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微笑！「酷兒之王」賈曼去世24周年

看死君：賈曼生於冬日，逝於冬日。猶記得去年冬天，我們推送了一篇《至藍：」酷兒之王「賈曼誕辰75周年》，以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導演。同時，他也是詩人、畫家、植物學家，以及同性戀權利活動家。

每年的2月19日，是德里克·賈曼的忌日。今年，我們特意聯繫到了毛尖老師，將她當年鐫印於電影筆記《非常罪，非常美》中的賈曼一文授權了過來。想當年，最初得知德里克·賈曼，便是通過毛尖老師的這篇文章。那會兒，我們還習慣於將Jarman譯作「加曼」。

慢慢微笑——加曼的最後歲月

作 者 | 毛 尖

選自《非常罪，非常美》

「我想念HB在屋裡來回走動的沙沙聲，劈里啪啦打字聲，老爺洗衣機嘰里嘎拉地把肥皂水甩到廚房地板上……他幫我熨衣服，在他到來之前，我的衣服還從沒見過熨斗；他吸塵，之前我不曾擁有過吸塵器；我抱膝坐著，他吼叫著在我面前晃來晃去，他做飯，洗衣服，把檸檬潔廁凈沖入下水道。」

這是德瑞克·加曼（Derek Jarman）在他生前的最後一本日記（1991年5月至1994年2月）——《慢慢微笑》（Smiling in Slow Motion, 2000）中寫下的一小段話，HB是他的同性情人，幫他度過了飽受艾滋病折磨的最後歲月。

加曼1942年1月出生於英國米德爾塞克斯郡，1994年2月死於倫敦。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因艾滋病引發的多種疾病導致他雙目失明，皮膚脫落，肌肉萎縮，讓這位全英國最勇敢最獨特最不羈的導演、詩人、畫家和園藝家也禁不住在臨終前悲嘆：「感謝上帝，生命終於快走完了。我真的有點厭倦，無法承受了。」

這部《慢慢微笑》原本記載在33冊小日記本里，手訂的水彩封面本子，剛好可以裝在德瑞克的外衣口袋裡，每冊都題寫著一句話：「撿到者有賞。」

編者考林斯（Keith Collins），也就是HB，在前言里說加曼本人對於日記是否要出版其實是很矛盾的。有一次，他對HB說，在他死後，把他的日記都燒了。但同時他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記錄最後時刻的身體狀況，天氣，電影思想，以及愛情，並且為每本小冊子費心取了題目，諸如「罌粟大戰」「烏托邦里的一個寒戰」「歲月漸老」等等。

他的日記最常寫到的是電影，HB和HB的頭髮，性，HIV和他慢慢丟失的視力。

HIV和電影

1986年12月22日，加曼提前領來了自己的「聖誕禮物」——HIV陽性。對此，他早有準備，一個月後，他向世界公布了他的病情。著名的影評人尼古拉斯·容（Nicholas de Jongh）很為此動容，他後來說：「當時站出來說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絕不是什麼時髦的事！」《泰晤士雜誌》說，「德瑞克·加曼是他那個時代的同性戀偶像，一個特立獨行的天才。」

他孜孜不倦地為同性戀事業奮鬥了三十年，頑強而暴躁地抗擊各種不合他意的同性戀報道，他堅持人人都是同性戀，只是有些後來變成了異性戀。他的「同性戀人之夢」和馬丁·路德的《我有一個夢想》共享一個句式：「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男孩愛上男孩，所有的女孩愛女孩，永不改變。」

加曼死後兩天，英國《獨立報》刊發了麥卡皮（Colin MacCabe）的一篇重要評論，文章寫道：「加曼生活中最重大的歡樂源於兩個事實，他的同性戀身份和他的英國國籍。對同性戀的壓迫和對英國傳統的踐踏燃燒著他的藝術。這兩個主題交織在，也許是他最個人化的電影《英國餘燼》（The Last of England, 1987）中，這部影片就在他查明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後創作的。」

加曼英俊，幽默，水銀般光亮的個性，天生的智慧令他甜蜜、憤怒又充滿激情，不過，他用詞遣句卻是老派的英國風，反對流行時髦的髒話。加曼對同性和異性造成的強大引力一直是英國藝術界的一大傳奇，這個傳奇在加曼最後的影片《藍》（Blue, 1993）中發展成一種電影圖騰。

影片《藍》是加曼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拍攝的，「為了讓人知道死亡是什麼樣的，艾滋病人的死是什麼樣的」，這是一部無法定義無法複述的影片。在這之前，加曼拍攝的影片，比如《卡拉瓦喬》（Caravaggio, 1986），比如，《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93），都是出名的難懂而艱深，但是加曼無意票房，他淡然一笑：「我是我們這一代中最幸運的導演，我只拍我想拍的電影。」

的確，就此而言，加曼非常幸運，他的影片是任何一個好萊塢導演無法開拍的，他用光和影來描繪生活，同性戀和哲思。《藍》把他標誌性的艱深推到了極限，或者說，他完全放棄了艱深，在這部電影里，所有電影手段都被擯棄了，沒有故事，沒有人物，沒有畫面，銀幕上只是藍，只是光影和畫外音。

但那是多麼奪人心魂的77分鐘藍呀，說不清是清晨還是黃昏，連加曼的畫外音都可以被忽略，我們自動進入子宮般的靜謐國度，一個因完美的持續而造成的神秘產生了巨大的美感，先鋒電影裝模作樣的自大在這裡石沉藍海。

