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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者更適應,還是適應者更幸福?

幸福者更適應,還是適應者更幸福?

陳永香劉曉薇

人大複印:《心理學》2017 年 10 期

原發期刊:《心理發展與教育》2017 年第 20173 期 第 378-384 頁

關鍵詞:適應性/ 主觀幸福感/ 交叉滯後分析/ 大學新生  adaptability/ subjective well-being/ cross lagged correlation/ freshman/

摘要:本研究對122名大學新生進行了半年追蹤,採用交叉滯後分析法考察適應性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入學三個月時初次測試(T1),初測半年之後後測(T2)。結果發現:(1)幸福感和適應性之間顯著正相關,同時預測的效果高於繼時預測;(2)交叉滯後相關分析表明,適應性T1對幸福感T2的預測(r=0.50)高於幸福感T1對適應性T2的預測(r=0.32);(3)學習適應性T1(18%)和人際適應性T1(11%)共同預測主觀幸福感T1中29%的變異;(4)控制初測總體適應性T1(31%),對大學的認可度T2(21%)和個人情緒適應性T2(3%)還可以解釋幸福感T2中24%的變異。因此,本研究發現大學生適應者更幸福,而不是幸福者更適應。該結果對於提升大學生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教育啟示意義。

富足是一種心理狀況

最富有的是滿足的人

富有與金錢並無大的聯繫

心理富足指數評估

1、問題提出

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逐年增多,更多學生選擇跨地區就學,而新生首當其衝受到入學適應問題的困擾(李文華,王麗萍,苑傑,2014)。研究發現,良好的心理適應有利於降低心理健康風險(張暉等,2016)。在適應性的影響因素方面,已有研究發現父母教養方式(繆子梅,閆明,2013)和成人依戀(謝安娜,楊蘊萍,2015)會影響大學新生的適應性。而本研究關注的是,近年來研究者們提倡的「幸福感」或「快樂教育」是否會對大學新生的適應性產生影響。

幸福感不僅是人們生活中追求的重要目標(李宏利,張雷,2010),似乎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近三十年,隨著學術界和社會大眾對應試教育的批判和積極心理學的興起,一些學者提出了「快樂教育」或「幸福教育」的口號,認為「教育應當是快樂的」(郭戈,1989,2010)。這種趨勢不僅限於基礎教育階段(李吉林,2013),還延伸到了高等教育(詹啟生,2012)。有研究者指出,學習是為了適應環境,而快樂學習則旨在提升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詹啟生,2012)。從廣義的角度看,「快樂教育」的理念提倡人首先要快樂,然後才能更好地發展和適應環境。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則包含著提倡艱苦努力學習的成分,如「頭懸樑」、「錐刺股」等。那麼,教育實踐中究竟應該強調培養學習者的適應性、不辭艱苦以適應環境,還是應該強調學習者的快樂體驗以謀求更好的發展?現在的95後大學新生在中小學階段恰好處於國內學者提倡「快樂教育」或「幸福教育」的時期,針對這個群體提供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將對教育導向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在大學新生階段,學生不僅存在入學適應問題,其幸福感也可能發生變化。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眾多,包括社會支持(Nguyen,Chatters,Taylor,& Mouzon,2016)和文化因素(Eid & Diener,2001)等。元分析發現,有無目標是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Klug & Maier,2015)。在高中,考上大學是學生最重要的目標。隨著高考結束,舊目標達成、新目標缺失可能造成主觀幸福感的下降。如李文華等(2014)發現,大一學生的幸福感明顯低於大四學生。此外,重要的生活事件可影響主觀幸福感(Lucas,2007)。經歷高考而升入大學,對我國學生而言是一種重要的事件。儘管升學通常被認為是積極事件,但學習內容、人際關係和生活環境的變化無疑也會帶來壓力和不適。因此,研究大學新生適應性和幸福感的發展對於大學新生入學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在理論方面,關於適應性和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人們的探討已持續了數十年(Diener,2012)。最初學者認為,幸福感的變化反映了情緒系統對生活事件的適應性,從而提出了幸福的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 of well-being)(Brickman & Campbell,1971)。該理論認為,幸福與不幸都是個體對生活事件的短暫的情緒反應(Brickman & Campbell,1971)。人們會經歷好事或壞事,然後感受到高/低幸福感,之後因為逐步適應事件,使幸福感回到中性基準線附近(Brickman,Coates,& Janoff-Bulman,1978)。後續研究對該理論進行了一些修正:比如,個體的幸福基準線並不是中性的、而是偏積極的;一個人的基準線在不同時期可能發生變化;不同個體對事件的適應方式也不一樣,有的人會修正自己的幸福感基準線,而有的人則改變他們對外部事件的反應(Diener,Lucas,& Scollon,2006)。這些修正豐富了人們對幸福的適應理論的認識,也引發了更多關於幸福感和適應性之間的關係的實證研究。從幸福的適應理論及其修正來看,適應性和幸福感會隨時間而發展變化,本研究試圖就此展開實證研究和討論。

