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十大考古發現
2010年6月11日，在中國文化遺產日主場城市蘇州，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代表國家文物局宣布了「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它們是：河南新密李家溝舊石器－新石器過渡階段遺址、安徽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內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山東高青陳庄西周遺址、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陝西西漢帝陵考古調查及發掘、河南安陽西高穴曹操高陵、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江西高安華林造紙作坊遺址。
1、河南新密李家溝舊石器－新石器過渡階段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王幼平
簡介：
李家溝遺址2009年的發掘，發現了距今10500年－8600年左右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堆積下部出土有細石核與細石葉等典型的細石器遺存，上部則含繩紋及刻劃紋等裝飾的粗夾砂陶及石磨盤等。其早晚不同時期堆積的埋藏特點與文化內涵，以及共生的脊椎動物骨骼遺存等，均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點。早期尚屬舊石器時代末期的典型細石器文化，晚期則已經具備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徵。這一新發現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區從舊石器時代之末向新石器時代發展的歷史進程，為認識該地區及我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等學術課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
細石器的發現顯示該遺址早期居民擁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術。動物遺存的情況也說明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仍是李家溝遺址早期階段的主要生計來源。舊石器階段地層也有反映相對穩定棲居形態的大型石製品及人工搬運石塊的出現，應該是過渡階段新出現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化現象。
新石器階段，在僅10平方米的發掘區內發現100多片粗夾砂陶片，絕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紋飾，部分陶片的質地較堅硬，顯示其燒成火候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術的特點。
李家溝遺址從地層堆積、工具組合、棲居形態到生計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進程的重要信息，比較清楚地揭示了該地區史前居民從流性較強、以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為主要對象的舊石器時代，逐漸過渡到具有相對穩定的棲居形態、以植物性食物與狩獵並重的新石器時代的演化歷史，展示了本地區這一階段歷史發展的特殊性。
在南發掘區發現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14座房址和陶窯。房址基本是平面呈「呂」字形的前後室結構，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後室則為窯洞式，是目前所知關中地區最早的窯洞式建築群。在房址和陶窯附近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坯殘片和疑似制陶用的輪盤等。在北發掘區發現了仰韶文化廟底溝文化時期的聚落環壕。經初步鑽探，環壕內面積24.5萬平方米。在環壕西部發現門址一處。在其兩側的壕溝堆積中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質器物，大多成層分布，保存基本完好。眾多的出土器物中，鏤空人面覆盆形器、動物紋彩陶盆、塗硃砂的人麵塑殘陶器等均為國內同時期遺址中所罕見。
從目前的發掘資料看，遺址南部為仰韶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區，而北部則是廟底溝文化的聚居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北段環壕內側接近溝邊的位置還發現有疑似牆基的遺存，由此考慮，該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廟底溝文化的城址。
專家點評：
