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不夠，「實踐」來湊，科學哲學該這麼玩！

近三十年來，從不同視角出發，出現了許多以實踐而非理論為中心的研究進路，大大地擴展和加深了我們對科學的理解。

然而，由於各種進路所理解的實踐概念並不相同，當代的以實踐為中心性的科學哲學需要一個更具一般性與統和性的說明模型。由復旦大學黃翔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研究》（批准號為11BZX022）根本目的就是提供這樣一個模型。

原文：《走向實踐的科學哲學》

作者：復旦大學教授 黃翔

從理論到實踐

二十世紀上半葉現代邏輯和分析哲學的發展，使得許多科學哲學家認為，一旦經驗證據對理論支持的邏輯結構得以釐清，我們便會透徹地理解科學知識的特性。這種看法使得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佔據主導地位。然而，仍然有一些學者如紐拉特、弗雷克和波蘭尼等指出了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局限性。他們敏感地看到認知論規範無法被還原為邏輯和數學規則，並從不同視角探討了隱含在科學實踐中的社會性、技能性、技術性、認知性的規範和標準如何在科學知識的形成與辯護過程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二十世紀下半葉產生的歷史主義轉向以及科學社會學的介入強烈地要求科學哲學更多地關注真實的科學實踐。然而，一些歷史主義的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帶有極端相對主義的傾向，導致在認知論層面上的懷疑論。避免這種極端相對主義和懷疑論的後果的一種方式，正是以隱含在實踐中的各種認知論和與認知過程相關的規範為出發點來理解科學。這便是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理論初衷。以實踐的概念作為認識論的理論起點需要超越個人主義方法論。而且，對實踐的規範性結構的理解不應該像某些學者預設的那樣，僅以某些受到經驗證據支持的因果性律則關係來獲取，而是應該考慮到實踐中的規範性結構在產生和運作過程中所依賴的各類與境因素。一旦意識到實踐是由這些種類不同的與境因素所形成的合理性布局所組成的，我們就可以認識到隱含在實踐中的規範性結構在認識論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這個關鍵性作用也有助於我們找到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與當代認識論之間的聯繫。

科學合理性與助勘式結構

為了避免歷史主義轉向所引起的危機，科學哲學界逐漸興起了工具主義合理性觀。這種工具主義合理性觀常常作為抵禦歷史主義和科學社會學中某些極端相對主義的傾向與捍衛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的資源，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科學哲學界里造成了學者們在科學合理性問題上，必須在歷史主義與工具主義之間二選一的局面。這種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理論為中心的研究進路所引發的，一旦看到科學實踐中隱含的不同規範與明晰的標準共同形成各類認知資源的合理性布局，我們就不難得出歷史主義轉向不必導致科學合理性的危機，而且工具主義也不必是捍衛科學合理性和客觀性的唯一手段。

助勘式認知工具一向被當作可以被還原為演算法的推理捷徑。我們認為這種傳統的看法並不正確。助勘式認知工具的一個基本特性是它們的系統性偏差具有方向性。這意味著理性的認知主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助勘式認知工具可能出錯的程度，因此，可以把助勘式認知工具理解為可錯的卻可靠的認知資源。不是所有的助勘式認知工具都能夠還原到演算法。而且，即使在可以被還原為演算法的助勘式認知工具中，在很多情況下，由於實施演算法會要求超出人類認知能力所允許的界限，因而合理的選擇仍然會使用助勘式認知工具。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助勘式認知工具並不只局限於推理工具，也包括各種技術系統。綜合上述各種特性，各類助勘式認知工具可以組成的合理性布局成為助勘式結構。一個助勘式結構是為了解決特定問題而形成的一組功能性地、人為地和有層次地組織在一起的具有系統性偏差的合理性布局。助勘式結構的概念很好地照顧到合理性布局中隱含在實踐中的各類規範和明晰的標準。比如，在生物學領域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自然選擇單位和層次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多次理論巨變。從這些巨變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助勘式結構所組成的合理性布局如何保證了這些理論變化過程的合理性和客觀性。

