱映，人們才開始回顧那段歷史。何風山——這位曾經拯救過無數猶太人的「中國辛德勒」，才由此於塵封的歲月中，洗盡鉛華，顯露崢嶸。後來，隨著何鳳山越來越多的事迹被挖掘出來，人們才開始了解他，知道了他的種種義舉。再後來，何鳳山被國際社會授予「國際義士」的稱號，而前以色列總統更是尊他為猶太人的「上帝」……然而，這一切殊榮似乎都來得太晚了。1997年9月28日，何鳳山老人在美國舊金山去世，把「國際義士」的美名留給了身後。
關於何鳳山在臨危之際，行此善舉，我始終覺得，與他少年時接受的「信義」教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所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人的性格形成與價值傾向，往往始於少年。拿破崙就曾說過：「播下一個行動，你將收穫一種習慣；播下一種習慣，你將收穫一種性格；播下一種性格，你將收穫一種命運。」所以，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和養成的習慣，將影響一生。正是因為當年的信義小學和信義中學，以「因信稱義」為宗旨，傳播人道主義與博愛精神，為何鳳山埋下了一種普世的價值觀。所以，他日後行善舉，就成了順理成章。對何鳳山而言，這算不了什麼，是力所能及，也是本性使然。在他晚年撰寫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書中，提及當年之事，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富有同情心，願意幫助別人是很自然的事。從人性角度看這也是應該做的。」
那麼，當時的處境，真有何鳳山說的這麼輕鬆嗎？顯然不是！事實上，何鳳山當時的處境，也是危機四伏。他給猶太人簽發通行證，不僅頂著納粹的壓力，而且還受到歐洲各國的孤立。因為當時的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正在實行種族滅絕政策。而這，不僅只是源於希特勒的個人恩怨，其實，也與歐洲人對猶太人的歷史偏見有關。
說到這裡，有必要追溯一下猶太人的歷史。作為歐洲的外來遷入者——猶太人，原本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萊人，生活在阿拉伯馬勒斯坦的土地上。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攻佔巴基斯坦，猶太人遭到羅馬統治者的血腥鎮壓。此後一百多年，猶太人多次起義，又屢遭失敗，直到後來被羅馬統治者徹底趕出馬勒斯坦的土地，成為了無家可歸的流亡民族。但是，若干世紀以來，喪失了土地的猶太人，卻憑藉著聰明和勤勞，在歐洲各地經營商業活動，逐漸獲得財富，並慢慢控制了歐洲的許多商業命脈。這無疑讓不少歐洲人心生嫉恨，從而也構成了納粹德國，後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宿怨。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後，大肆發展軍隊，意欲對外擴張。同時，為了提高民族的凝聚力，掀起德國人民對戰爭的熱情，他又以優等的日耳曼民族為論調，大力宣揚民族主義。於是，排擠甚至滅絕猶太人，便成了民族主義的助推力，也成為了戰爭的借口。
德國納粹的大收捕。
何鳳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頂著各種壓力，為數千猶太人發放了中國簽證。當時，他所在的奧地利，已經被納粹德國吞併。這個歐洲第三大猶太人居住國，正在成為法西斯的屠殺場。納粹當局在將第一批猶太人送往集中營之後，發出指令，只要猶太人馬上離開奧國，即可得到釋放。所以，許多猶太人心急如焚，都想儘快擺脫厄運。有的人想去美國，但美國對奧移民的名額已滿，而且還要求申請人必須出具經濟擔保。與此同時，英國政府迫於阿拉伯國家的壓力，也嚴格限制猶太人前往英控的巴勒斯坦。而1938年7月13日，在法國埃維昂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又有32個與會國家拒絕收容猶太難民。這使得奧國的猶太人陷入了四面楚歌，境況岌岌可危。此時，只有何鳳山所在的維也納中國領事館，可以簽發去往中國上海的簽證。這幾乎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讓許多命懸一線的猶太人，於絕境中看到了希望。
其實，當時的中國上海，已經被日本侵佔，並不需要簽證即可前往。何鳳山當然也知道他所簽發的這個證件，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簽證。但是，有了這個名義上的簽證，猶太人便可以此為憑逃離死神，移民到國外。所以，這個名義上的簽證，也就成了實實在在的護身符。
據說，為了給更多人提供機會，何鳳山還放寬了條件，不管什麼人，只要提出申請，基本都能夠在中國領事館得到簽證。於是，維也納的中國總領事館門前，每天都排滿了長隊，來此求助的猶太人，絡繹不絕。這自然也引起了國民政府的注意，何鳳山的頂頭上司，時任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的大使陳介，就曾命令何鳳山立即停止發放簽證。但是，何鳳山並未從命，而是繼續我行我素。所以，何鳳山的上司還誤以為他是在非法買賣簽證，從而專門對他進行過調查。當然，結果證明，這都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不過，何鳳山雖然頂住了上司的壓力，也澄清了自己，但是，卻沒有躲過納粹當局對他的制裁。就在何鳳山當上總領事不到一年時間，納粹當局就以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租用了猶太人的房子為由，強行將房屋沒收了。然而，即便是在如此緊迫的條件下，何鳳山仍未退卻，而是自掏腰包在維也納又租了一間小房子，繼續堅持為猶太人發放簽證。
何鳳山先生在領事館。
