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真的會進行改革開放嗎？

文史 02-19

來源｜鳳凰周刊的新浪博客原文刊載

《鳳凰周刊》2010年第15期

作者

｜

周宇洪志先（發自平壤）

原題為《雙面朝鮮：「地下經濟」與「合法交易」的博弈》

處決朝鮮前勞動黨計劃財政部部長朴南基的槍聲，最終成為朝鮮巨大的地下交易市場重新啟動的發令槍。

4月下旬的一天，那個令外界震驚的處決剛過去一個月，朝鮮新義州車站上擠滿矮小的朝鮮老婦人。上千人人頭攢動，無一例外都像蝦米一樣彎腰90度，背負著比她們自身大得多的貨物包裹，拚命擠上開往平壤的列車。

朝鮮官方為限制市場自由貿易，一度規定50歲以下婦女禁止在一般市場做買賣，至今一個家庭中往往還是由老婦人承擔起做生意的重任。中朝邊境城市的中國人對這些從丹東或新義州打貨的老婦人早已司空見慣，不過，來自中國內地的遊客難免震驚，這些身高不足1.5米、面色如土、身形乾癟、頭髮蓬散的老婦們，令年老的遊客們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中國。

穿行在背著槍的人民軍士兵中間，瘦小的背包婦女和她們身上沉重的貨物，呈現出朝鮮地下經濟的真實一面：在嚴密控制的計劃體制下，市場經濟暗潮已然勢不可遏。

跟她們同在一列火車上的高等車廂里的北朝鮮女生小櫻（化名），則跟這些婦女形成鮮明對比。尚在大學就讀的她身著進口名牌風衣和漆皮高跟鞋，面色紅潤美艷，妝容精緻，配戴著蘋果綠時裝表和媽媽送的20歲生日禮物—一條珀金項鏈。可以隨意用手機打電話的她，並不清楚自己每個月用掉多少話費，因為「爸爸到時間會去充值」。包括輕鬆的笑容在內，她身上的一切在這個國家都尚屬稀缺品。而這只是因為小櫻的父親是時常南下廣州、深圳、上海等地的朝鮮商社的領導。

這看似截然不同的兩張面孔，交織著朝鮮社會複雜的矛盾和博弈。一方面，它們泄露著這個國家公開的秘密—由上至下，朝鮮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在儘力向境外尋找生機，不是以「地下經濟」的方式艱難求生，便是以公開貿易的方式發財致富；另一方面，前者作為市場交易鏈條最活躍的終端，或許是這個國家最期待市場化改革的人，而後者則作為壟斷了「合法交易」資格並得以牟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卻絕不歡迎以市場開放為方向的對內改革。

兩張面孔告訴人們：朝鮮其實離市場經濟很近，也許近得讓人難以想像；但離市場化改革很遠，遠得同樣讓人難以想像。

小販撐起的地下經濟

龐大的地下市場，在朝鮮之所以成為可能，以糧食為首的全面短缺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曾前往朝鮮考察的俄羅斯教授安德列·蘭考夫的描述中，上世紀90年代朝鮮出現大饑荒，同時失去了前蘇聯的援助，糧食和物品的國家供應系統崩潰，包括企事業單位普通員工在內的絕大多數朝鮮民眾不得不想辦法自己尋找食物和收入的來源，集貿市場從此迅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產生」。

如果飢餓是地下市場形成的內因，中國的存在無疑是這個市場迅速發展的重要外因。在朝鮮國內生產多半停滯的情況下，來自中國境內的產品支撐起了近乎整個市場的物資供應。

延邊大學朝鮮經濟研究專家林今淑教授表示，早在1980年代初，中國興起經商熱時，延邊等地居民已開始以探親形式到朝鮮邊境地區從事經商活動，198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當年參與經商的人，今天許多已是朝鮮邊境經商的大戶。1990年代也是在這些人的帶動下，大部分邊境地區居民加入經商，在國家停止糧食供給的情況下靠經商收入購買到高價糧食渡過了難關。

隨著包括平壤地區在內國家配給的全面緊缺，私下交易的市場很快擴散到從城市到鄉村的各個角落。朝鮮西北角的新義州和東北角的羅先特區，作為兩個可以獲得境外物資的地區，成為最重要的發貨地點。新義州到平壤的鐵路和公路，以及從羅先特區開往內地的鐵路和公路運輸，成為朝鮮大地上的兩條粗壯的商品輸血管道：一些商品在這兩個特區交易後，被內地販子運往朝鮮內地；一些商品只是路過那裡，直接由中國運往內地。