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2009年李家溝遺址發掘發現了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多個地層的堆積，絕對年代測定距今10300－8600之間。對於始終缺少華北地區兩個時代交替資料的學術界而言，這個發現期待已久。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地層出土的石器具有華北舊石器晚期技術和類型組合的典型特徵，但同時出土較多不便攜帶的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塊，又意味著居民生活的流動性降低，開始出現新的生計內容。遺址上的新石器早期遺存是全新的發現，陶器特徵很難同任何已知資料進行對比聯繫，石器群中仍保留著部分細石器，但和舊石器晚期相比，製作技術以及整個石器群構成都發生了變化，綜合對動物遺存等資料的初步分析，也表明當時人們的生計活動內容有了明顯變化。進而比較兩個時期遺存內涵，一方面可以看出人們的取食活動、定居程度等方面的變化發展，另一方面，製作技術的變化，尤其是制陶業突然出現在當地，又意一了兩期文化之間未必是單線傳承，從而提出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話題。最後，遺址發掘區不遠處還有一處裴李崗文化遺址，地層分析，應疊置李家淘新石器早期地層之上。這便為日後田野考古尋找過渡期遺址提供了重要參考線索。綜上，李家溝遺址考古堪稱一項重大突破。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必將大大豐富舊、新石器文化過渡這一國際性重大學術課題的認識。
2、安徽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賈慶元
簡介：
垓下遺址相傳為秦末楚漢戰爭的垓下之戰所在地，遺址主體地貌為一台地。城牆內圈面積約15萬平方米。經過歷時3年的鑽探和發掘，發現城牆外有壕溝，城內有台形基址、成片紅燒土堆積、窯址、水井、溝槽等。發掘證實，遺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漢代兩個時期，發現了保存較好的始築於大汶口文化晚期、漢代增築的城牆，還發現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窯、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及秦漢時期的灰坑、溝；漢代開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出土各時期文化遺物共計約400件。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發現是最重要的收穫，而建於北城牆頂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間排房、東城牆上的史前地震跡象、漢代的溝槽和其上的車轍等為發掘增添了許多待解之謎。
垓下遺址是淮河流域一處重要的遺址，地處淮河流域中游，其遺存受到周邊文化的強烈影響。從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看，它具備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徵。但遺址中發現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極為罕見的，具有自身特點，與同區域蒙城尉遲寺遺址中的發現有較多類似之處，可能屬於大汶口文化的同一個類型。垓下城址作為淮河流域第一次發現的大汶口文化城址，雖然面積不大，卻是目前整個大汶口文化中最無疑義的一個城址，對於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它出現在遠離大汶口文化中心區的南部邊緣更是帶來諸多學術上的問題。
專家點評：
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安徽固鎮垓下發現大汶口文化城址，這在淮河流域是第一次。同屬淮河流域與此距離並不很遠的龍山文化城址，已經發現了許多座，大致都位於北緯34°前後豫東南、淮北和蘇北的東西延長線上。不同的是，這個城址的年代比已經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都早。從垓下出土的陶器判斷，它應該屬於淮北地區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尉遲寺類型。由於該類型的文化多位於自西北向東南流去的淮河諸支流的兩岸，大致又處於中原與海岱兩個文化區的交匯和碰撞地帶，所以文化面貌雖更多表現為大汶口文化的特點，又帶有淮河中上游中原腹地文化的顯著特點。
由於垓下城址發掘的面積很小，雖然在城內西北角發現了台形基址，上面還發現瓮棺，但是對這個台基和整個城址都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了解。一般說來，城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要建成城內面積約15萬平方米、牆基寬20多米的大型聚落，必需數量可觀的勞動力，這是任何一個史前聚落都難以做到的事情。垓下城址不僅比該地區最大的環壕聚落尉遲寺遺址要大，更遠超出面積在二、三萬平方米之下的小型聚落。垓下城址的發現，表明我們原來認為文化發展滯後的這個大汶口文化的『殖民地』，其文明化的進程已經啟動；淮北一帶數量眾多的聚落、聚落群和聚落的等級分化，證明我們對這個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程度還缺乏足夠的認識。
3、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
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張家港市文廣局、張家港博物館
發掘領隊：周潤墾
簡介：
位於張家港市金港鎮南沙街道辦事處東山村內的東山村遺址，兩次發掘總面積為2000多平方米。揭示了一處崧澤文化時期的聚落，有房址和墓地。尤其是首次在長江下游揭露了崧澤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級大墓。
