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德國文學：辨認自己和理解時代
閱讀不是為了逃避這個世界，躲避當下，我們可以從書中辨認出自己的模樣，而後代也會從中更好地理解這個時代。
2017德國文學:辨認自己和理解時代
文 | 欽 文
說起2017年的德國文壇，就作品而言，似乎是個小年。評論界和讀者公認的優秀作品不多，也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新人湧現，多少有些令人掃興。
虛構/非虛構：歷史之鏡映照現實
書在一本本出，也總有讀者去買、去讀。據統計，去年排在德國圖書銷量榜首的是挪威小說家馬婭·倫德（Maja Lunde）的處女作《蜜蜂史》，居然將老牌暢銷書作家丹·布朗的最新作品《起源》甩在身後。《蜜蜂史》借著虛構的故事來反映全球生態危機，正好迎合了德國人一向對環境生態問題的關注。英語里有個詞German Angst，可譯作「德式焦慮」，意為即便是過著「好日子」，也總是怕這怕那，憂心忡忡。以色列人尤瓦爾·赫拉利的《未來簡史》不出所料地暢銷德國，與此也大有關聯。銷量榜單前列總有半數左右是引進圖書，這在德國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就閱讀而言，德國讀者是非常「國際化」的。
《蒂爾》
文學圖書榜上，最熱銷的德語原創作品是丹尼爾·凱爾曼（Daniel Kehlmann）的《蒂爾》（Tyll）。說起這位作家，喜愛德語文學的中國讀者不會太陌生，其成名作《丈量世界》也在中國獲得不錯的反響，迄今已有兩個譯本。書名「蒂爾」取自家喻戶曉的德國民間故事人物蒂爾·歐倫施皮格爾（Tyll Ulenspiegel），這位來自鄉下的年輕人最擅長惡作劇，專門捉弄自以為是的城裡人。凱爾曼將原型蒂爾「借調」到200年後的時空中，把故事情節放在三十年戰爭的大背景下。蒂爾在德國各地流浪，所到之處不撥弄出點「是非」絕不善罷甘休。小說里，善於治病救人的父親被當作巫師處決了，蒂爾不得不逃亡，臨走還拐帶上了麵包師傅家的閨女。憑著能言善辯、詭計多端，他成了流亡中的波西米亞國王弗里德里希五世宮廷中的弄臣，由此成為這場戰爭中許多歷史事件的「目擊者」，跟隨著一個個真實或虛構的大小人物親歷了三十年戰爭，期間也曾命懸一線，但強大的求生慾望讓他一次次起死回生。對於熟悉歐洲文學傳統的人而言，這部小說就是盛在「愚人文學」和「流浪漢小說」舊瓶里的新酒。相似的戰爭題材，很容易讓人想起《痴兒西木傳》和《好兵帥克》。這部作品延續了《丈量世界》的手法，完美地將歷史的真實和虛構結合在一起。作為民間故事書的《蒂爾·歐倫施皮格爾故事集》是輕鬆愉快的，但小說《蒂爾》里的許多情節讀來卻讓人壓抑，戰爭的殘酷體現在書中故事裡，作家寫下這些不再是為了娛樂讀者，他讓讀者無時無刻不陷入對戰爭和人性的思考之中。
今年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爆發400周年紀念，德國多家出版社提前推出了這一題材的作品，《蒂爾》無疑是虛構類中的佳作。在非虛構類中，德國當下最著名的政治學者明克勒的《三十年戰爭——歐洲的災難、德國的夢魘》最受人關注，批評家們對這部近千頁的作品不吝讚美，認為是近幾十年來對三十年戰爭研究最為透徹的歷史著作。對於當下危機四伏的歐洲而言，該書也提供了一面歷史之鏡。人們總擔心厚重的作品越來越不受歡迎，然而德國近幾年頗有一些篇幅在千頁上下的長篇巨制，非虛構類作品中就有奧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變》、溫克勒的《西方的歷史》、馬圖斯的《啟蒙運動》、波爾希邁耶爾的《何為德意志》，它們都進入暢銷書行列，不禁令人稱奇。據悉，《三十年戰爭》一書已被國內某出版機構購得版權，對於國內讀者而言，無疑是個福音。