科學說明和科學抽象

助勘式結構的視角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這些概念在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中的局限性。以科學說明為例，亨普爾的覆蓋律模型為科學說明給出一個相當清晰的刻畫，但由於他的休謨式的定律觀使覆蓋律模型難以處理在科學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因果說明。對於因果說明存在著不同的理論，每種理論都有其難以充分說明的現象。近十幾年來逐漸興起的機制說明理論也同樣存在著不夠充分的地方。追求科學說明的某種統一的理論，其根源來自於對還原論的一種誤解。這種誤解認為科學研究最終會形成一種統一的科學，其中所有科學現象在理論上都可以還原為某些最基本的單位和這些基本單位之間的關係。這種觀點之所以是一種誤解，是因為，即使使用低層次的性質來說明高層次的現象（因而高層次被還原為低層次的還原方式）是科學說明中十分重要的手段，但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所有科學現象最終都能夠在理論上還原為某個最為基本的層次。科學家們在具體實踐中從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視角出發來考察外在世界中的各類現象，採用不同的本體論和方法論資源，這些資源之間並不總能夠存在還原關係。從多元主義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視角看，把亨普爾的覆蓋律理論，各種因果和因果機制理論看作是科學說明的不同助勘式結構一種可行與有效的策略。

另一個助勘式結構幫助我們認識到傳統科學哲學局限性的例子是科學抽象。傳統的抽象觀認為，抽象是從中立的觀察結果中抽取相關性質和剔除不相關性質的認知過程。傳統的抽象觀的問題是它所預設的中立的觀察並不存在，因而難以像傳統的抽象觀認為的那樣成為抽象的起點。瑞德站在以實踐為中心的立場上提出一種以抽象概念的外展性為抽象的認識論辯護標準的科學抽象理論，十分有效地說明了科學實踐中許多認知過程。同樣以實踐為中心，卡特萊特以自然的能力的概念為出發點提出了與瑞德的理論不同的、對因果機制的抽象理論。這兩種抽象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對抽象結構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這種不同的理解也出現在惠威爾和密爾的經典爭論之中。近期的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對抽象結果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來自於具體科學實踐的抽象過程中不同的認知目的。我們可以把具有不同認知目的的抽象機制看成是不同的助勘式結構，並對各種科學抽象理論採取多元主義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態度。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

我們再探討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與科學史之間的依賴關係。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則認為科學知識的認識論規範性難以完全還原為邏輯和數學結構，對其充分的理解要求我們考察具體的認識論辯護標準的產生和應用的歷史，因而，科學哲學必須依賴科學史。瓦托夫斯基的歷史認識論是科學哲學對科學史的依賴關係極為精緻的辯護。它在本體論層面上論證了科學實踐中的認識論辯護資源作為人類特有的表徵人造物，對其充分的理解必然具有歷史性。瓦氏的歷史認識論為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因素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它的一些理論預設仍帶有某些過度理智主義傾向。科學實踐哲學和認知科學的近期成果有助於改正這種傾向。

歷史認識論的一個具體運用是哈金的推理風格理論。哈金試圖通過這個理論來展現科學真理的歷史性和客觀性的辯證關係。應該說，哈金的理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它成功地論證了西方科學史中不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規範所引發的不同科學推理風格對科學研究的影響與指導。它避免了庫恩的歷史主義未能避免的困難，成功地說明了科學變化過程中的合理性，避免了一些歷史主義進路難以避免的極端相對主義的後果。哈金的理論的缺點在於它過於寬泛，難以說明與指導更為具體的科學實踐。對此，我們提出了更為靈活的認知風格的概念以補充哈金的推理風格的概念。認知風格的概念也為我們更為有效地理解庫恩的範式概念對科學哲學所帶來的建設性一面，以及範式概念與科學推理風格之間的關係。

歷史認識論也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可以被看成為一種對科學的地方性研究進路。它具有歷史主義、與境主義和超越內在史和外在史二分這三個特徵。以理論而非實踐為中心的視角常常使得許多學者看不到這點，因而難以充分說明李約瑟對中國科學研究的成功之處。歷史認識論以及以實踐為中心的異質性科學觀使得我們看到，地方性知識與建立在其延展能力上的一般性並不相互衝突。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96期第5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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