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早中期高等級大墓，與一般小墓實行分區埋葬。這種分區埋葬現象，在長江下游甚至在全國都是首次發現。墓坑規模大，隨葬品總數多，9座高等級大墓的隨葬品總數為385件。隨葬陶器器型除了鼎、豆、壺、罐等基本組合外，普遍發現有厚胎大口缸、陶鬻等，大口缸有的高達85厘米。有的墓葬內出土有陶簋、背壺等。多數墓葬隨葬有大型石鉞、長條形石錛，可能具有禮器的性質，代表軍權或王權。隨葬的玉器多，種類有璜、璦、鉞、鐲、塊、環、管、珠、墜、鑿等，另外還出現了一些新造型的玉器，如環錐形玉飾、鑰匙狀玉飾、「G」形玉飾、魚鉤形玉飾、帶柄鉞形玉器等。
東山村遺址首次在長江下游地區發現崧澤文化早中期高等級大墓，填補了崧澤文化時期沒有高等級大墓的空白，為良渚文化高度的社會文明找到了源頭。對研究長江下游地區史前文化的交流也提供了難得的新資料。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與小墓的分區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出現，證明至少在5800年前後，社會已有明顯的貧富分化，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
專家點評：
陳星燦(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東山村遺址讓我們對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水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該遺址主要的遺存是崧澤文化時期的，遺址面積大，墓葬有等級差別，小墓、大墓分屬不同的區域。27座小墓總共才隨葬140多件器物，而有的大墓一個墓就隨葬56件器物。從埋葬方式和頭向分析，雖然年代有早晚之剮，但墓葬主人顯然屬於一個群體。隨葬品雖有多寡之分，但大小墓的主人顯然也應該屬於一個群體。不僅如此，從葬式、墓向和墓葬之間少見打破關係等特點判斷，該遺址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居民之間也可能是連續發展的某種共同體，這不僅說明東山村居民曾在此長期定居，也說明其社會分化程度在崧澤文化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東山村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不僅發現大量成組的陶器，還發現了眾多的玉器、石器等，M99還發現石鉞多件，不少大墓還隨葬長形石錛；石鉞和石錛恐怕都是儀仗武器，顯示基主人生前擁有非凡的權威。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在包括黃河、長江和西遼河在內的許多地區，都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城牆高聳，祭壇林立，大型墓葬相繼出現在許多地區，中國核心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明顯加速，早期中國的雛形呼之欲出。東山村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的發現，使我們看到這個不斷加速的歷史進程在長江下游可能遠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這為我們理解長江下游地區高度發達的良渚文化提了寶貴的實物資料，也為高度發達的良渚文明找到了源頭。
4、內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
發掘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曹建恩
簡介：
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坐落於赤峰市紅山區文鍾鎮二道井子村，佔地面積約3萬平方米。自2009年4月始，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組隊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目前已揭露面積5200平方米，清理環壕、城牆、院落、院牆、房址、窖穴、墓葬等遺迹單位300餘處，出土陶、石、骨、銅、玉器及毛、草編織物等1200餘件。
考古勘探和發掘的結果表明，二道井子遺址由圍繞城址四周的環壕、城牆和城內建築遺迹構成。遺址內有2座半地穴房址和147座地面式建築，除少量房址存在祭祀功能外，其餘大部分房址均屬於實用功能的居住建築。房址周邊散落窖穴149座。遺址出土陶器以筒腹鬲、鼓腹鬲、罐型鼎、豆、罐、三足盤、大口尊、瓮、小陶杯等為大宗；石器數量巨大，有斧、刀、鏟、鏃、錛、餅、球、槽、臼、杵、磨盤及磨棒等；骨器有磨製精緻的鏃、錐、鏟、針、笄，另還見有為數不少的卜骨。
二道井子遺址文化內涵單純，文化堆積深厚，建築遺迹保存完整，是目前發現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保存極佳的「地面」為研究不同遺迹之間的共時關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環壕、城牆、院落、房址、窖穴、道路等建築構成的聚落，為探索當時的聚落形態及社會組織結構設立了新的平台。多層疊壓的房屋預示這一遺址存在著早晚相互銜接的不同時期的聚落，由此可以考察同一遺址不同時期聚落形態的變化，進而復原整個遺址從修建至最終廢棄的過程；採集的土樣及出土的碳化有機物質也可為探索當時的經濟形態、自然環境及入地關係提供有益證據。
專家點評：