商品到了內地之後，又會在地上或地下市場形成完整的完全自發的銷售網路。

城裡人、農村人都參與交易。在農村的市場上，城裡人會帶去工業品出售，並買到大米背回平壤；農民們種地、養雞、養羊、養狗，都用來出售，或者換回他們需要的產品。另一些小販將貨物裝在包里，通過賄賂得到行走各地的通行證，以流動的方式偷偷賣貨。

在韓國全南大學課題組對滯留在中國的200名朝鮮非法越境者的訪談中，對於「在您的經濟生活中，常規部分（工資和配給）和非常規部分（包括副業收入、經商收入、自留地收入）的收入相比，哪部分更大」這一問題，62.5%的人回答「非正規部分的收入要大得多」，17%的人回答「非正規部分的收入要略微多一些」。兩者相加，79.5%的人認為非正規收入多於正規收入。

韓國脫北者團體「好朋友」於2000年對滯留在中國的朝鮮非法越境者的訪談中，對於「目前在朝鮮靠經商來維持生計的家庭大概占幾成」這一問題，48.9%的人認為佔90%以上，79.5%的人認為佔80%以上。

朝鮮人早已無法脫離對市場的依賴，儘管政府對自由市場在不同時期設置了不同障礙，不過人們早已學會用各種方法規避限制，繼續做他們的生意。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08年的報告稱，2007年秋，朝鮮政府曾強行規定50歲以下婦女禁止在一般市場交易，但人們讓更老的家人去市場做買賣；2008年1月中旬，限制一般市場供應商品的種類，但受管制的市場很快被小巷市場彌補，商人們不斷更換交易場所，並賄賂巡查的官員。

延邊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金強一教授認為，朝鮮人現在的市場意識比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成熟得多，因為每個人都不得不靠市場存活。「1982年，中國的報紙還在鼓勵人們從商，人們卻都不願意拋棄鐵飯碗。但現在的朝鮮不是，每個朝鮮人離開市場都不行。國家機關想用錢也得到市場換。市場經濟到了這個份上，想回頭已經不可能了。」

小販們除了撐起了朝鮮的地下貿易，更撐起了朝鮮的地下金融市場。

由於朝鮮官方金融系統運轉能力和信譽度的全面崩潰，朝鮮實際上一直處於金融系統缺位的邊緣。

對外，朝鮮的銀行存在資本金嚴重不足，管理水平、運作方式、技術和效率與國際慣例差距太大，不講信譽、挪用客戶資金等各種問題令本地銀行根本無法融入國際金融體系，境外銀行也不可能與朝鮮銀行建立通匯結算關係。中朝貿易甚至必須通過第三國或地區的銀行間接轉匯結算，以至結算成本過高。因此人民幣等各種外幣的地下黑市以及現金交易、私自攜帶大筆現金出入朝鮮成為必然。

對內，據金強一分析，1990年代中期，朝鮮的金融、法律體系基本上都被破壞了。他觀察到，在貨幣改革之前，舊朝鮮幣通常破爛不堪，說明這些貨幣並未經過銀行存取款以及銀行對舊幣的回收、替換過程。「也就是說，朝鮮的銀行除了印鈔票，已經失去了其他功能。社會上流動的錢，到不了銀行，銀行對這些錢毫無辦法。」

中國人民銀行瀋陽支行《朝鮮經濟研究》課題組2008年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中朝貿易中滯留在朝鮮的每年數十億元人民幣，絕大部分都被私藏民間而非存入銀行。朝鮮人民幣黑市由小到大逐步發展，並形成一定規模，由朝方少數具有雄厚經濟實力、在當地頗有社會背景的家族成員操控。其內部職責劃分清楚，分工明確。主要集中在市區農貿市場內，交易對象以中朝兩方邊貿企業為主，主要從事朝元與人民幣的現鈔兌換。黑市匯率一般由幾個比較大的「黃牛」引導形成。

在「黃牛」的操控下，2002年「7.1改革」之前，黑市匯率是以美元為基礎的浮動匯率；此後實行以糧食價格為基礎的調整匯率；2003年4月之後，朝鮮大量發行貨幣，出現通貨膨脹並逐漸惡化。人民幣匯率呈現急遽攀升態勢。