丹尼爾·凱爾曼
對紀念日的關注，是德國出版界的慣例。一般而言，出版商和作者會在許多年前就約定寫作計劃，以便圖書可以如期出版。過去的一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在發源地之一的德國，2017年被稱之為「路德年」，圍繞宗教改革的紀念活動多到連許多文化和媒體界人士都覺得「不勝其煩」。自2016年起，有關宗教改革和馬丁·路德的圖書就扎堆問世，既有新書，也有再版。當今歐洲仍是世俗化佔據主流，但面臨著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紀念年裡的眾多宗教、文化、藝術活動，外加圖書，的確給人們提供了重新思考宗教和信仰的契機。
文學獎：辨認自己的模樣
圖書獎總是人們的焦點，只要進入候選的長短名單，圖書的受關注度就會大大提高，更不用說最終的獲獎作品了。2017年法蘭克福書展上，德國圖書獎授予了諷刺小說《首都》（Die Hauptstadt），作者是年逾花甲的奧地利作家羅伯特·梅納瑟（Robert Menasse）。小說中故事的主要場景在布魯塞爾——歐盟的「首都」所在地。為了籌備50周年慶典，一位主管文化事務、來自希臘的歐盟高官委託一位奧地利籍的專員策劃一個活動，旨在改善歐盟日益不佳的形象。這個奧地利人突發奇想，提議讓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作為活動代言人。一心想高升的希臘人同意了這個不同尋常的想法，然而在實施過程中遭遇了來自上上下下的重重阻力甚至是陰謀，計劃最終流產。作家為了創作此書，特意在布魯塞爾租房，居住在「現場」。他不僅在觀察，而且還經常出初入歐盟各機構調研，與當事人（官員、政客、學者）交談，與很多置身現場之外的歐洲人一樣，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弄明白一個問題：歐盟究竟在幹什麼？小說一開場便跳出一幅充滿隱喻的畫面：布魯塞爾市中心，一隻豬在街頭奔跑。在作者看來，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生活現象都可以用豬來隱喻。圍繞著豬的養殖、屠宰、出口，歐盟官僚體系的繁複和成員各國的同床異夢都得以生動地展現。
《首都》
在著手創作小說之前，梅納瑟就頻頻出席各類論壇和講座，在公共空間里探討歐洲問題，演講和文章於2012年結集出版，取名為《歐洲快報》，書名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德國19世紀作家畢希納的《黑森快報》。的確，內中觀點鮮明、語言辛辣的文章引起了眾多讀者的強烈共鳴，當然也引起激烈爭論。較之於此，《首都》是用文學思考歐洲的一種嘗試，被批評家稱為歐洲第一部「歐盟小說」。圖書獎評委會認為，作家「用文學手段栩栩如生地刻畫了當代人，他們可以在這部作品中辨認出自己的模樣，而後代也會從中更好地理解這個時代」。雖然作家對歐盟的體制和運作頗有微詞，但切莫將小說視作反歐洲的作品，梅納瑟在獲獎答謝辭里揶揄歐盟機構「有時滑稽固執」，但有時候也顯得「非常果敢」。對於歐洲統一，他堅信，這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具有決定意義的進程」。支持歐洲統一的人不會忘記他於2013年與政治學家烏爾里克·圭羅聯名發表的《建立歐洲共和國宣言》。聯想起前一年難民題材小說《遭遇》的獲獎，不難看出評委們的旨趣。在面臨種種現實問題的歐洲，人們不僅期待政治上的解決方案，也希望能夠從文學藝術中找尋靈感。
