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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哀鳴文官個個可殺,為何說是朱元璋埋下了禍根?

向敬之

明朝的統治政治有點怪。洪武十三年起,朱元璋炮製深挖十年多、誅殺三萬餘的胡惟庸案,徹底解決了中國古代制度政治中尾大不掉的丞相問題,把皇權統治進一步推向了集中與強化。

朱元璋還在禁中樹起了一塊偌大的鐵牌:「宦官不得干政!」然很快,朱皇帝們又大肆培植宦官勢力。大明朝多次驚變,幾乎都是與宦官干政有著直接的聯繫。

《傳奇皇帝朱元璋》陳寶國劇照

因為朱皇帝們玩特務政治,離不開這些身體毀損、心理扭曲、手段變態的另類。與此同時,通過八股科考進入仕途、堅守變了性的儒家禮教觀念的士大夫們,也想在這混亂的政壇分一杯羹,掌控宮外的政壇。

於是,所謂明朝文官集團就出爐了。

與其說是文官集團,不如說是文官團伙。

所謂的文官集團,不單指以內閣大學士結納親信、自成集團的派系,即包括明朝中後期擅權亂政危害國家而沆瀣一氣的大學士文官體系。

明朝的大學士,是皇帝的輔臣,但品級不高,然而隨著皇帝的信任、倚重以及文官自身的經營,這些被安排在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四殿和文淵閣、東閣兩閣工作的御用大秘們,雖然只有五品官階,但一旦兼了六部尚書,或做了經筵講官、加了師傅保之類虛銜,那麼就非同一般了。

《明史·宰輔年表一》記載:「成祖簡翰林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有歷升至大學士者。其時章疏直達御前,多出宸斷。儒臣入直,備顧問而已。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

明朝大學士的官銜,多以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尚書為本官,大學士為兼職。如著名的張居正,最初在隆慶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最後以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取代高拱成為萬曆首輔。雖然大學士只換了閣名,這是兼職,而本官則是吏部左侍郎改為了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官階進了一級,班次上前一步。

《萬曆首輔張居正》張居正與李太后劇照

不僅如此,張居正還是明朝唯一一位生前加官太傅、太師的文官,威權震主。《明史·張居正傳》云:「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神宗實錄》亦記載:張居正「性沉深機警,多智數……及贊政,毅然有獨任之志。受顧命於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肅清,四夷詟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就連張居正本人也經常對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

一個首輔大學士,以攝政自許。這並非皇帝之幸,國家之福!

這樣的權力威勢,也難怪尚書想方設法進內閣,閣臣爾虞我詐地搶首輔。

明初朱元璋廢除丞相後,一切軍政要務皆由皇帝獨裁。皇帝建置大學士做顧問,每遇大事情,皇帝專赴諸殿閣和大學士們商量,小事情則有大學士在條子上寫好送呈皇上審批。然而時間久了,後來的皇帝常年累月地不去內閣,像嘉靖皇帝、萬曆皇帝,在位都是幾十年,但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一切奏章、政務、軍機,都由大學士們票擬,即用一張小條子擬具意見,送皇帝斟酌。

票擬本章,始於明朝正統年間,是內閣文官協助皇帝處理國家事務的基本形式,也是其權力之所在。《明史·職官一》記載:大學士「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

如果皇帝不批紅,該由親信太監批,那麼朝廷也就越來越亂。

太監專權亂政,內閣專權亦亂政。

洪武帝朱元璋與永樂帝朱棣父子的發明,既加強和鞏固了朱家皇權,也為明朝最後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大明劫》余少群版崇禎帝

崇禎上位伊始,就懲治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案後,此消彼長的內閣首輔攬權擅政,越發制約甚至威脅到皇帝的絕對權威。

李自成率五十萬大軍挺進山西後,有近侍大臣李明睿等建議崇禎南遷,做了全程保險的逃亡攻略,卻不意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因以首輔大學士陳演為首的文官們不答應,結果一拖再拖、一敗再敗。

李自成打到京師城下,向崇禎帝提出和談,索銀一百萬兩和讓他在西北自立成王,但因繼任首輔大學士魏德藻的不同意,造成明朝滅亡不可逆轉的命運。

所以,崇禎帝在上吊前哀鳴「文臣個個可殺」,也是一句大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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