在大陸，不論是官方還是黑市，朝元都是不可兌換貨幣。朝鮮如果沒有人民幣黑市，以朝幣為基礎的貿易根本無法進行。

神秘的朝鮮商社

全民經商之外，全官經商更是朝鮮市場經濟蔚為奇觀的一面。

朝鮮沒有私營企業，所有國營公司都稱為商社。商社系統扮演了國家分配系統中最核心的角色，簡單說，就是為朝鮮勞動黨和金正日政權的正常運行提供了最關鍵的財政保障。該系統中的大小商社，在中國的大多數省級城市中都很活躍。中朝貿易關係也由此成為平壤的獨特生命線。

1992年朝鮮實行「新貿易體制」之後，全國貿易公司由1980年代的39家猛增到100多家。除對外經濟委員會外，政務院的其他部門，勞動黨中央所屬的組織指導部、國際部、幹部部等部門以及社會安全部、保健部、人民武力部等紛紛成立了自己的貿易商社，從事貿易活動。各個道、市行政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也有自己經營的貿易商社。除了黨政系統之外，朝鮮人民軍也擁有商社。

1998年，朝鮮整頓對外經濟體制。廢除對外經濟委員會，成立貿易省。各道、直轄市只允許保留其管轄的1家貿易公司，其餘由貿易省統一管理。朝鮮民族經濟合作聯合會負責與韓國的貿易、投資合作事項。

當年9月，朝鮮對出口貿易不佳的商社進行整頓，將中央各部管轄的商社以黨的部門—大成、人民軍部門—美豐、內閣部門—平壤商社等為對象進行整合。朝鮮貿易商社數量由300多家銳減至120多家。

據丹東某對朝貿易研究機構截至2010年4月底獲得的朝鮮方面提供的對華貿易企業目錄，朝鮮貿易商社超過284家，其中包括朝鮮烽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公司以及烽火總公司，朝鮮大聖第一到第八貿易公司，大成貿易公司，柳京貿易公司，三池淵貿易公司，白馬貿易公司等。此外，被統計的能夠與中國發生貿易或投資關係的還有合營公司22家、專業公司19家、出口專廠11家。

理論上，朝鮮是一個沒有稅收的國家，企業和個人收入上繳國家，國家再通過調配和發放工資完成對單位和個人的分配。而這些貿易商社則是通過完成上繳利潤指標，以及在重要紀念日「向黨中央和領袖獻禮」（通常以貨物形式）來「上貢」。

現在，朝鮮有很多商社在中國駐站，每個小公司要面對每年5000美元的利潤上繳額度。許多商社根本完成不了指標，如果負責人在三年任期內不能完成指標，就得回朝鮮。所以許多人只能想盡一切辦法，包括騙中國企業的錢以及給上級領導送錢。

留在中國的好處太多了。部門也許不掙錢，但個人能掙錢。尤其是掌握實權的人物，一旦成為中國商人爭相「打點」的對象，甚至可能一夜暴富。而對中國商人而言，和這些商社打交道是最沒有信用保障的，因為一切商業往來都要通過關係達成。往往在重金「打點」了關係人物之後，一場生意還是變成騙局，血本無歸。

金字塔社會

根據丹東對朝貿易人士觀察，朝方商社領導在中國購物頗為奢侈。進一次服裝專賣店動輒消費上萬元。家中各種家電、電腦一應俱全。他們的孩子如同小櫻一樣，營養、消費水平甚至超過中國都市裡的一般青少年。

在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里，這部分人作為「從事貿易者」，已成為朝鮮社會的新貴，位列朝鮮社會五個階層里的第二階層。

該份報告認為，在市場經濟浸潤多年、市場交易最終取代國家配給成為朝鮮民眾主要的生活來源之後，朝鮮的社會階層開始隨之發生改變。

位列第一階層的是握有軍政大權的朝鮮勞動黨的幹部

。

他們在一切方面享有特權，強烈維護現有經濟體制。他們的收入來自外國投資者和國內非法交易。

第二階層為從事貿易者。

他們能接觸到國際資本，尤其是有機會獲得硬通貨外匯。

第三階層是有組織的暴徒，他們通過控制不受政府保護的市場從中非法獲取保護費。

第四階層是依賴政府配給的「城裡人」。

第五階層是農民，他們通過出售自己耕種的農產品謀生。

儘管聲稱追求絕對公平的共產主義，但朝鮮的階層分化早已不是秘密。不過，不同於配給決定一切的時代—離權力中心越近的人是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越優越的人，