春季的萊比錫書展是讀者的盛會，萊比錫圖書博覽會圖書獎的角逐也十分激烈。文學組的最終獲獎作品是《她來自馬里烏波爾》（Sie kam aus Mariupol），這是一部「含有虛構元素的傳記」，取材於作者娜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母親的悲慘經歷。一次百無聊賴的網上搜索開啟了作家對母親身世的探尋，藉助各種線索和信息，業已模糊的記憶在眼前鋪開。母親葉夫根尼婭出生在烏克蘭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的一個上層家庭，書中前半段講述了家族在20世紀初的種種經歷。二戰後期蘇軍反攻，曾在德國佔領機構工作的母親跟隨大自己20歲的丈夫尼古拉來到德國，落腳在萊比錫的一座強制勞工營，作為勞工受盡屈辱。1945年，父母逃往巴伐利亞。但仍然被視為異類，又被安置在一個「流人營」（Displaced persons camp）里，等待被遣送回蘇聯，只是由於程序上的錯誤，他們免於被遣返。作者娜塔莎就是在這一年底降生在紐倫堡郊區一個五金廠區的小棚戶里。這對來自外鄉的人在戰後的德國毫無生存機會，在貧困、飢餓、屈辱、隔絕中，父親酗酒，埋頭閱讀俄語書；母親日漸瘋癲，直到1956年的一天自盡而亡。
《她來自馬里烏波爾》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作家長久以來不知道父母是強制勞工，沒有人告訴她，無論是父母還是周遭的人。對於百廢待興的德國而言，強制勞工似乎被徹底遺忘了。戰爭結束了，「在德國，一切都要變成新的，房子、傢具、人，這是一個重生的時代、遺忘的時代」。留在她幼小記憶中的是，她這樣的孩子在別人的眼中不過是「戰爭遺留下來的渣滓」罷了。該書再次揭開了德國歷史上的一塊傷疤。二戰期間，在德國土地上共有幾萬個戰俘、勞改、集中營。據著名歷史學家赫爾貝特推測，二戰結束時從這些地方釋放出來的戰俘、勞工和集中營囚犯共計八百萬到一千萬人，作家那「可憐的、弱小的、瘋癲了的母親」就是這樣的「倖存者」。在寫作過程中，娜塔莎·沃丁在搜尋素材時發現，她在烏克蘭的收穫居然比在德國的收穫大。許多檔案材料被刻意銷毀，記憶隨著當事人的去世而蕩然無存，即便尚有知情人在世也大多緘口不言。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德國人開始對自己的歷史進行了系統反思。對於迫害、屠殺猶太人的事實，大部分民眾已有所認知。然而提起戰俘營、勞工營里發生的悲劇，人們幾乎一無所知。據統計，《她來自馬里烏波爾》自2017年2月問世後已加印多次，成為德國當年最暢銷的文學書之一。相信隨著該書的傳播，這段被遮蔽和遺忘的歷史會重新進入公共記憶之中。
說到萊比錫書展獎，值得一提的當然是翻譯類圖書獎的歸屬。獲獎作品是林小發（Eva Lüdi Kong）的《西遊記》德譯本，這是史上首部德文全譯本。有關譯者和這個譯本，去年中文媒體多有報道，此不贅述。此外，一年一度的「世界最美圖書獎」也是書展的亮點之一，來自中國的兩部作品獲獎，分別是朱嬴椿設計的《蟲子書》（銀獎）和周晨設計的《冷冰川墨刻》（榮譽獎）。
林小發
在德國，一年一度最受關注的文學獎莫過於格奧爾格·畢希納獎。此獎不針對某部作品，而是對某個作家整體創作的肯定，獲獎者相當於進入當代德國文學的名人堂，成為活著的「不朽者」。2017年獲此殊榮的是一位詩人，揚·瓦格納（Jan Wagner）。在歷屆獲獎者中，小說家居多，詩人是少數。瓦格納1971年生於漢堡，如同當代的許多德國作家一樣，科班出身，曾在漢堡大學、都柏林三一學院、柏林洪堡大學修習英美文學。2001年發表了詩歌處女作《天上的鑽探實驗》（Probebohrungen im Himmel），迄今為止發表了11部詩集。評委會認為他的詩歌「在與偉大詩歌傳統的對話中誕生」，「既有充滿遊戲意味的語言之樂，又有超凡的形式把握能力，兼具音樂的感性和智性的明快」，對於詩歌而言，這樣的評價幾乎是無以復加了。