朱延平（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文鍾鎮的二道井子遺址位於老哈河西側，佔地3萬平方米，經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年的發掘，了解到這是一處外圍建有土壕和夯土城牆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坡崗型遺址。已揭示出100多座地面起建的房址，許多房址三兩成組，圍蔽於院落中。尚有灰坑和埋葬遺迹，並出土了陶、石、骨、蚌、鋼等各類遺物。在已發掘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這是保存最為完好的一處。如此之多的土質遺迹被逐一清理出來，這在國內同時期的遺址中也是少見的。通過這批彌足珍貴的田野考古資料，可清楚地了解當時建築技藝所達到的水準，更可通過道路和院落等遺迹確認相關遺存的共時性，乃至探索整個遺址的布局結構，對當時的社會亦可做出一定的解讀。同時，在老哈河以西的區域，以往所見規模較大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坡崗型遺址往往被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疊壓和破壞，而二道井子遺址則無此類現象，這一『例外』當反映了該遺址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先民心目中的某種特殊性。總之，二道井子遺址的發掘為深入研究燕山南北地區的古文化提供了新的認識起點。
5、山東高青陳庄西周遺址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鄭同修
簡介：
在南水北調東線山東段建設工程中，自2008年10月～201O年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高青縣陳庄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目前已發掘面積達近9000平方米，發現西周早中期城址、西周貴族墓葬、祭壇、馬坑、車馬坑等重要遺迹，出土大量陶器及較多的骨器、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在許多方面填補了山東周代考古的空白。西周城址是這次發掘的重要收穫，時代屬西周早中期，是目前山東地區所確認的最早的西周城址，也是魯北地區目前所發現的第一座西周城址。另一重要發現是位於城內中部偏南的夯土台基。由其結構和所處位置，初步判斷其與祭祀有關，或為「祭壇」，此為山東周代考古的首次發現，在全國這一時期也十分罕見，為研究周代的祭祀禮儀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次發現的一批大中型墓葬，由其墓葬規模和隨葬品的情況來看應屬於西周時期的貴族墓葬。其中兩座帶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屬於西周時期高規格的貴族墓，對解讀該城址的地位與屬性可能具有重大意義。墓葬出土銅器上的銘文內容也表明其與齊國有直接的關係，尤其是銘文中的「齊公」字樣，為金文資料中首次發現，對研究早期齊國的歷史具有重要價值。此外，此次發掘還發現了山東地區首例西周刻辭卜甲。陳庄遺址的考古發掘在許多方面填補了山東周代考古的空白，是半個世紀以來山東周代考古特別是齊國歷史考古的突破性進展。
專家點評：
許宏（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員）
眾所周知，西周王朝採用『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的策略，通過分封建立起了大量臣屬於周王朝的諸侯國。西周大分封，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礎，同時也導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城市（都邑）建設高潮的到來。
遺憾的是，我們對這次城市（都邑）建設高潮的了解，更多地還限於文獻記載，而缺少考古學的印證。各地所發現的西周前期城邑屈指可數。
如果眾多的『山東之最』，填補多項山東周代考古空白的分析還不足以使你印象深刻的話，請把高青陳庄西周遺址的發現，放到波瀾壯闊的西周大分封的歷史視角下來看，可能就會更明晰它的意義之所在。
雄踞東方的齊國，是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尚（姜太公）的封國。它的都城臨淄以經濟繁榮、文教發達而著稱於世。但定都臨淄，是距周初始封近200年之後的事了。之前的齊國史，撲朔迷離。始封地與早期都城在哪兒，文化面貌和禮樂制度如何，都是霧裡看花。
這也就難怪當山東高青陳庄發現了西周前期的夯上城址、包括甲字形大墓在內的貴族墓葬、祭壇，（車）馬坑、帶有『齊公』字樣的有銘銅器、刻辭卜甲等等重要遺存時，一貫矜持的學術界也興奮起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陳庄遺址地處齊國近畿地區，如此高規格的遺存集中出土，使人有理由把它們與齊國早期權力中心的活動聯繫在一起考慮。
對這一遺址的定性，學界當然會有不同的認識，但匆席置疑，這一發現揭開了早期齊文明的面紗。
6、陝西富縣秦直道遺址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張在明
簡介：
秦直道是中國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選線的國家級交通大道，始於今陝西淳化，止於內蒙古包頭，目前全程已發現道路遺迹約750公里。陝西境內已發現秦直道遺迹498公里，其中富縣段長125公里，是直道全程中路段最長、遺存最典型的地區。樺溝口段直道位於陝甘交界處，呈西北～東南走向。
