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會改變歷史嗎？——讀《疾病改變歷史》
[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萊特、[英]邁克爾·比迪斯著，陳仲丹譯：《疾病改變歷史》，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
20180202草就
本書是一位醫生和一位歷史學家不斷探討和合作的結果，講述疾病對歷史常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一些主要方式。例如，腺鼠疫和其他疾病對古代和中世紀世界造成的影響；亨利八世和恐怖伊凡的梅毒，天花對征服墨西哥的影響，霍亂對拿破崙遠征沙俄和血友病對沙皇統治覆滅所起的作用，熱帶病對非洲殖民的意義。
書名為diseaseand history，直譯當是《疾病與歷史》，陳仲丹譯為《疾病改變歷史》可謂切中中心。作者即坦言編寫本書的目的就是探討「疾病對歷史產生的影響」。作者通過從幾千年人類發展史中給世界帶來苦難的疾病中選取一些案例進行研究，旨在闡明「疾病不僅對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響，也對普通大眾產生影響。」揆諸史實，我們會發現人類從古至今依然受到三大規模不斷擴大的天敵影響：瘟疫、饑荒和戰爭，三者相互作用，造成了全球社會的一連串後果。
本書除去導論與結論，主體部分分為十章，分別是：古代世界的疾病、黑死病、梅毒之謎、天花：被征服的征服者、拿破崙將軍與斑疹傷寒將軍、霍亂與衛生改革、杜松子酒、流感與肺結核、蚊蠅、旅行與探險、維多利亞女王與俄國君主制的覆滅、暴民癔症與大眾暗示。
戰爭與瘟疫等疾病的關係，從我們的感性上而言，戰爭造成的大量人口傷亡必然會引起程度不同的瘟疫等疾病的爆發，同時，疾病的爆發勢必也將影響戰爭的持續走向。公元前430年雅典爆發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響歷史的一個典型例證。在雅典與斯巴達兩個古希臘邦國的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瘟疫襲擊了雅典，不僅伯利克里被感染死亡，而且普通民眾也受到影響，肉體與精神全面崩潰，最終雅典戰敗。同樣的原因，古羅馬帝國因為難以治療瘧疾造成人們長時期患病，身體虛弱，國民壽命縮短，國力衰退。除了毀滅羅馬帝國，公元頭三個世紀的瘟疫還產生了兩個範圍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一是，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受到無法治癒疾病的打擊後適時地成長為一種世界性的力量。二是，基督教控制了西方醫學的發展。在公元2世紀傳染病流行的時代，對那些極度恐慌的受害者而言，基督教給予他們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條中都找不到的新希望。因而在多次瘟疫流行時，專門的行醫佈道促進了基督教會的發展。在那個饑荒、瘟疫頻仍的年代，皈依者就特別多。從這裡，我不禁想到近代中國，西方傳教士的藉醫傳教並非是權宜之計，而是基督教發展史上的一項傳統。人們就此形成了對醫者基督的崇拜，在政府欽定基督教為國教後，行醫的權力落入教會手中。此後，由基督徒來照顧病人，護理病人成為基督徒的七種義務之一。歐洲的中世紀醫學也就進入了基督教醫學的時代。
隨後，該書主要論述了黑死病、梅毒、天花、斑疹傷寒、惑亂、肺結核、血友病和精神病等疾病對歷史的影響。
