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非明畫，《絲路山水地圖》從《蒙古山水地圖》更名的背後

「《絲路山水地圖》藝術價值其實並不大，主要意義還是在於古地圖方面。」對於在2018年央視春晚亮相併引起公眾極大關注的《絲路山水地圖》，知名古代繪畫研究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今天上午在接受「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採訪時表示，從現場觀看的感受，他認為這幅畫並非如一些報道所言是明代中期的畫作，「我感覺是一件清初的畫作。」

一些學者也對這幅長卷的名稱及所涉及地理知識的內容提出了質疑，並對澎湃新聞表示，這幅畫作原名《蒙古山水地圖》，拍賣時改名「絲路山水地圖」不無勉強處，「這並不僅僅是因為絲路的名稱在後，緣自德國人的命名，也是因為其中反映這幅畫在交易過程中各方面急功近利的心理。」

在2018年央視春節晚會上，故宮博物院接受捐贈的《絲路山水地圖》重新呈現在國人面前無疑是讓人印象深刻的。目前公開的報道稱，這是一件佚失已久的明代青綠山水畫地圖，反映了明朝與西方的陸路交通情況。2017年，由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先生出資2000萬美元（1.33億元人民幣）從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購併捐獻給故宮博物院。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學者林梅村教授此前曾受拍賣公司委託研究此作，並認為是明代中期的畫作，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林梅村先生的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仍值得商榷。

《絲路山水地圖》從《蒙古山水地圖》更名的背後

曾經出版的《蒙古山水地圖》圖書，當時仍未改名《絲路山水地圖》

《絲路山水地圖》此前在學術界更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圖》，由於圖上題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此名源於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籤「蒙古山水地圖」。此前的報道稱，該圖採用中國地圖傳統的手卷式繪於縑帛之上，幅寬0.59米、全長30.12米，是一幅原本屬於明朝宮廷的皇家地圖。

無款 設色絹本 《絲路山水地圖》卷首 局部

這幅古地圖大概在民國初年，被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1873-1943）買走，之後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機構藤井有鄰館（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且被當作清代山水畫卷，秘不示人。

直到2002年，中國收藏家易蘇昊、樊則春造訪藤井有鄰館徵集中國文物，在館內偶然發現了一件所謂「清代青綠山水畫手卷」。這幅手卷以礦物質石青、石綠作為主色繪製，從風格上看，或是明朝吳門畫派仇英的風格。為此，他們與館方多次談判，最終耗資以「青綠山水手卷」的名義，徵集到了這件《蒙古山水地圖》。

無款 設色絹本 《絲路山水地圖》 局部

2017年，由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先生出資2000萬美元（1.33億元人民幣）從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購。11月30日，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先生將《絲路山水地圖》捐獻給故宮博物院。

為了儘快確定這件作品的身份，易蘇昊、樊則春邀請了權威專家進行鑒定。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熹年先生從藝術風格方面作出初步鑒定，認為這幅地圖應該不是清代物品，至少為明中期以前的作品。

然而此圖由東向西的起止點分別是嘉峪關和「天方」（今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包括道路、城池、關隘、山川、寺廟、墩台等，範圍橫跨亞、非兩大洲的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圖上所描繪的路線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標註名稱的211處地點採用的是音譯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等多種異域語言的漢字。

無款 設色絹本 《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要想考證出它的具體年代及內容，不能僅限於傅熹年先生單方面的鑒定，還需要必須是熟悉中國古代西域歷史地理的學者來求證鑒定。

2004年初，購回手卷的拍賣公司輾轉找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學者林梅村教授，達成了專題研究協議。林梅村接受委託，開始著手研究這件「青綠山水手卷」。林梅村其後在「東亞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論壇論上做了題為《明代中葉初探》的報告，正式將他的研究成果公布，並認為是明代中葉的作品。

也有一些學者昨天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認為，這樣接受拍賣公司委託所進行的研究與考證，當然不排除其學術意義，但究其主要原因，還得看到其背後的利益驅動。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張曉虹教授認為，除夕在春晚聽到絲路山水地圖的節目不覺一驚，因為這個地圖之前聽過，已經覺得荒唐，但限於小範圍，覺得沒有必要花時間辯正，「作為一個專業從業者，糾結一晚上後，覺有必要正本清源：一，絲綢之路是十九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後為學術界接受，我們的一路一帶戰略就是在這個概念基礎上提出的。明代地圖用後世的概念命名，何談邏輯？二，明代疆域範圍請參照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對澎湃新聞表示，從《蒙古山水地圖》改成《絲路山水地圖》是有些文不對題，但從中國古代繪畫的命名看，也有結合後代熱點話題重新命名的前例，改名雖然有些勉強，但是可以成立的。