瓦格納創作的特點之一，在於善於書寫世間常為人所忽視的微小事物，例如收錄在《十八個餡餅》中的這首詩：
蘑菇
在林中一片空地上，我們遇到它們——
穿行於黃昏的兩支探險隊，
彼此靜默注視，充滿緊張——
一群蚊蟲發出電報嗡鳴。
我奶奶因蘑菇餡餅
而聞名。食譜鎖進了
墓地。凡是好東西，她說，
填充你不多於它自己。
後來在廚房，我們把蘑菇
舉到耳邊，轉動蘑菇柄，
等待裡面細微的咔噠聲——
那準確的密碼組合。
（明迪 譯）
正如他在頒獎典禮答謝辭中所說：「我寫詩源自一個信念：極微小之事物也能成為詩。有眼有耳，（就能感受到）一首詩中蘊含著一些極複雜的東西，它們能夠讓人直接而感性地體驗到美麗和晦暗。詩歌不是要與這個世界和當下背道而馳，雖然它避開那些熱門的話題。我堅信，只要用盡一切語言上的可能性，無論詩歌以狗窩還是歷史人物開篇，那都無所謂，因為一首成功的詩歌會邀你重新看世界、重新思考，它讓你無法拒絕。」
揚·瓦格納
除了寫詩、主編詩集外，瓦格納還樂於從事詩歌翻譯，對於他而言，翻譯也是創作。說來也巧，就在獲獎公布之後，他和其他幾位德語詩人一同來中國參加德國歌德學院主辦的「詩人譯詩人」系列活動。在南京有一場工作坊，他與本地詩人朱朱合作，相互翻譯對方的詩歌。互不通對方語言的詩人，在專業譯員的幫助下，儘力體會對方詩歌的內容和意蘊，試探、揣摩、猜測、理解。一首詩歌的翻譯耗去整整一天，次日上台朗誦時，仍覺不滿意。作為旁觀者，我真切感受到了瓦格納所說的「翻譯即創作」。席間，我問其獲獎的感受，詩人坦言很開心，認為這對於當代德國詩歌的創作和閱讀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宣傳推廣。
文學、出版體現這個時代
德國的文學獎多到眼花繚亂，除了圈內人和少數文學愛好者，誰得什麼獎未必能引起公眾的關注。很多獎項更像是資助金——那些處於起步階段、已經通過作品展現出實力的作家憑藉這些獎金可以解決暫時的生計問題，度過一段安心創作的時光。在眾多此類獎項中，沙米索獎頗為特別。該獎創辦於1985年，是以德國浪漫派著名作家、用德語創作的法裔作家阿德貝爾特·封·沙米索的名字命名，旨在獎勵非母語作家用德語創作發表的優秀作品，此外副獎也資助尚未發表的優秀作品，每隔幾年也會向某位作家頒發終身成就獎。2007年，旅德華人作家羅令源曾獲該獎資助。歷屆獲獎者中，已有人躋身一線作家行列，如土耳其裔作家菲利頓·宰莫格魯和匈牙利裔作家伊利亞·特羅亞諾夫。
之所以要介紹該獎，只因為2017年3月該獎項最後一次頒發，主辦方博世基金會終止了這一持續了30多年的項目。2016年，停辦消息一經刊出，有識之士為之嘆息。移民融合問題持續困擾德國，這一獎項的存在和獲獎者們無疑是對這一問題的某種積極答覆。在《法蘭克福彙報》的一篇特約評論中，特羅亞諾夫對該獎的停辦表示震驚，認為尤其是選錯了時間：「百萬難民進入德國，他們會創造出自己的文學」，會給德國人帶來聞所未聞的故事、體驗、書寫方式，在這樣的進程中，沙米索獎是一個絕佳的平台。有關該獎是否有必要的討論由來已久，批評者（也包括作家）認為，這個獎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獲獎者邊緣人的角色定位，與其說促進融合，倒不如說強調了歸屬困境。對於特羅亞諾夫提出的新移民文學前景，博世基金會項目負責人的答覆是，「這樣的文學還不存在，待其形成尚需時日，到了那一天，人們自會找到新的途徑去扶助它」。
阿巴斯·基德爾
無論如何，最後一位獲獎者阿巴斯·基德爾（Abbas Khider）還是值得祝賀。他在薩達姆統治期間多次入獄，釋放後在中東多國流亡，2000年來到德國申請避難，之後在慕尼黑和波茨坦修讀文學和哲學。他將德語視作新的家園，以此與自身的經歷保持距離。一方面他將「逃亡、流亡、人的毀滅」視為創作的主題，另一方面他又避免書寫個人的苦難，更試圖在作品中將慘痛轉化為歡快。在頒獎典禮上，2011年度的畢希納獎獲得者德里烏斯在致辭中如此評價這位來自伊拉克的作家：「阿巴斯·基德爾獲獎當之無愧，不僅是因為他讓我們直面德國式的虛偽。他的小說富有詩意，構造精巧。他讓我們微笑，玩弄著那些陳詞濫調，讓我們驚訝於困境中的奇蹟。」