現在，有機會離市場越近的人，也越有可能獲得暴利和地位。

第一階層是所謂的「傳統貴族」，而這一階層一旦與市場發生關係，所獲最多。曾有新義州安全官員向中方人員打聽，能否將其手中50萬美元兌換成人民幣。而大肆收受進出口商賄賂、瓜分原本應該繳納的每筆動輒數萬元關稅的各海關關長，則被認為「一年幾百萬元人民幣根本不是問題」。部分朝鮮官員甚至在中國擁有房產。

平壤外國語大學、平壤旅遊學校等有機會和外界打交道的高等院校，成為特權階層子女聚集的高校。2008年，一名平壤外大的女生曾被中國商人看見戴著價值約10萬元人民幣的歐米茄手錶，並配有手機。一名平壤外大的男生則向熟悉的中方人士抱怨，由於學生中誰家有錢並不是秘密，因此他經常成為教師勒索的對象，每到期末就會有老師找到他說手頭緊，要「借」20美元，代價是讓他通過考試，「20美元一門課已經成了我們學校的口號」。

持有外幣者，可以去平壤的外匯商店和飯店消費。兩個人吃上一大桌酒菜，或是購買進口的煙酒以及其他市場看不到的家用電器：裝飾性的吊燈，1800到3920朝元；電飯鍋，9000朝元；電熨斗，3800朝元（依朝鮮官方匯率，1元人民幣約兌14朝元）。

財富已無需隱瞞的另一標誌是手機的大量出現。不能與境外通話的朝鮮手機，越來越多地在朝鮮外事人員、幹部甚至大學生中使用。

在這裡，中國產的中興手機售價約為160歐元或是120美金不等—手機不得以朝幣購買，購買者要麼得有外幣，要麼有足夠多的朝幣去換成外幣。

唯一負責在朝鮮開展3G手機服務的埃及Orascom電信公司於2010年2月3日表示，在朝開展手機業務第一年，3G手機用戶已經超過了10萬人。該公司預計今後5年這一數字將達到數百萬。從中可以一窺朝鮮「新貴」們的增長速度。

而在第二階層「從事貿易者」裡面，最獨特的一道風景，是在朝鮮的華僑。從1980年代起，因為華僑通常在中國境內有親戚，通曉漢語、朝鮮語，對朝鮮社會、關係了如指掌，能夠在兩國間自由流動，佔盡中朝貿易先機，遂成為最早與中國發生貿易並悄悄積累財富的人群之一。時至今日，眾多華僑已經成為各大邊境口岸富甲一方的巨賈。

華僑之外，朝鮮市場上還存在實力較弱的朝鮮人「中間階層」：在市場中從事中介及批發零售貿易的商人。他們通過賄賂最底層的官員、對市場的了解以及寶貴經驗來賺錢。DailyNK2007年文章分析，當時賣麵條的個體商人月收入能有5~6萬元朝幣，與之相對比的是，當時的工人月工資約2000～3000元朝幣。

這部分「中間階層」已能夠吃上米飯和蔬菜，儘管這與成功的華僑尚有天壤之別，但這一收入比在食物方面朝不保夕的朝鮮下層居民已經高出很多。文章認為，如果體制轉變，他們也可能有機會發展成為企業家或是鉅賈。

他們和華僑一起，成為左右市場的兩大力量。

被抵觸的改革

儘管障礙重重，商品經濟在朝鮮畢竟已成無法逆轉的潮流。再加上朝鮮半年以來島嶼招租、計劃設立新的特區、加大招商力度等各種經濟動作不斷，令外界再次猜測朝鮮是否會真的改革開放。

2300萬人口的巨大市場，並且什麼都缺，這樣的國家如果能夠改革開放，無異於滿地都是商機。

然而，中國人民銀行《朝鮮經濟問題研究》課題組認為，

朝鮮改革走向不甚明朗：金正日不太可能像中國領導人否定「文革」那樣否定金日成時期確定的政策，「因為那樣就等於否定了他自己」。眾所周知，朝鮮在公開場合一直堅持其計劃經濟是正確的，也從未有過「改革開放」的表述。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朝鮮官方宣傳中是一直作為修正主義的樣本被批判的。

此外，否定以往的經濟發展路線和經濟體制，也會遭到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先軍政治」路線所形成的兩大龐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改革很難進行下去。

課題組同時認為，長期的思想禁錮和個人迷信已使朝鮮國民養成了「以領袖的意志為意志」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習慣，突然轉向也會使他們感到六神無主、無所適從，容易造成社會的混亂，危機政權穩定。