自然，《藍》是電影史上的一個重要文本，我們也很容易向它饋贈各種前衛的標籤，但是，關於電影的主題，加曼卻說得老實又古典：這是我的死和英國的死。

HB

提到HB的時候，加曼的語氣是寵愛的，眷戀的，揮霍的。在日記中，他寫道：「HB開始養頭髮了，他說現在不再有人看他了。自然，他這是鱷魚眼淚。塔妮婭認為他美得不可思議，有一張令人永難忘卻的臉。我自己也這麼想。但HB從不相信。他從他母親那裡遺傳了非凡的眼睛，綠色的眼珠，睫毛長得跟蜘蛛似的。HB有紋身，包括花，蜜蜂，蜥蜴，海馬和一條魚。我在最羅曼蒂克的環境里和HB邂逅，電影節，電影院的第一排位置，後來我給他電話祝他新年快樂，後來他就背了個包到倫敦來，並呆了下來。」

情節有點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里特麗莎敲開托馬斯的門，他們後來的生活也有點像特麗莎和托馬斯離開布拉格後的日子。那是1986年十月，梯尼塞德同性戀電影節，當時HB才21歲，大學剛畢業，為政府部門設計軟體。他是紐卡索人，父母是社會主義者兼堅定的衛理公會派教徒，但他們漂亮閃光的兒子卻跟著一個公開的艾滋病人走了，深情地看顧了加曼七年，直到死亡把他們分開。

可以說，《慢慢微笑》中最溫暖的章節都是關於HB的，加曼的筆觸也反常地一派調皮，瑣碎，再加不節制的深情。「HB把我叫做『床上法西斯』，也就是說，我總是席捲掉所有的被子，床單和枕頭，而他就只好在光禿禿的床墊上發抖。」

當HB離開他們在倫敦的工作室或者在海邊的「希望小屋」前往紐卡索工作時，加曼就感到長日漫漫難以度過，他穿上HB的T恤和毛衣，想像著HB躺在他身上，艱難地等著HB回來；每次，他都會在日記中反覆寫道：「我是如此地想念他！」

最後幾年裡，加曼的視力慢慢地背叛了他，這個不懈的鬥士也開始害怕：「我什麼都不怕，但是我害怕不能自己刮鬍子了，這種事，誰也不能幫忙的。」他內心越來越害怕HB不在的日子，但每次，HB不得不去紐卡索時，他總是裝出一副健康又快樂的樣子，因為「如果HB發現我悲傷的話，他就會留下來。」所以，他開始在日記里流露對死亡的渴望，生命的潮水退下去了，他悲哀地發現「每次，都是HIV贏。當你正要忘掉它的時候，它就冷不丁地襲擊你一下。這種病比二戰還折磨人，慢條斯理地領著你朝墳墓走。」

不過每次，親愛的HB都會及時地回來，把他從絕望中抱出來，這個時候，加曼會孩子般地在日記里歡呼：「我丟失了這麼久的HB終於回來了！」 他看著HB在屋裡揮舞肌肉，向不懷好意的來電者下惡狠狠的咒語，把水果拋向空中再接住，把水籠頭開得洪水似的響，他就覺得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當天晚上他做夢，半夜醒來他把HB叫醒，說他剛才夢見上帝了。HB問「上帝跟你說話了？」他說是，上帝和我說話了。HB問上帝說什麼了，加曼甜蜜地閉上眼睛，說「上帝說他把你給了我。」

最後，他在日記里雙目失明地寫下的最後的一句話是：HB true love。以後，他再不曾有力氣舉起一支鋼筆了，我們也再無法知道他最後的幾個星期在想什麼，也許，如他經常回想起的他給HB的第一個電話，他們的第一次約會，彌留之際的加曼會想到，一月底的倫敦，凜冽的風雪裡，HB第一次給他電話，說他周末可能去倫敦。當時他的心跳得宛如初戀那般，一個人笑了一晚上。

慢慢微笑

「慢慢微笑」這個題目源於加曼的一句電影筆記。那是加曼在拍攝他後來首部真正獲得公開放映的電影代表作《賽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5）期間寫下的：「《賽巴斯蒂安》中有一個鏡頭是他浮出水面，慢慢微笑起來」。他自己在「慢慢微笑」下划了一道線，句子里的「他」是加曼當時的戀人。

這情景大概簡潔到刻骨銘心，加曼當時有多麼愛他的主人公不重要，主人公是不是因為看見加曼而笑起來也不重要，他們後來是否上床，電影后來是否成功都不重要，加曼後來得了艾滋病，是誰傳播了艾滋病給他都不重要，這是加曼付給他那個時代和愛情的代價，是生活的高利貸，加曼並沒有抱怨，他只在他的筆記本里平靜地寫下了這句話：「我把頭埋入枕頭，對自己說再活一年。」

寫完，他轉頭看著細雨中的大海，想像著他會在天堂或地獄遇到的同性戀老友，覺得死去也妙不可言。要是運氣好，他想他還會遇到生前供職於英國皇家空軍的父親和患癌症死去的母親，他想謝謝他一直不太親近的父親留給他的遺產，讓他得以在生命最後幾年在海邊核電站的陰影地帶建起全英國最夢幻的花園，鵝卵石、鮮花和潮水撫慰了他臨終的眼睛。

只是，從此要告別六十年代他在斯雷德藝術學院「夜夜夜狂」的同志們，告別生活劇場和大大小小的同性戀電影節，先鋒電影和獨立電影的親愛同行們，他就寫文章安慰自己說地獄裡也有同性戀酒吧，死人們在一起拍活人拍不出的電影。

這樣，他就高興起來，想起有一次肯恩問他：「最好的性經歷是什麼？」 他說：「總是在床上吧，在床上總比在樹上好。」 「那麼你說死人玩同性戀嗎？」 他說：「死人只玩同性戀。」

作者| 毛尖；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本文選自《非常罪，非常美》，已獲授權

影 迷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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