2017年9月底，德國議會選舉結束，組閣談判延宕至今，新政府遲遲未能產生。相對於無所作為的看守政府，在不能確定是否重新大選的情況下，新一屆的聯邦議會已經開始運作。在本次大選中異軍突起的選擇黨（AfD）一躍成為議會第三大黨派，打亂了德國的黨派政治格局。德國的民意在向右轉嗎？幾年前，社會民主黨政客薩拉金寫了一本《德國在自取滅亡》討論德國當下現實問題，其中涉及德國移民問題，尤其提出穆斯林背景移民的人口增長對德國未來會帶來嚴重威脅。此書問世不久便成了暢銷書，其「成功」頗能反映德國民眾的心態，這也引起了公共領域內的熱議。意見主流對此書持否定態度，社民黨也逼迫薩拉金退黨。時隔幾年，又有一本書的出版激起了類似的爭議。
《日耳曼的末日》是已故德國歷史學家希弗勒的遺稿結集，由新右翼的安泰俄斯出版社於2017年2月推出。據出版方稱，此書起印20000冊，可見信心十足。此書分為四個單元，第一單元的標題成了書名，全書收錄了30多篇長短不一的文章，充滿修正史學的味道，以陰謀論的腔調判斷史實，這一姿態與德國戰後主流的反思史學背道而馳。其實書中的許多觀點並不新鮮，在上世紀80年代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論戰」中，右翼歷史學家一派就堅持類似立場。《日耳曼的末日》的暢銷得益於《明鏡》周刊記者薩爾茨維德爾的推薦。作為德國最具影響力的非虛構類作品排行榜的薦書人，在6月榜單的遴選中，他將自己手中的所有分值全押在了這一本書上，這一非同尋常的舉動幫助該書登上了月度最佳書榜的第九位並自此大賣。之後幾個月，在亞馬遜德國的非虛構類圖書熱銷榜上，《日耳曼的末日》數度登頂。此書也一度出現在《明鏡》周刊的圖書排行榜上，然而不久後便消失了。在答覆讀者質疑時，編輯部稱，此書若無薩爾茨維德爾的推薦斷不會有如此影響，出於避嫌，還是讓它下榜為妥。此舉也引發了業內人士的非議，認為這是對公眾的欺騙。
媒體熱議之後，歷史學家也紛紛站隊表態。支持一方認為，雖然此書在論證和細節上有紕漏（畢竟是未經審定的遺稿），但細讀之後還是能發現不少真知灼見的，只匆匆一瞥便對此書妄加評判是不恰當之舉。反對方則認為，書中充斥著反猶主義傾向，拒絕承認德國戰後對反思歷史的成果。總體而言，媒體和學界的主流對此書持否定態度。但普通讀者的反應卻耐人尋味，以亞馬遜讀者留言為例，八成以上的人給了五星好評。
且不論孰是孰非，從這一「事件」中獲益最大的是出版商。安泰俄斯出版社藉此東風，躊躇滿志地出現在去年10月的法蘭克福書展之上。在一場圍繞新書《與左派相處》的討論會上，左翼人士與右翼人群發生言語交鋒，並相互推搡。而在此前一天，一位聽眾用拳頭襲擊了一家左翼出版社的出版人，導致其受傷併入院治療。這種直接衝突，在過往的法蘭克福書展上極為罕見，德國社會的左右意識形態分裂日盛可見一斑。
限於篇幅和精力，2017年德國文壇還有一些書、人、事無法在此一一交代。其實過些時候，還能記住幾個人、幾件事？最終能留下的無非還是幾本值得去讀的書罷了。套用前文中不同出處的兩句話來結束這篇年度總結吧：閱讀不是為了逃避這個世界，躲避當下，我們可以從書中辨認出自己的模樣，而後代也會從中更好地理解這個時代。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2月12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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