在2009年發掘中心區揭露出道路路面總長71米。路面車轍均呈放射狀分布，下方有11—13道車轍轍梁，隨著上坡，路面變窄，車轍轍梁合併減少。為了加強路面的強度，一些轍樑上還鋪墊有經過加工的礓石碎塊。不少轍樑上還殘存有類似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屬工具鏟挖的痕迹。
從成組或對稱的車轍印判斷，當時的車輛輪距有1.1米、1.3米和1．4米3種。
多處路面上疊壓有秦代和西漢時期的繩紋筒瓦、板瓦，兩處路面上還出土了銅鏃和銅幣，為道路的絕對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據。在發掘中心區直道最狹窄處兩側的建築基址，可能是秦直道上規格較高的關卡性質的遺址。
在發掘區內還發現了與直道平行、且規格很高的夯土護坡，以及5條上山的之字形盤山道。對盤山道勘探發掘印證了直道道路的三要素：路土(包括車轍)、夯土護坡和排水溝。
此次發掘至少發現三處明顯的人為破壞直道路面的現象。由於處在黃土高原地帶，山水對地貌的沖刷帶有強烈的加速度特徵。在不長的時間裡，人工溝引發了大面積的水土流失和山體滑坡，形成了最寬近100米，最深達30多米的深溝。發掘者推測，道路的破壞者，很可能是中原一方。因為兩漢至南北朝的數百年間，他們基本處於被動的守勢，另外，作為修路和道路養護的一方，他們更了解直道的弱點。根據出土文物，樺溝口段直道及其附屬建築應始建於秦代，沿用至兩漢之間或稍晚，隨後廢棄。
專家點評：
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秦始皇時代修築的秦直道，是由秦王朝執政中樞城方直通北邊長城防線的高速道路。工程的完成體現出秦王朝的高效率的行政機能。司馬遷就『塹山堙谷』的施工難度，曾經有『固輕百姓力矣』的感嘆。但是另一方面，直道的開通又標誌著建築規劃和工程組織，勞動管理和行政效率的突出的歷史性進步。可以看作秦政紀念的這條古代道路，是交通史遺迹值得珍視的存留。
交通史學者、歷史地理學者和考古學者以秦直道為對象的考察歷時多年，對於某些路段的走向尚存在明顯的分歧意見。對於秦直道的具體形制的認識，亦並不明朗。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秦直道富縣樺溝口段進行的考古發掘，是對這條重要的古代道路第一次科學發掘。發掘收穫以斷代明確的出土資料，否定了以為秦直道並非南北筆直，而推斷其路線向西北迂迴至於華池、定邊，再東北折向烏審旗的意見。發掘者對於路基結構、路面狀況、護坡形式、排水系統以及規模可觀的很可能性質為關卡的高等級道路附屬建築遺存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分析，充實了我們對於秦漢交通建設成就的認識。秦直道富縣樺溝口段跨越葫蘆河。發掘工地位置正在直道由高嶺向平川盤折而下的路段，發掘收穫對於說明這條古代道路通行山區的形式，也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路面遺存車轍和腳印的發現，為認識古代交通形式披露了生動的資料。
7、陝西西漢帝陵考古調查及發掘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焦南峰
簡介：
西漢帝陵考古工作是2006年9月開始實施的大遺址考古項目。4年多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漢陵考古隊採取「全方位調查、大面積普探、重點地區詳探、關鍵部位試掘、高精度測繪及資料數據化」的工作思路，田野工作與資料整理齊頭並進，取得了較大成果。
截至目前，已先後完成漢武帝茂陵、「周陵」、漢平帝康陵、漢元帝渭陵的考古調查與勘探，以及茂陵2號建築遺址的(部分)發掘工作。漢惠帝安陵、漢哀帝義陵的考古調查與勘探進入尾聲，茂陵帝陵南側外藏坑的發掘工作正在進行。
西漢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成果，為西漢帝陵乃至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漢陵考古隊近5年發表、完成考古報告、專著、圖錄、論文、簡報等54篇(部)。新建立的茂陵、周王陵、康陵、渭陵、安陵、義陵6個GIS系統及協助陝西省古建規劃設計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製的《漢武帝茂陵申遺規劃》《咸陽周王陵文物保護規劃》《漢惠帝安陵申遺規劃》也為大遺址保護利用提供了詳細資料，收到了研究、保護、利用的多重效果。
專家點評：
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西漢帝陵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寢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漢代以後歷代帝王陵寢制度發展有著深遠影響。但是長期以來，考古學界對西漢帝陵的了解甚少，這直接影響了漢代帝王陵墓考古研究。近年來開展的西漢帝陵大遺址保護工程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重大考古發現，極大的改變了這種學術現狀。
已經開展的漢武帝茂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漢平帝康陵、漢惠帝安陵及咸陽塬上秦王陵的考古工作，取得學術上的重大突破。上述早中晚不同時期西漢帝陵的考古調查與勘探，揭示出西漢帝陵由西漢早期(漢高祖長陵、漢惠帝安陵)皇帝陵與皇后陵共用一個陵園，到其後皇帝陵與皇后陵各自一個陵園，並在皇帝陵園與皇后陵園之外又築一「大陵園」。「大陵園」之中有皇帝陵園、皇后陵園和陵寢建築及陪葬坑，「大陵園」之外、「陵區」之中又有陪葬墓、陵邑等。
