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地夫事件考驗中美戰略智慧
原標題：馬爾地夫事件考驗中美戰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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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前程遠大，也風高浪急。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及十九大報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中國模式是和平與發展之道，但在世界傳統霸主美國看來則是意圖取代自身的僭越之道。美國因應中國崛起及海外存在，發布了極具對抗性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形成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弧線。美國戰略報告中明確提及支持印度在南亞的領導權，而這正是印度渴盼已久的安排。
印度作為南亞大國及英國傳統殖民地，對自身的地區與世界地位有著豐富的聯想，「印度夢」也是印度團結、凝聚、發展不可或缺的國家理想，但其自身實力遠不足以支撐。美國對印度地區領導權的認可與支持，以及印度精英與美國在基本價值觀上的契合性，決定了「印太戰略」具有較強的政治聯盟與地緣共同體內涵。而中國在「一帶一路」安排中並未凸顯印度的地區領導權，甚至被印度視為不斷滲透及壓縮印度的周邊勢力範圍，2017年的洞朗對峙事件就是顯例。此次的馬爾地夫事變是相同戰略脈絡下的產物。
「印太戰略」顯然是對沖「一帶一路」戰略的國際政治大格局的安排。美國給了印度想要的，而中國沒有給，這就造成了印度在中美宏觀權力競爭上向美國一方的實際靠攏。而且，印度歷史上與美國並無過節，但卻與中國有著複雜的仇恨及競爭性幽怨。落後的印度可以仰視美國，但卻無法容忍曾經比自身更落後的中國遠遠超出並將影響力全面「凌駕」印度傳統勢力範圍。印度精英層小心打量著中國近些年在中巴經濟走廊、斯里蘭卡、馬爾地夫、不丹、尼泊爾等國的投資與戰略協作，採取多重措施加以反制及平衡。如今有著美國的明確加持，印度更加樂意充當與中國長期戰略博弈的主動一方。
馬爾地夫事變存在兩個無可迴避的影響因素：其一，馬爾地夫民主化之後的民主鞏固並未完成，家族政治與威權統治並行，民主程序無法加以充分安頓及化解，故此次內政之亂是其民主鞏固的過程性事件；其二，馬爾地夫執政團體的「親華」傾向損害了該國「親印派」的傳統利益及印度的地緣政治利益，印度對該國反對派施加了實際影響力及支持，從而使得此次內政之亂又帶有中印國際政治博弈的背景因素。
馬爾地夫是小國，既往受到印度強有力的控制，甚至在1988年出現過印度出兵干預內政的事件。印度將馬爾地夫作為自己的政治後院及傳統勢力範圍，認為該國事務屬於「印度洋秩序」的一部分，而印度是該秩序的掌控者。但隨著「一帶一路」之海上絲綢之路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影響力對馬爾地夫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穿透效應，結構性抵消了印度的傳統影響力。
印度的傳統優勢在於依賴地緣因素施加強大的政治與軍事控制，但卻短於經濟支持與規劃，而中國在這方面則具有絕對優勢。對於馬爾地夫執政團隊而言，如果完全置身於印度的傳統控制之下，則無法促進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難以分享參與「一帶一路」的早期紅利，但如果持續接受中國的項目及有關影響性安排，則勢必刺激印度採取反制措施。小國在大國夾縫之中，貴在謀取精巧的動態平衡。現任亞明總統的「親華」路線就是一種建立中印影響力平衡的理性選擇，但其低估了馬爾地夫反對派的政治反彈力及印度的實際干涉力。
隨著亞明總統任期屆滿，新一輪選戰拉開帷幕，馬爾地夫逐步陷入了某種「憲政危機」，並牽涉到國際政治多方角力的漩渦：其一，現任總統亞明逮捕反對派9名領導人，影響選戰走向；其二，反對派組織大遊行抗議，最高法院判決總統行為違憲，責令無罪釋放；其三，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逮捕部分法官，最高法院被迫改判；其四，印度媒體大造干涉性輿論，印度政府與軍方尋求美國及聯合國對其干預的支持，並實際做好了軍事干預的準備；其五，馬爾地夫總統特使訪問中國、巴基斯坦及沙特尋求對沖印度干涉，中國力主國際社會尊重馬爾地夫主權，反對外國干預。
