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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君:人類是個「懷鄉團」——陶淵明為何有意義

人類是個「懷鄉團」

——陶淵明為何有意義

夏立君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在文學史、文化史上,陶淵明形象似乎已被這兩句詩定格。陶淵明就是這兩句詩,這兩句詩就是陶淵明。人們願意相信,確實有一個徹底悠然、洒脫、靜穆、無憂的陶淵明存在。

竹籬邊,菊花旁,一杯酒,一張琴,一位安靜無憂的詩人,沒有來路的荒涼,沒有前方的迷茫,沒有靈魂深處的孤獨掙扎。自古以來,無數吟詠描繪陶淵明的詩文與繪畫,呈現的往往就是這一意象或場景。人們不約而同地認定詩人已經這樣並始終這樣。

這是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輕易抵達靜穆境界的,更不可能永遠靜穆。

陶淵明經常會有咬緊牙關的時刻。

這是人類中古時代,中國魏晉時期。公元400年前後,東方中國處於一個漫長亂世的極端狀態。社會進一步趨向碎片化、叢林化。建安風骨已是風骨無存,魏晉風度亦風光不再。士人皆成驚弓之鳥,詩文無不熱衷於浮艷藻飾,士風、文風萎靡至極。這個時代少有偉人,陶淵明卻是一個。這位偉人以最平凡甚至是最卑微的面貌呈現自己。

眾人紛紛往一個方向去了,陶淵明獨自去了另一個方向。他在田園裡將人生堅持到了終點。猛獸們在叢林里咆哮,田園之鹿卧於樹蔭。人生里雖有喜悅,但更多的是荒涼、孤獨。所以,他時時需要一杯酒的支援與搭救。他沒有想到也不會想到,在他之後,他的田園竟沿著他選擇的方向,進入歷史,走向未來,來到我們中間。他的田園產生了無限豐富的意義。

屈原歌哭無端蒼茫無際,他把命豁出去了;李白大喊大叫飛揚跋扈,他把心臟掛到胸膛外面了;蘇東坡喋喋不休泉源萬斛,他把「滿肚皮不是」化作一腔豪氣了。陶淵明呢?他隱忍內觀自言自語:我只想過我一個人的日子。

這看上去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陶淵明完全不存贏得世人圍觀喝彩的願望,實際上在其生年亦無半句喝彩聲,但其自言自語卻一再穿越時空,抵達一代又一代人的內心。陶淵明堪稱魏晉風度退潮後沉澱下來的一顆最有價值的珍珠,已近似一粒文化「元種」。

陶淵明給中國文化額外增加了一個靈魂——田園魂。陶淵明之前,這個靈魂若隱若現,陶淵明把它顯化了,讓它成為幽靈。只要是幽靈,就有一再現身的能力。

所以,這個幽靈能夠到達今天,到達現代,來到我們中間。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其七)

陶子田園生活的精髓,就是「返自然」、「得此生」。《歸園田居》寫于歸隱第二年,《飲酒》則寫在歸隱十年之後。「得此生」之感的獲得真是來之不易。愛田園,源於愛自然,愛自然,源於愛自由,能夠自然、自由,才會有「得此生」之感,才能活在我嚮往的「活」里。可是,田園裡的自由卻近乎泥水自蔽的自由。陶子常需咬緊牙關,對抗孤獨、寂寞、貧窮;陶子需要一個比田園更加廣大深厚的靈魂。他最終實現了這樣一顆靈魂。

海德格爾十分迷戀早他百年的詩人荷爾德林,《荷爾德林詩的闡釋》是他在《存在與時間》之後的重要著作。他的著名演講《人,詩意地棲居》,就以荷爾德林的詩句為題。荷爾德林正是一個有強烈懷鄉、田園情結的詩人。海德格爾視荷爾德林詩作昭示著「存在之澄明」。他在闡釋荷爾德林《返鄉——致親人》一詩時說:「通過歡悅的明朗者,它照亮人類的心靈,使得人類的心情對田野、城鎮、家園的真諦洞開;通過高超的明朗者,它首先讓幽暗的深淵張開而得到澄明。倘若沒有澄明,深淵又會是什麼呢?」老實講,我對海氏這些話,亦如對海氏一切話一樣,似懂非懂。但我似乎總會從中讀懂、讀出另外的東西。他在闡釋荷爾德林,我卻分明感到是在闡釋他所不知道的中國偉大詩人陶淵明,或其他相關的東西。許多偉大又難解的著作,往往給我這種感受。

魏晉那股瑰異的生命審美思潮,是能夠與當代存在主義哲學相通的。陶淵明又堪稱代表。

海德格爾與陶淵明的相通之處,除了自然、田園,還有「死」。海德格爾前所未有地把死從生存中突出出來,以對死之「親」之「畏」來逼出「生機」。「向死而生的意義是: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見《存在與時間》)生很少具備進行哲學思考的必要,死卻是最重要的哲學問題。存在主義哲學把死作為「動力」置入生,破除生存的虛幻、虛妄。陶淵明正是一個深度關注死亡的詩人,他始終把「死」懸置於生存之中,去抵抗生存的庸俗、苟且。陶淵明「畏」死,又囑自己不要「怕」。淵明一生,可視為一場「向死而生」的實踐。這與田園精神的自由、自然本性密切相關。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

「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雜詩》其七)

「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目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擬輓歌辭》)

「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自祭文》)

