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旭景：歷史的另一隻眼──地圖

原標題：宋旭景：歷史的另一隻眼──地圖

20世紀初至1927年是中學歷史教科書從產生到初步發展的時期，1927年以後則迎來了一個高潮。這期間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歷史教科書，與封建時代的蒙養讀本相比，這些教科書不論在內容、還是體例上都有很大進步，為後來的歷史教科書編寫奠定了基礎。伴隨歷史教科書的發展，地圖作為語言的一種形象的表達載體，也逐漸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歷史必資圖畫」

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後制訂「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根據新學制，中小學都設置歷史課程，初等小學堂為「歷史」，高等小學堂為「中國歷史」，中學先講中國史，後講亞洲各國史，再講歐洲、美洲史，「凡教歷史者，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

1904年由夏曾佑編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開始意識到地圖的重要性，「古地在今何處，已注於逐句之下，別附以沿革圖以期明白。惟各圖限於篇幅，不能甚詳，往往有郡無縣。惟以今圖證之即可了了。」雖然書中並未收地理沿革圖等輔助性圖解，「歷史必資圖畫，然中國古圖畫不傳。後人所補作者，甲造乙難，迄無定論。是編一概不錄」，但地圖插圖的意識已在蘊育之中。

辛亥革命後，政府實行「壬子學制」，把原來壬寅學制中初等小學5年、高等小學4年、中學5年改成初等小學4年、高等小學3年、中學4年，但歷史課程的設置上基本沿襲了1904年的《奏定學堂章程》。這期間，最大的變化是教科書開始配進歷史插圖、地圖、文物和人像，體例上呈現出現代意義的教科書雛形。

1922年，北洋政府以美國學製為藍本，制定了「壬戌新學制」，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中等教育實行分科制和選科制。為適應新學制的需要，中學歷史課程設置也作了相應的調整，中學歷史「編製宜取混合主義，以全世界為綱，而於中國部分，特加詳述， 使學生對於本國歷史，得因比較而益審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似較分授之製為善。」歷史教科書地圖的繪製水平也有所提高，開始使用多種顏色表明地形、地貌、疆界區域、並劃有經緯度。

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趙玉森所著《新著本國史》「民族間的混合戰爭及其同化」一節中的「淝水戰前圖」即是一例。

粗看此圖，要素眾多，經緯網、主要的河流、象形的山脈、居民地、圖例和圖中不同時期國家疆域既用符號區分、又用顏色區分，顯得很複雜，不容易懂，而其實這些都是和課文內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地圖中的主要註記在課文中基本上都找得到，依據課文，按圖索驥，就不容易糊塗了。

依照今天的歷史地圖繪製和審查的標準，「河間、汝南、齊、楚」教科書中沒有出現，地圖中可以不表示，尤其是作為教科書插圖；「東海」的位置標註也不對，應該注在海里，渤海、黃海、南海也沒有標註；湖泊和海洋採用相同的藍色，而黃河、長江及其支流卻採用黑色；圖的岸線也比較大略；「淝水戰後圖」中主要的島點，如釣魚島、赤尾嶼、東沙群島等具有政治意義的點位都有漏注。整體來說製圖仍稍顯粗糙、簡單。但有了地圖，在面對諸多的地名、方位、國家時，已經比沒有地圖要容易明白的表達方式了。

正如編者趙玉森在例言中所說「研究歷史不可沒有地圖，這書附入歷代簡明輿圖很多。並將歷史上涉於美感和學術的圖畫，斟酌采入，可以增加讀者的興趣。」

「南北朝圖」「宋遼時代圖」兩圖在圖幅的選取上，北面取到蒙古、俄羅斯，南面取到東南亞半島，以讓讀者有宏觀之勢，這種總體格局、總體關照的視野是非常值得讚賞的，這也與當時歷史教育的要求相一致，「比較益審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教材中有關宋、遼一節內容的標題也是「國際上的糾紛一（宋與遼）」。

地圖是配合文字的，文字怎麼寫，插圖就怎麼配，文字的格局決定了插圖的格局。教材中，蒙古一節的課名是「震動世界的國威」，「……世祖便混一了中國，武功非常的發達，討日本無功外，外降緬甸、交趾及占城，破爪哇，南洋諸國都前來朝貢。並著從前各處的領土算起來，約得亞洲十中的八九，歐洲十中的四五，版圖的廣大，要算古今中外所未有。」因此，此節的插圖「蒙古全盛時代疆域圖」，給人的視覺衝擊力是非常強的。

地圖繪製逐漸成熟

1927—1936年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已經配備了大量歷史地圖、文物、人物圖像、歷代興亡表、帝系表、大事年表等。1929年的《教科圖書審查辦法》和《教科圖書共同標準》，對於與教科書相配的挂圖都開始有了具體的規定。