到底是明代中期畫作還是清初畫作？

林梅村在研究認為此畫是明代中期的作品，他認為：第一、地圖中出現嘉峪關，年代必在嘉靖三年始建嘉峪關以後，但是該圖不見長城第一墩「永興後墩」，則年代早於嘉靖十八年。故知成圖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間（1524－1539），也就是明代中葉。

無款 設色絹本 《絲路山水地圖》 局部

第二、從藝術手法看，這幅山水地圖頗受明代中葉吳門畫派影響，以表現青綠山水、高山大川為主；氣勢恢弘，尺幅巨大。耐人尋味的是，地圖上的嘉峪關竟然和吳門四大家之一仇英（1498－1552）的畫作《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如出一轍，顯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第三、我們發現這幅古地圖有兩個明嘉靖年間的刻本。其一為《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明儒趙廷瑞、馬理等人纂修《陝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其二為《西域圖略》嘉靖八年（1529）刻本，收入無名氏《陝西四鎮圖說》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從這兩個嘉靖刻本看，我們所見《蒙古山水地圖》只是這幅古地圖的三分之二，地理範圍從嘉峪關到天方（今甘肅酒泉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一共211個西域地名；另外三分之一被人剪裁，地理範圍從天方到魯迷（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由此推測，《蒙古山水地圖》原圖的地理範圍從甘肅嘉峪關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長達40米，很可能是明宮藏圖。

《虎丘圖》明 謝時臣  紙本設色 波士頓美術館

第四、這幅山水地圖，受明代中期吳門畫派影響，以表現青綠山水、高大山川為主。林梅村推斷，這幅地圖的繪製者，當是明代中期的吳門畫師謝時臣。林梅村說：「從明刻本看，《蒙古山水地圖》顯然被人剪裁為兩半，如今我們只見到原圖的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也就是說，這幅西域地理地圖，原長40米，現在看到的只剩30米。撕毀古畫的愚蠢行為，是古董商的慣用手法，以便一幅畫賣兩幅畫的錢。」

最後，林梅村給予這幅地圖價值極高的評價：「《蒙古山水地圖》的發現相當重要，首次向人們展示了明代中葉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科學知識。這幅地圖足以和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部藏歐洲中世紀《加泰羅尼地圖集》（Catalan Atlas，1375）、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圖》（1389）、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朝鮮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Kangnido，1402）相媲美，說明16世紀初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仍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2011年，林梅村20餘萬字的同名專著《蒙古山水地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收錄了地圖全貌。在專著中，林教授通過考據進一步擴展此前的結論，另外發現此地圖除了兩個刻本之外，還有一個明代彩繪本《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嘉靖抄繪本《甘肅鎮戰守圖略》。

不過，對於林梅村的研究，絲路研究專家、甘肅嘉峪關長城博物館館長張曉東2016年在《西域研究》上發表論文，對林梅村的結論提出商榷。他認為，《蒙古山水地圖》的繪製時間應在明代弘治之後，

》繪製的最晚時間不會晚於 《陝西通志》 的刻印時間嘉靖二十一年(1542)。

張曉東同時對林梅村先生認為 《蒙古山水地圖》主要取材於吳門畫師李澤民所繪《聲教廣被圖》、洪武年間繪 《大明混一圖》、明初 《陳誠西域使程記圖》、明初傅安的西域見聞錄等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因 《蒙古山水地圖》是內府用圖，繪製時參閱 《聲教廣被圖》、《大明混一圖》和 《陳誠西域使程記圖》等圖是非常必要的，可能性比較大。不過，從圖中地名、山川、廟宇及城池數量、形狀、開門方向、方位等標註和繪製的詳細情況來看，僅參閱上述圖籍並不能完成 《蒙古山水地圖》，此圖的繪製有可能依據一個文本，這個文本在繪圖之前已編纂完成。又因 《西域土地人物圖》源於 《蒙古山水地圖》，《西域土地人物圖》附有 《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土地人物略》中多數地名、山脈、河湖在 《西域土地人物圖》上都一一繪，故推定， 《西域土地人物略》源於繪製《蒙古山水地圖》之前編寫的文本。由於這一文本史書上沒有任何記載，只能從 《西域土地人物略》推測其內容。文本的編寫當是政府行為，編寫人員由政府組織抽調，這些人員具備一定的知識背景。

而一直致力於宮廷繪畫研究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則從畫風與目鑒等方面對「澎湃新聞」表示，這幅畫或非明代畫作，「或是清初畫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無款 設色絹本 《絲路山水地圖》卷首 局部

《 歸汾圖》 明 仇英 絹本設色 故宮博物院藏

     相關人士對「澎湃新聞·古代藝術」透露，對於這幅畫作的具體繪製年代，目前故宮其實並沒有統一的結論，學術界也仍存在爭議，這也是正常的表現。鑒於這一畫引起的巨大關注，一些文化界人士也希望故宮召集相關方面專家，對此一畫作進行了一次集中深入的鑒定或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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