目前,國內關於幸福感和適應性的關係的實證研究主要採用橫向研究方法,未能探討二者如何隨時間而發展變化。橫向研究結果表明,適應性和幸福感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但相關係數似乎並不穩定。有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適應性和幸福感存在0.13的正相關(張金勇,2013)。對醫科大學生的研究(趙存喜,丁旭,張晨,武利平,陳同,2010)則發現二者存在0.63的正相關。相比之下,考察適應性和幸福感關係的縱向研究相對較少。時艷陽(2011)以475名大一新生為被試,在入學四個月時測量了適應水平,間隔兩個月之後測量了幸福感,結果發現二者存在0.51的正相關。該研究僅假定適應性可預測幸福感(前測時只測量了適應性,後測時只測量了幸福感),而事實上,幸福感有可能會影響適應性。比如,Luhmann,Hofmann,Eid和Lucas(2012)就提及,當某人的主觀幸福感超過某個特定等級時,他或她便感到適應良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快樂的成人可能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辛自強,池麗萍,2001)。經常有快樂情緒會讓人有更多的探索行為、趨近行為,產生更積極的結果(Lyubomirsky,King,& Diener,2005)。因此,有必要對二者的時序關係進行進一步的探究。

總的來說,從為幸福的適應性理論提供實證依據的角度,考察當今大學新生究竟是幸福者更適應,還是適應者更幸福,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從教育實踐的角度,研究二者的關係如何隨時間而發展變化,也對大學新生入學教育和中小學教育的「快樂教育」導向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因此,本研究擬通過縱向追蹤和交叉滯後分析來考察大學新生的適應性和幸福感之間的時序變化關係。

2、研究方法

2.1

被試

通過整群取樣的方式,選取中國中部某高校大學新生122人(男11人)進行前測(T1)。半年後後測(T2)時共隨訪到被試78人,流失了44人,流失率占前測人數的36.07%。隨訪和流失樣本在性別、生源地、是否獨生子女等方面差異不顯著(p>0.05)(見表1)。

2.2

材料

2.2.1

大學生適應性量表

本研究採用了歐陽娟(2012)修訂的大學生適應性量表(Student Adaptation to College Questionnaire,簡稱SACQ)(Baker & Siryk,1999)的中文修訂版。中文版SACQ包括36道題,分為五個維度:人際適應性、總體評價、個人情緒適應性、學習適應性、對大學的認可度。採用五點記分,得分越高者適應性越好。問卷信度較高(Cronbach α=0.88),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良好(歐陽娟,2012)。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 α係數為:前測0.80,後測0.90。

2.2.2

幸福感量表

幸福感量表(IWB)包括總體情感指數(8個條目)和生活滿意度(1個條目)兩部分(汪向東,王希林,馬弘,1999),採用從1到7的七點李克特量表。量表總分等於情感指數的平均分加生活滿意度指數(權重為1.10),其範圍在2.10~14.70之間,得分越高者越幸福。總體情感指數與生活滿意度的一致性為0.55,總量表的一致性為0.85(汪向東等,1999)。本研究中兩個分量表之間的Cronbach α係數為:前測0.71,後測0.77;總量表的Cronbachα係數為:前測0.79,後測0.92。

2.3

研究程序

採用追蹤研究的方法。入學三個月時進行前測(第一學期),測查入學適應性、幸福感和人口學變數;前測半年之後後測(第二學期),測查入學適應性和幸福感。

2.4

施測和數據分析

本研究採用集體施測的方法,前測時間約30分鐘,後測時間約25分鐘。施測之前,主試宣讀數據保密原則、以及問卷填寫方法等。採用SPSS19.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Harman單因素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龍立榮,2004)。對前測數據,嘗試從適應性量表和幸福感量表的所有題目中提取1個公因子,結果只能解釋所有變異的21.66%。而當提取6個公因子時,總共可以解釋50.66%的變異,大致對應於幸福感量表和適應性量表的5個子維度。該結果說明,主要變數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因此,後續沒有進一步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控制。

3、研究結果

3.1

描述統計

由於被試流失率較高(36.07%),本研究首先檢驗了隨訪組和流失組的同質性。初步分析發現,兩組被試在性別、生源地等人口學變數上的分布差異不顯著(見表1)。此外,t檢驗發現兩組被試前測時的主觀幸福感差異不顯著(F(1,120)=2.41,p>0.05),入學適應性差異也不顯著(F(1,120)=2.61,p>0.05)。因此,可以認為隨訪組和流失組是同質的。在後續分析中,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數據,除特別說明外,均採用平均值替換的方法來處理後測缺失值。