不同教科書的地圖插圖參差不齊，水平不一。新國民書社出版的金兆梓編著的初中用《新中華本國史》的地圖相對就比較眉目清楚，雖然只是黑白圖，但是各要素之間的關係都一目了然。這其中，一方面與金兆梓自身就曾是中華書局的教材編輯相關。1922年金兆梓到上海，入中華書局編輯所任文史編輯，編輯《新中學初級本國歷史》教科書和《新中學教科書初級本國歷史參考書》等。中間到外交部工作一年。1929年，再進中華書局，任教科圖書部主任、編輯所副所長，負責編輯中小學、普通師範及南洋中小學的課本，並在抗日戰爭前，將這些教材逐步出版齊備。圖文配合以及美觀大方是編輯的基本素養，因此他書中的地圖繪製得當與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可能與其對於地圖的認識有關係，「地理本與年代為歷史上之二大眼，本書插有地圖多幅以便檢查，即有因地名不多而不另插圖者，亦必註明今地名，以便學者得利用現代地圖以準確其對歷史事實之觀察。」年代是最容易明晰的，既然「地理」與「年代」同為歷史的兩隻眼睛，那麼地圖自然應該是清晰可辨的。

同為初中教科書，相比之下，上海中學生書局出版的呂思勉《初中教本本國史》中的圖就相形見絀了。首先從底圖來看，岸線是寥寥幾筆，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杭州灣等處的大致形狀與實際的出入太大；黃河和長江作為主要的河流，基本是直來直去的，沒有體現出走向的變化；第二，從歷史要素來看，當時幾個國家的區域界離「象形」還差得多。地圖示意最基本的是表示區域界、國等人為界線和河流、岸線等原始地物之間的關係，原始地物就不準確，就很難再談區域界與河流之間的關係了，這樣的示意圖也就不夠準確了。這可能並非全是編者的責任，如今歷史教科書中的地圖插圖都是請專業地圖繪製人員繪製，在那時想必也是如此，但出版社找到的繪製人員不夠得力，而呂思勉對於地圖和文字的配合也沒有做過高的要求。呂思勉其實也做過編輯，1919年呂思勉由謝觀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協助《中國醫學詞典》之編撰。但與曾多年專註於中小學教材出版的金兆梓相比，在對中學教材的圖文配合上可能還是有些差距，畢竟呂思勉本業是做學術研究，不是專註做編輯。

經過了近二三十年的發展，歷史教科書中地圖的繪製技術逐漸完善，內容也開始比較詳細了。對比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趙玉森的《新著本國史》和1942年世界書局出版的蔡丐《初中新本國史》中的兩漢時期圖，雖然前者為彩色，後者為黑白，但就內容取捨、詳略得當、清晰程度而言，後者還是要高出不少。

抗戰爆發，民族情緒高漲。歷史教科書作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一部分，融入當時當下的民族情感，具有現實關照也是必然的。

由金兆梓編著新國民書社出版的初中用《新中華本國史》附有一張「中國國恥地圖」，地圖上用各種符號顯示了勢力範圍線、舊有界線、現有界線，以便學生學完這些內容後進行直觀地比較和認知，並用各種顏色分別標記了直轄領土、藩屬領土，以及俄佔領地、英佔領地、日佔領地、法佔領地，並標上數字表示喪失年代，這些都可以幫助學生記住國恥，激發愛國熱情。

繪製水平趨近於今

我國設置外國歷史課程是從京師同文館開始的。京師同文館八年制課程表中規定：第三年「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當時使用的教材《各國史略》是楊樞和長秀翻譯的，它的藍本是歐美國家的歷史教科書。

民國時期，外國史的編者有很多。1935年何炳松編撰的外國史教科書勝過了同一時代的其他外國史教科書，有文物照片、歷史場景和事物的想像圖、繪畫圖、示意說明書和地圖等，其種類之多，數量之大，設計之豐富。在講述到具體某一歷史時期的歷史事件時，他集中採用典型文物或遺址的圖片，或用歷史場景和事物的繪畫想像圖，或用地圖，使圖片與文字的描述有機融合、相得益彰，這樣，更有利於學生對歷史知識進行深入的理解。

他所編著的教科書里的地圖已和2000年之前人教版書里的黑白插圖水平無異。大體的輪廓表示西部地中海區域，主要的山脈、大洋、河流標示出註記，次一級的河流只在圖上表示而不用註記標明，具體的圖例區分希臘人、拉丁人及義大利人、伊達拉里亞人、迦太基人及腓尼基人，圖名、圖例、地圖都在各自相應的區域內。

從清末到抗戰勝利，是近代史上政權變化比較頻繁的時期，也是中國的第一個轉型期，學校教育、學科教材和歷史教育在大的時代背景下也不斷發生著變化，但同時又遵循著自身屬性，不斷地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驗的累積向好，另一方面是同時期的出版競爭導致圖書品質向好。歷史地圖作為歷史教科書里的輔助部分，也不例外，經歷了一個日臻完善和細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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