通過西漢帝陵的大遺址考古工作，基本究明了一些帝陵的考古學文化內涵，明確了西漢帝陵陵園、陪葬坑、陵寢建築、陪葬墓、陵邑等遺存的分布位置、範圍、保存現狀，為漢武帝茂陵、漢惠帝安陵申遺規劃和咸陽塬秦王陵保護規劃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有力地推動了西漢帝陵大遺址保護工作的開展。西漢帝陵大遺址考古工作，在我國古代大遺址保護工作中探索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重要道路。
8、河南安陽西高穴曹操高陵
發掘單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潘偉斌
簡介：
西高穴大墓位於河南省安陽市西北。2006年-2008年，此墓葬多次被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2008年12月12日開始，到2009年12月下旬對此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這次發掘共清理了2座墓葬，分別編號為1號墓和2號墓。1號墓尚在發掘之中。
2號墓雖然經過多次盜掘，破壞嚴重，但是仍出土了一批文物，大部分經過擾動。其中以出土的多枚刻字銘牌最為重要。另有兵器和墓主人的頭骨、肢骨等殘塊，為我們確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結合墓葬的形制、規模、出土文物、出土銘牌銘文的內容、字體、出土墓主人骨骼的鑒定．並結合魯潛墓誌和西門豹祠等的相互位置，以及歷史文獻記載的魏武帝陵位置，最終判斷此墓的墓主人是魏武帝曹操，此墓系魏武帝曹操的高陵。特別是那些帶有「魏武王」銘文的文物出土，為確定墓主人為魏武帝曹操提供了重要證據。
此墓葬墓主人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紀年明確，為東漢、魏晉時期墓葬的斷代起到了標尺性作用。曹操所開創的魏晉南北朝薄葬制度是從兩漢到隋唐喪葬制度的過渡階段，在中國喪葬制度演化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我們全面了解中國喪葬制度的演化過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專家點評：
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曹操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從秦漢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到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重大轉折時期，曹操是這個歷史轉折節點上最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1700多年以來，中國歷史名人中，「反覆」最大、「爭議」最大、「功過反差」最大的非曹操莫屬。曹操墓是曹操歷史活動的物質載體，為科學的認識、評價曹操提供了歷史研究的基礎。
曹操墓作為220年的陵墓(230年卞太后合葬曹操高陵)，有著明確紀年，是東漢晚期至魏晉時代為數極少的高等級墓葬，成為東漢晚期至魏晉時代高等級墓葬的考古學標尺。古代「陵墓若都邑」，曹操墓的考古發現對其都城鄴城遺址的考古工作也將產生學術上的積極推動作用。
曹操墓有著十分明確的時間，即218年曹操修建壽陵至220年2月曹操下葬。曹操墓發現的刻銘石牌、畫像石資料，在書法史、美術史斷代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藝術價值。
曹操墓的考古發現及其今後進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的開展，為確立曹操墓及其相關陵寢建築遺址、陪葬墓等遺存的保護，提供了科學依據，發揮了考古發掘「一點」帶「一片」的文化遺產保護效果。
9、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
發掘單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
發掘領隊：秦大樹
簡介：
定窯遺址位於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北鎮村及野北村、燕川村一帶，其中澗磁、北鎮窯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總面積約117萬平方米。2009年9-12月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主動性的考古發掘。
考古隊在澗磁嶺、北鎮、澗磁西及燕川四個地點布方發掘，發掘總面積776平方米，清理各類遺迹94處，其中窯爐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個、灶7座、墓葬2座、溝6條、界牆8道，出土了數以噸計的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其中完整或可復原標本數千件。
本次發掘，發現並清理了從中晚唐到元代各個時期的地層；大體可以判定定窯的始、終燒時間；清理了一批重要的遺迹，包括2座保存較完好的五代窯爐、1座宋代窯爐、3座金代窯爐；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窯各時期貢御情況的重要遺物，如五代、宋初地層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層中的帶「尚食局」「尚藥局」「喬位」款、裝飾龍紋的器物，其中還有一些仿古代青銅禮器造型的器物和精美的瓷塑製品；金代地層中的「尚食局」「東宮」款碗盤等，都為我們研究定窯貢御瓷器的特徵及歷史提供了實物資料。
專家點評：