「先軍政治」依然是朝鮮政治的基石。這一理論具體體現為：突出軍隊地位，視軍隊為國事中的國事；重大經濟項目經常直接由軍隊來承擔，經常展開「進攻戰」、「殲滅戰」；保障軍費投入，軍費高達GNP的25%～30%；倡導軍人經商，提高社會凝聚力等。

如此高比例的軍費預算支出嚴重擠佔了民需產業所需的資源，不可避免與經濟的健康發展形成直接衝突。朝鮮的軍需產業由「第二經濟委員會」領導實施，根本不接受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領導和管理，自行決定生產、消費、需求、供給等全部經濟計劃，權力日趨膨脹。金日成曾說：「第二經濟委員會就是第二政務院。」

吉林省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陳龍山認為，在上述體制之下，第二經濟部門的勢力已越來越大，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相應也越來越大。

另一既得利益群體是朝鮮的重工業部門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產業和企業。朝鮮一直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路線，由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重工業部門既得利益集團。陳龍山表示，1994～1996年朝鮮曾經提出「農業、輕工業、貿易三大第一主義」的政策，試圖改變資源配置的優先順序，但因為阻力重重而不了了之。

圍繞在金正日身邊的核心階層，同樣是改革的阻力。DailyNK2007年發文表示，懼怕體制崩潰的核心階層是支撐朝鮮體制的根干。正是因為有這些支柱，朝鮮才得以挺過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孤立和壓迫，即使是在導致數百萬人餓死的「苦難行軍」中也得以堅守住體制。這一階層，是遍布勞動黨和行政機關、國家安全保衛部、人民保安省、檢查、審判等政權機關的在職人員。

金正日政權在對親信們加強教育、嚴格「凈化」的同時也賦予他們特權，以此來鞏固他們的忠心，比如向中央黨組織部、宣傳部幹部們按級別分別配髮帶有金正日生日號牌「2.16」的從高到低的系列賓士轎車，為中央黨幹部和軍隊要人在平壤市內建最高檔次武裝警衛配備的公寓區，並由國家供給全套日本產家電、傢具、沙發和食品，以及西方文化產品。

這一階層的顯著特點是，他們羨慕韓國的經濟發展，卻對改革開放抱有反感。由於黨務人員不具備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生存的技能和心理準備，他們更安分於現在的體制，以維持他們地位和名譽。

傳統的既得利益群體之外，新興的對外貿易商社體系也成長為新的既得利益群體。

美國和平研究所對朝鮮叛逃者的訪談，提供了他們為朝鮮國家貿易公司（商社）進行商業活動的詳細信息。訪談顯示，商社在擴張過程中一度失控，因為商社的領導者利用商社的商業渠道和合作資源變得非常強大。於是朝鮮領導人強行減少商社數量，整肅了大部分商社的頭目。現有體制保障了目前的商社領導者們壟斷了幾乎全部的對外貿易，避免了來自民間可能的競爭者，最方便地將巨額財富納入私囊，僅靠偽造或是通過運作獲得進出口許可證他們都能獲取現金。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不需要改革。

而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後代們，同樣對現有體制萬分擁護。許多朝鮮商社領導的孩子曾經在丹東讀書。與這一群體密切交往的中國商人發現，儘管見證了中朝兩國社會的巨大差異和中國改革開放顯而易見的成功，許多孩子卻保持了對領袖極高的忠誠度。這些不用服兵役即可上大學的青少年，一邊抱怨平壤生活上沒有丹東方便，一邊認為現有體制是最好的，聲稱「享受領袖的關懷」，並對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離婚、外遇等問題嗤之以鼻。

在多重掌握著資源和權力的既得利益的交織之下，朝鮮改革開放顯得虛無縹緲。

中央黨校朝鮮問題專家張璉瑰認為，朝鮮從未進行改革開放，也不可能進行改革開放。朝鮮近期所有的經濟動作，僅僅是為了撈取外匯，為朝鮮高層的奢侈品消費和發展導彈、核武器服務。朝鮮的眾多商社，也是在軍隊以及為金正日個人服務的39號室的嚴密控制之下。

對於此前朝鮮曾經來中國考察改革開放，張璉瑰認為，其動機並不明朗—搜集情報並作為修正主義的反面教材回國宣傳，也是考察的用途之一。

張璉瑰認為，金正日最關心的並非發展經濟，而是政權穩定。而只有老百姓依賴國家配給吃飯，政權才是最穩定的。2009年底的貨幣改革，就是有力的證明：當有人通過市場養活了自己、擺脫了控制的時候，國家會試圖取消市場，讓人們重新回到體制的懷抱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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