顯然，馬爾地夫內政已陷入一定程度的政治僵局，其憲制秩序中的民主程序和法治已很難規範運轉，但這是否就必然引入外國干預或者國際社會幹預，還有很大的餘地及周旋空間。
這一事件仍在持續發酵之中，如何善後有待觀察。但需指出的是，中國如何在國際法及「一帶一路」框架下支持和保護馬爾地夫主權及憲制秩序和平恢復，考驗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國際公信力，否則以後就很難有「小弟」跟著玩了。對美國而言，是否能夠如其戰略報告所言全力支持印度對南亞的領導權，具體而言就是能夠持續支持印度干涉馬爾地夫內政及確保印度絕對控制力，也是對盟友關係堅韌度及美國戰略誠信的重大考驗。
對印度而言，如何全面施壓顛覆馬爾地夫「親華政府」及扶植反對派上台，是其南亞領導權以及大國影響力的過關測試，如果做不到，其自認為的周邊勢力範圍都可能逐步變色。
印度既往的干預大多是「霸王硬上弓」，國際社會因複雜的大國政治博弈格局而採取了容忍態度，並未嚴格追究其違反國際法的實際法律責任。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的國際社會秩序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在馬爾地夫有著顯著的投資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馬爾地夫的主權及國際法上的反干預原則也需要中國實際承擔維護責任，這與1988年的干預情形已大有不同。因此，印度也在調整自身的干涉方式，儘力通過美國及聯合國機制謀求「合法干預」。當然，主權原則在當代國際法中也不是絕對的，必須與人權原則相協調。
印度謀求的「合法干預」是否達成條件，主要看馬爾地夫國內是否發生了「人道主義危機」，看現政府在對待反對派的方式上是否達到了國際社會無法接受的嚴酷標準。目前來看，馬爾地夫政局尚未演化到「合法干預」的惡劣程度，現政府及各方政治勢力仍在利用憲法程序複雜博弈，國際社會包括中國在內也在發揮建設性作用幫助該國恢復憲政秩序。
如果印度未獲得聯合國授權而徑行軍事干預，強制完成馬爾地夫權力更替，毀棄馬爾地夫主權及憲法完整性，不尊重馬爾地夫人民恢復民主秩序的自主權，就是嚴重違背國際法的侵略行為，需要受到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及追責。如果印度過於魯莽，美國也可能不對其最終違法行為加以支持。
在當代國際法與地緣政治條件下，印度的干預不再是無人管束的霸權行為，而是受制國際法及周邊權力均勢秩序的可控行為，而且是否應當由印度單方面干預，並不由印度說了算。所謂印度的「南亞領導權」在國際法上並不存在，不可能是印度自封的，也不可能是美國私相授受的。
總之，從該事件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
其一，中美全球性戰略博弈中如何實際管控摩擦風險，真正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需要中美以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真正負責的大國責任倫理與戰略智慧加以應對；
其二，如何客觀看待南亞秩序中的「印度領導權」問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如何恰當安放印度的具體國家利益與秩序權力份額，以取得對美國安全戰略的反制平衡？
其三，馬爾地夫是「一帶一路」框架在南亞的重要支點，中國如何承擔起保護自身投資利益及合作方主權利益以實際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責任，舉世矚目，不可怯場，亦不可冒進；
其四，中國必須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完備知識與戰略的研究及支撐，發展出沿線各國參與及接受的「一帶一路學」，建立沿線國家對中國之穩定的文化和政治認同；
其五，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生秩序變動或內亂時，如何在「撤僑」模式之外發展出一種「在地保護」的海外利益維護模式，多點堅持及戰略性保護中國對外輸出過程中的利益及制度增量，也是對中國秩序擴展的重大挑戰。
作者：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特約研究員）
來源：多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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