孫新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定窯是明清時期所謂的宋代五大名窯之一，與汝、官、哥、鈞諸窯齊名於世。定窯以其精湛的印花白瓷和首創的覆燒工藝，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以來，陶瓷和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對定窯遺址進行調查和發掘，但遺憾的是迄今未見出版考古報告。2009年9－12月的這次主動考古發掘，學術目的性強，選點審慎準確，並注重運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取得了一批全新而豐富的實物資料，是近年來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
其一，發現的遺迹豐富，窯爐保存完整。這次清理的11座窯爐中有保存較好的五代窯爐2座、宋代窯爐1座和金代窯爐3座。均具有通風道長、火膛較深、煙囪寬大等特徵，是深入探討定窯窯爐結構和燒成工藝的重要材料。
其二，地層堆積豐富，有助於確定燒制年代。這次清理的文化層不僅分屬於過去已知的五代、北宋和金代，還出土了一批中晚唐和元代遺物，尤其是地層中出土的一些紀年材料，為確定定窯的始燒和衰落年代提供了依據。
其三，出土的帶款器物，展現了定窯貢御史。這次出土的瓷器標本達數千件，有不少屬於貢御的定窯精品。五代、宋初地層中的「官」字款白瓷，與河南鞏義宋太宗元德李後陵隨葬的同類器物完全相同。北宋地層中的「尚食局」、「尚藥局」款和龍紋裝飾瓷器，顯然是貢御之物，為史料中「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以京朝官三班內侍二人監庫」的定州白瓷器找到了產地。
10、江西高安華林造紙作坊遺址
發掘單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肖發標
簡介：
華林造紙作坊遺址位於江西省高安市華林風景名勝區管委會東溪行政村的周嶺自然村。2007年9～10月對其進行了第一期考古發掘，揭露出大批與造紙工藝有關的遺迹。經專家論證，一致認為該遺址是我國首次經過科學發掘的造紙遺存，也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處造竹紙作坊遺址，對探討我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的發展史有著重要價值。2009年10—12月，對其展開了第二期考古發掘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一、弄清了福紙廟造紙作坊遺址的布局狀況。宋元造紙作坊遺迹的分布面積較小，只分布在發掘區的南部；明代造紙作坊遺迹的分布面積較大，主要分布在發掘區的北部，保留也較為完整。
二、完善了明代造紙作坊遺址的工藝流程。發掘出來的明代造紙作坊遺址對完整，各項工序相互關聯，幾可再現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記「造竹紙」有關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藝流程。
三、新發現了元代抄紙房遺迹，使該遺址保留的造紙工序從「斬竹漂塘」到「煮楻足火」「碓打紙漿」後，又延伸到了「抄紙入簾」。
四、進一步證實了華林造紙作坊始建於宋代，最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南宋時期，無疑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造竹紙遺址。
五、清楚了造紙用水碓的形態演變。
六、對華林造紙的規模與商貿路線有了更多了解。
專家點評：
蘇榮譽(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相對於無機質生產的手工業遺址，有機質的手工業生產遺址保存困難，遺留有限。譬如，我國是眾所周知的絲綢、造紙以及漆器的母國，雖然不斷有相關遺物出土，文獻記載言之鑿鑿，但作坊遺址罕有發現。
造紙術是四大發明之一，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自西漢的造紙遺物屢有出土，藏之公私的古籍汗牛充棟，長期以來卻沒能發現古代造紙作坊遺址，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從這一點看，江西高安華林造紙作坊遺址發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古代不同時期使用不同的原料造紙。華林造紙遺址是以竹子為原料的作坊遺址，而遺址所在的周嶺周圍的丘陵上遍生毛竹，原材料是充分的。
造紙的三大工序中，關鍵環節是抄造工序，華林造紙作坊遺址內，在抄紙池旁發現了紙葯鍋的灶，應當是了不起的發現。
造紙作坊中，最複雜的是原材料加工工序。而該遺址中發現了漚池與燒草木灰的灰坑及廢灰的堆場、蒸煮遺迹等等。
華林造紙作坊遺址發現最多的是水碓，也是發現該遺址的重要線索。發掘者經過調查把水碓劃分出3個類型，反映出發掘工作的細緻，值得首肯。
考古學家認定該遺址的年代從南宋經曆元代並延續到明代，相信有充分的依據。如此長的跨度，遺址的重要性自然更為突出。我們現在對古代造紙技術之所以知道較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宋氏是奉新人，籍貫在高安北臨，曾在分宜任教諭，地處高安南近。華林造紙作坊在其不大的活動範圍內，正是田野考古和文獻記載相結合的理想案例。相信隨著對發掘獲得的深入研究，還會有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內容隨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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