黑死病一般指在歐洲歷史上發生在1348-1361年的毀滅性腺鼠疫。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數引起了英國社會的變革，大大加快了英國封建佔有制度的崩潰。無論是不斷增加的貨幣流通還是英國農民的人身依附出現流動。同時，社會中出現一種黑死病爆發尋找罪犯的思潮，貴族、殘疾人和猶太人相繼遭到懷疑。黑死病加強了中世紀時把猶太人當替罪羊的基督教傳統，導致眾多猶太人遷往東歐和北歐，也為二戰期間猶太人的悲劇提供了條件。與試圖尋找罪犯相伴而生的是道德價值觀的普遍鬆弛以及世故的、不正當的尋歡作樂。基督教會上升到統治地位部分是由於以前爆發的瘟疫，故而這次黑死病的無力感，讓教會權威不得不受到懷疑，民眾出現了對教會的公開對抗。
梅毒似乎已經不能考證發源哪裡，但歐洲大航海的行為卻將這種病傳到了世界各地。梅毒造成的災難和悲劇表現在方方面面，身居要位的優秀政治家成為流口水的白痴、藝術家、畫家和詩人被毀。以沙俄雷帝伊凡和英王亨利八世為例，作者重點分析了梅毒通過政治首腦影響歷史。簡單而言，伊凡因梅毒影響大腦，變成一個殘酷專制的病人，統治後期充斥著折磨和鞭刑、火焚和水煮以及各種可怕的死亡方式，甚至用鐵尖的權杖刺死了自己的兒子，有成千上萬臣民因伊凡患梅毒而送了命，作者甚至假設，如果這第一位沙皇是開明統治而不是冷酷專制的典範的話，整個俄國沙皇制度的類型是否會按照不同的樣式發展。英國亨利八世雖然不能確定是否患了梅毒，但痛風、靜脈曲張、股骨骨髓炎、壞血病等都被認為可能是他個性改變的原因。作者論述了幾點內政，但我最感興趣的是提及，亨利八世沒有一個健康的男性後嗣使強盛的都鐸王朝終結，強有力、有效率的統治讓位於軟弱的斯圖亞特王朝試圖建立的專制通知，使得英國陷入了一場內戰。
天花這種傳染病似乎對我們而言更加熟悉，《康熙王朝》里玄燁就因為出過水痘才被選為儲君，故而一般認為康熙是個滿臉麻子的人。但天花被傳染一次活下來以後就會終身免疫，這也是為何玄燁被選為接班人的重要原因，似乎福臨就是得天花不治身亡。天花對歷史發生重大影響的可以從西方殖民者將天花帶到新大陸上來看。殖民者帶來的天花等傳染病讓美洲土著發生大量死亡，甚至動搖了反抗的信心，他們認為能夠造成如此規模死亡的入侵者不會是凡人，而是復仇的天使。因為這些疾病似乎並不傷害侵略者，而單單落在美洲土著身上。故而，作者得出「天花以及西班牙人對天花相對具有的免疫力，在毀滅阿茲特克種族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與西班牙人武器上的優勢一樣大，或許更大。」對付天花的接種牛痘是我們現代人所熟知的一個知識點，但對這個實驗者愛德華·詹納卻是陌生的。書中提及詹納多次實驗，直到確信結果完全無害時才將其理論用於人體試驗。他沒有匆忙將研究成果付印，儘管已有成卷的證據，也有肯定的結果，且又在兩年內沒有出現讓他困擾的牛痘病例，但他一直不急於公布其發現，直到結果已被證明毫無問題時予以公布。故而，作者稱其為「一位真正的科學家」。這種嚴謹的科學研究態度似乎不太常見，我們總是在學界希望佔得一席之地，搶佔高地，單單忘了科研的目的，最單純的目的恰恰是造福人類，詹納的行為表明，他並不是為了名利而做試驗，而僅僅是為了科學研究，哪怕第一個發表的人不是他，我想他也會樂意繼續自己的試驗。
拿破崙遠征俄羅斯是世界史中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一般都認為是俄羅斯的嚴寒和堅壁清野政策造成了拿破崙的遠征失敗。本書作者從疾病角度提出，斑疹傷寒和拿破崙自身所患的各種疾病也是重要原因。斑疹傷寒讓遠征大軍急速減員，戰鬥力低迷，而拿破崙自身患有尿結石、偏頭痛、便秘、膽結石等病，嚴重阻礙了他正常的戰略思考特別是在決定性的萊比錫戰役中他因為腹痛、嘔吐只能躺著指揮，痔瘡更是造成他不能騎馬檢閱軍隊。可想而知，一個病懨懨的統率當然與騎著戰馬威風凜凜的征服者大不相同，軍心可能也是天壤之別。