從1938年就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至1940年5月離開，何鳳山到底簽發過多少張「生命簽證」？今天已難考證，但是，從一些猶太倖存者提供的護照原件上的簽證號，卻能大致做出判斷。1938年6月時，簽證號為200多號；1938年7月20日時，簽證號已超過1200號；1938年11月9日至10日，一夜之間有4000多名猶太人被捕。於是，前往維也納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的人越來越多了，何鳳山簽發的簽證，也就驟然猛增。如此算下來，何鳳山當年發放的簽證，至少也有數千份之多。當時，許多猶太人就是憑著前往上海的這個張名義簽證，虎口脫險，後來紛紛逃往了美國、加拿大、南美洲、巴勒斯坦、菲律賓、古巴等地。若干年後，曾有這麼一本暢銷書出版，專門記述了約400多名維也納猶太人拿著上海的簽證，幾經輾轉，逃往巴勒斯坦的經歷。而這本書的關鍵人物，便是何鳳山先生。
1940年5月，隨著戰火的蔓延，國內局勢也陷入了泥沼。民國政府出於戰爭的需要，急調何鳳山歸國，參與國內的對日作戰。期間，他曾奉命繞道美國，研究美國是否參戰，為民國政府樹立抗戰信心，提供了重要情報。歸國後，何鳳山出任重慶行政院經濟會議物質科主任，後又兼任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秘書長，授中將軍銜。1943年，何鳳山就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情報司司長，期間，曾代表國民政府出訪英國，與英首相邱吉爾、外交部情報局長艾登等人會晤，為國內抗日爭取了不少國際援助……可以說，二戰時期的何鳳山，以自己傑出的外交能力，為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的支持，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不僅如此，他還結合自己的外交經驗與學術研究，撰寫了許多有價值文章，如《物質與通貨問題》、《美國政治和研究》、《美國戰時動員的研究》、《美國的外交政策》、《美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等，並創辦了刊物《自由兩報》（英文版）、《政治生活》（雙周刊），對戰後國民經濟的恢復，提供了參考依據與理論支持。
二戰結束後，何鳳山出任國民政府駐埃及大使，直至1956年；1956年至1958年，他又被委派到墨西哥擔任大使；1958年，調任玻利維亞任大使；1958年，他開始擔任國民黨政府駐哥倫比亞大使，直至1973年卸任。自此以後，何鳳山告別四十餘年的外交生涯，還一介平民，定居於美國舊金山，過著隱士般的生活。這期間，他出版了《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書。其中，涉及到一點在維也納時期的外交經歷，但是，對拯救猶太人的義舉，卻是一筆帶過。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淡忘了這位慈善的老人，他的種種義舉，也隨著歲月的流逝，鮮為人知了。直到1997年，96歲高齡的何鳳山老人，在美國舊金山去世，因她的女兒何曼禮在訃告中，提及父親當年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期間，曾向猶太人發過簽證之事，才讓那段感人至深的歷史，逐漸公諸於世。
何鳳山先生與夫人。
據說，最先挖掘這段歷史的人，是美國的猶太裔歷史學家艾立克?索爾。當他在《波士頓環球報》上，看到何曼禮刊登出來的訃告後，深為所動，不僅馬上聯繫上何曼禮了解了詳情，而且在此之後，還親自跑去往各地收集證據。正是通過艾立克?索爾的四處奔走，找到不少猶太倖存者及其後裔留下的簽證，才拂去歷史的灰塵，還原了當年的真相。於是，何鳳山的名字，被迅速傳播開來。接著，在猶太人舉辦的納粹大屠殺的展覽中，何鳳山被隆重推出，放到了顯著位置；1999年，在上海舉辦的一個名為「猶太人在上海」的系列活動，何鳳山的義舉，得到了進一步彰顯和傳播；2000年1月，端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又舉辦了一個名為「生命簽證」的展覽，在介紹二戰期間各國外交官救助猶太人的實物和資料時，中國外交官何鳳山，被推到了首位；2001年1月，何鳳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國際正義人士」稱號，名字刻入了猶太人紀念館的「國際義人園」；2005年，何鳳山又被聯合國正式譽為「中國的辛德勒」……自此，這段塵封了60年的歷史，終於大白於天下。
我了解到何鳳山的種種事迹，就是在此之後。過去，由於父親參與編撰《益陽地區志》的緣故，我雖然很早就聽說過何鳳山其人，也知道到他是我的「校友」，且他的出生地——益陽縣蘭溪鄉曹家河，與我母親的老家——腰鋪子的曹家灣，是首尾相連的近鄰，但是，對於何鳳山在二戰期間所做過的這些善事，我卻渾然不知。現在，通過歷史的重新發現和挖掘，他的義舉終於被披露出來，使我感受到了某種博愛精神，也體會到了人的惻隱之心。作為何鳳山的同鄉，且是「校友」的我，自然也為之驕傲。於是，為了走近這位鄉賢，我後來開始有意識地收集何鳳山的資料。他在信義小學和信義中學讀書期間的一些歷史，以及1982年曾回母校探訪的情況，我就是後來通過資料收集了解到的。原來，我與這位著名的「國際義士」，挨得是如此之近。
2007年，我的家鄉——湖南省益陽市，為何鳳山先生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同年9月25日，何鳳山先生的骨灰被運回故里，安放於風景秀麗的會龍山。一位濟世渡人，自己卻半生流離的「國際義士」，終於落葉歸根，入土為安了。
位於益陽會龍山的何鳳山墓地。
斯人已逝，幽思長存。何鳳山先生雖然已長眠於地下，但是，我與他的緣分，似乎還遠沒有結束。2009年，益陽的知名畫家歐陽波先生，以何鳳山的家鄉為題，創作了一大批油畫作品，並囑我寫篇評論文章。我二話沒說，便欣然應許。因為這是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再次走進何鳳山；而走進他，就是走進益陽最具光彩的歷史，也是我作為益陽人沾到的榮光。
2018．2．13於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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