「任真自然」的生存追求,使淵明深知,物之興替、人之生死,乃宇宙大化,他既情願縱浪大化,又惟恐來不及活出自己的「活」。《擬輓歌辭》一心一意懸想自己死時、死後情境。此詩並非作於死亡來臨之際,而是較早。荒誕未來時,我先荒誕著,無幽默處,我偏偏幽他一默。《自祭文》作於去世前兩個月,總結感慨一生,兼具遺囑意味,同時還有將卸下生存重負之釋然。他要求不起墳不栽樹。這自然是縱浪大化情懷。最後仍是對存在終極的追問:生之艱辛我已親歷親嘗,「死」又如何呢?淵明當然知道,這是個既不求人答、亦無答案的問題。可以說,在艱辛備嘗、頑強抗爭之後,淵明得以在靜穆澄明之境中辭別人間。雖然帶有「精神勝利法」意味,仍可說是獲得了基本的勝利。如此人間如此世道,人還能如何呢?他的靈魂或許能夠前往他的「桃花源」。

一條命,一顆心,一杯酒,一輩子,一個死,一片塵,幾番喜,幾番憂,了卻生,了卻恨,已知生,再問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死,陶子顯然比孔子較真。可謂「向死而生」乎?孔子有引領天下的氣度,生命能量外向;陶子則盯緊自己這條命,生命能量內向。孔子行走在春秋遼闊大地上,天下雖擾攘不已,士人卻鬥志昂揚,因為並無霸主敢隨便對士人動刀鋸。陶子這隻叢林野兔,從凄風苦雨中退卻至田園一隅,傾聽天籟,自己的心跳之音。陶子讓這條命脫盡工具性,實現了存在深度、生命審美深度。越是不可一世的梟雄,往往越是難以實現存在之真、存在之深度。人生荒謬,行屍走肉。許多人物看上去身影偉岸,卻不過是在追求作為一塊巨大的肉轟隆隆行走於世,然後瞬間腐爛潰敗,血污狼藉。

陶淵明之後,唱和陶淵明成為千年不絕奇觀。被唱和如此之多之久,歷史上並無第二人。

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詩人,都寫出了大量優秀田園詩,與陶子相比,卻大都似城裡人在說鄉下事。他們既無淵明之身世遭遇,更無長達數十年親耕經歷。陶之田園詩是心靈自然流露,如清風如天籟。更深層原因是,陶淵明已臻於「立德」境界。自古就有人指責淵明是「自了漢」。這沒錯,淵明的確是不得不走上了「自了漢」之路。奇蹟在於,他在此路上可說實現了「立德」境界。達則兼濟、窮則獨善,是孟子所標榜士人應世之道。追求獨善,又是魏晉士人普遍風尚。但無人能達淵明境界。淵明是獨善其身的極致。放棄立功,亦無意於立言,其詩文遠離時尚,只為自娛,在當世毫無影響,立德境界卻在近似自然狀態中實現了。所立之德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然、自由、澄明。淵明所立此德,有反工具性之潛質潛能,能啟發存在感,能指向未來。顯然,這不是皇權推崇之德,但皇權有時亦對之略示尊重。殺隱士這一極端行為,只朱元璋干過。江山打下來了,朱皇帝發布詔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此詔令下,姚澗、王謨、夏伯啟等不肯出山為官者被誅殺,並籍沒全家。明清時代,皇權臻末世,奴化達頂峰。如石頭可以奴化,統治者大約連江山上的石頭也不肯放過的。

中國古代最能表達存在深度的文學作品,大約只能是陶淵明詩文和《紅樓夢》。賈寶玉徹底「不器」,完全不具備賈政所希望、體制所需要的工具性。賈寶玉天生痴絕,乃一不可「馴化」之赤子,其非工具性並非出於自覺。陶淵明非工具性的實現,則根源於人生磨礪中的覺悟與求索。後世對陶淵明的景慕,正是對其所實現的非工具性及存在深度的呼應。

士人喜歡陶淵明有多深,其反工具性願望即有多強。

對陶淵明的景慕,至宋代達頂峰,士大夫「嗜陶」成為普遍風尚。這其中,以蘇軾、辛棄疾為傑出代表。二人同為豪放派詞人,一為大才子,一為才子兼英雄,遭遇皆曲折異常,登高望遠,識破機關,卻只能無奈悲嘆。才子的豪放,英雄的豪放,不約而同折服於陶子這位隱士的「豪放」。

蘇軾乃天縱之才,磅礴浩瀚。雖飽受磨難,卻愈老愈真。自57歲起極度迷戀淵明,一直到66歲去世,念念不忘是淵明。六百年前的「自了漢」淵明,竟成為蘇軾晚年的巨大精神安慰,其和陶詩達109首,幾乎把陶子作品和了一遍。「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蘇軾與蘇轍書》)「醉中了了夢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蘇軾《江城子》)欲做淵明而不得,夢中醒中不能忘,以至於視淵明為自己「前生」。「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蘇軾《臨江仙》)蘇軾所恨者,正是恨不能擺脫工具性也。求真求自然,蘇軾亦似淵明,但澄明之境、仁德之厚顯然有所不逮。在擺脫工具性的決絕上,亦乏淵明勇氣。蘇軾一再淪落,卻始終不曾去官。形格勢禁,去官恐於生存不利。豪放如蘇軾,亦不敢對生存不計功利,無法實現淵明的存在深度。皇權無縫隙,仕途之外再無路可走。這差不多是古代士人的共同處境。

……

(節選自《天津文學》2018年第2期)

夏立君,1962年生於山東沂南縣。散文隨筆作品數十次入列中國散文隨筆排行榜,併入選大、中學語文讀本、新中國散文典藏等。小說入選《小說選刊》等。曾獲鐘山文學獎、中華散文獎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心中的風景》、《時間之箭》等專著。

《天津文學》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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