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女嫁給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很不幸的維多利亞的血友病也傳遞到了末代沙皇唯一的兒子阿列克賽。因為這個兒子的病，皇后迷信唯一能救兒子名的「聖人巫醫」——拉斯普廷。如此拉斯普廷通過皇后開始操作了俄羅斯的政權，歷史進入了不可抗拒的死胡同，沙俄社會不可避免地進行了變革。
希特勒因為心理的疾病，可能是精神分裂型妄想症，認為自己是受迫害的對象，而其行動也就受到對假想中迫害者的厭惡所支配。顯然後來德國的歷史竟然就被這個病人所改變了。
疾病的出現總在逼迫社會做出應對，比如霍亂促使社會重視衛生改革。非洲內陸的疾病如黃熱病阻礙了早期殖民者的入侵步伐。故而，戰勝這些疾病也就消除了障礙，故而從歐洲的殖民史上來看，會發現殖民者的腳步與醫學的發展是同步推進的。
在結論部分，作者號召人類必須與環境保持和諧，也必須與自身保持和諧。如果我們人類不能自律，那麼最後不能戰勝或不能解決的問題恰恰就是我們自己製造的問題。順而言之，我對「疾病改變歷史」的看法，在本書中似乎不無暗示地告訴我們，歷史中的一些疾病的確對歷史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是可以說是改變了歷史，但這僅僅只是從醫學的角度所發現的歷史圖景。歷史發展的進程是複雜多樣的，從某一個角度觀察都只能是「盲人摸象」，但這種觀察卻是總體認知所必須進行的，只有將歷史這頭大象的四肢都摸到、看到、觀察到，才有可能書寫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圖景。所以，無論是「疾病改變歷史」還是「鐵路改變歷史」、「動物改變歷史」，這些都是成立而又不完全成立的觀點，與其稱為一種歷史認知，不如稱為一種歷史觀察的視角。
作者的書寫還有一個風格，就是喜歡將一些有趣的歷史細節附帶上，似乎增強讀者的閱讀興趣，比如86頁，「富蘭克林唯一合法婚姻所生的兒子」、245頁，自我陶醉的戈林、邪惡的戈培爾、虐待狂的希姆萊。
當然書中的一些西方觀點，無論是民族情緒還是歷史史識，我都不能接受。比如第10頁，在誇讚羅馬帝國高度文明時，竟然說「在遠方，印度和中國的古老文明處在熹微不明的影跡之中。」以我最基本的歷史知識而言，羅馬帝國時期，中國是兩漢時期，雖然不敢說是世界文明的第一位，至少也不是所謂的「熹微不明」。第78頁，這樣寫道「無論是起源於印度還是中國，天花都有可能是通過古代的絲綢之路從東方傳來，在公元581年前就已傳到歐洲。」我絲毫沒看出來這個觀點和推論的邏輯而在，難道就是前面一句「最早對此進行專門、明確描述的人是中國的醫生葛洪」。可這一段第二句卻明確寫著「天花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是地中海區域的一種疾病」。不知這樣的邏輯推論從何而來，令人不解。129頁，克里米亞戰爭中「軍隊被軍事領導人所毀而被一個平民婦女所救」，譯者註明這個平民婦女指的是南丁格爾，但歷史上的南丁格爾卻不是平民，而是貴族家庭出身，變革近代護理事業的也絕不是一個平民婦女能夠完成的。
另外，這應該是一本專業的學術著作，卻不見一個注釋，不知何故，讓人不知道書中的一些歷史細節是否可信。
最後，借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生理學與生物學教授埃里克·彭傑利所言：「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普通讀者，要想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了解我們現實生活中遇到的許多嚴重問題，只需閱讀這本特別有趣、極有價值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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