由於生活滿意度和總體情感指數的計算採用平均分,而七點量表的中值為4;接下來做單樣本t檢驗,考察被試在T1和T2時的生活滿意度和總體情感是偏積極還是消極。結果顯示,生活滿意度T1(t(121)=9.76,p<0.001)、生活滿意度T2(t(121)=12.83,p<0.001)、總體情感指數T1(t(121)=-9.09,p<0.001)和總體情感指數T2(t(121)=11.47,p<0.001)都顯著高於量表中值4,這說明前後測中被試的生活滿意度和總體情感是偏積極的。

接下來檢驗各變數前後測的差異是否顯著。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被試的平均幸福感指數在前後測中未發生顯著的變化,t(121)=-0.50,p>0.05;適應性分數有下降趨勢,差異邊緣顯著,t(121)=1.80,p=0.07。在適應性的五個維度上,人際適應性、總體評價、個人情緒適應性前後測差異不顯著(p>0.05);學習適應性有所提高t(121)=-2.95,p<0.05;而對大學的認可度略有下降t(121)=3.73,p<0.05(各描述統計值見表2)。

3.2

相關分析

對各主要變數之間的關係進行相關分析(見表3),結果顯示,幸福感和適應性的各維度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接下來,為考察適應性和幸福感之間的整體時序關係,本研究對二者的總分進行了交叉滯後相關分析(見圖1)。結果發現:1)幸福感和適應性之間顯著相關,同時預測的效果高於繼時預測的效果;2)幸福感(前後測相關係數0.35)和適應性(前後測相關係數0.49)在個體內具有中等程度的穩定性;3)交叉滯後相關分析發現,適應性T1對幸福感T2的預測(r=0.50)高於幸福感T1對適應性T2的預測(r=0.32)。

圖1

幸福感和適應性總分的交叉滯後相關分析

3.3

個體差異:適應性增長組和下降組的比較

由於前面的交叉滯後分析發現,適應性更能影響幸福感而不是相反,因此,接下來我們分析適應性提升和下降的學生的比例、以及他們的幸福感如何發展變化。結果發現,大學生整體適應性前後測不變的只有2人,佔2.6%;適應性分數提高的有29人,佔37.2%;適應性分數下降的47人,佔60.3%。接下來對適應性提高組(A組)、適應性下降組(B組)進行比較。t檢驗結果發現,兩組被試的幸福感T1差異不顯著(t(74)=0.84,p>0.05),但T2時A組的幸福感顯著高於B組,t(74)=2.41,p<0.05(見圖2)。

圖2

個體差異:適應性提高組和下降組的比較

分別對兩組被試適應性各維度的前後測進行比較發現,A組的總體評價(t(28)=-3.31,p<0.01)和學習適應性(t(28)=-3.37,p<0.01)顯著上升,另外3個適應性維度前後測差異不顯著(p>0.05)。B組的總體評價(t(46)=4.57,p<0.001)和對大學的認可度(t(46)=5.02,p<0.001)顯著下降,另外3個適應性維度前後測差異不顯著(p>0.05)。

3.4

回歸分析:適應性對幸福感的預測

前面的交叉滯後分析結果發現,適應性可以更好地預測幸福感(而不是相反)。因此,接下來進一步分析適應性維度中的不同方面對幸福感的影響。

幸福感T1的預測:將適應性T1的5個維度放入回歸方程,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學習適應性T1可以預測的幸福感T1中18%變異;在此基礎上,人際適應性T1還可以增加11%的解釋率(見表4);其餘維度對幸福感T1無顯著影響,未能進入回歸方程。

幸福感T2的預測:由於前面的分析發現,適應性T1可以預測幸福感T2,為了分離出適應性T2中各維度(可能反映了入學以後的適應過程)對幸福感T2的影響,先控制總體適應性T1(它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新生在大學入學前的適應性基礎)。第一步,先把總體適應性T1放入回歸模型,可以解釋因變數31%的變異(表5,模型1)。第二步,把適應性T2的5個維度放入回歸方程,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對大學的認可度T2可增加21%的變異解釋率(表5,模型2);在此基礎上,個人情緒適應性T2還可以增加3%的解釋率(表5,模型3);其餘維度對對幸福感T2無顯著影響,未進入回歸方程。該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模型3 VIF=1.37)。

因此,回歸分析表明,大學生剛入學時,學習適應性是影響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其次是人際適應性(見表4)。到第二個學期,適應性T1、對大學的認可度T2、個人情緒適應性T2等因素共同預測幸福感T2(見表5)。

4、討論

4.1

適應性和幸福感的關係

關於同時預測結果,本研究發現幸福感和適應性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關(T1:r=0.55;T2:r=0.68)。本研究結果與趙存喜等(2010)的結果(r=0.63)和時艷陽(2011)的結果(r=0.51)相近。但是,與張金勇(2013)的結果(r=0.13)差異較大,這可能是本研究和後者測量工具不同所致。

更有價值的是,本研究通過交叉滯後相關分析發現,適應性T1可以更好地預測幸福感T2(r=0.50),而不是相反(r=0.32)。這一結果說明,假如存在單向因果關係的話,適應性更可能是幸福感發生變化的原因(而不是相反)。同時,本研究發現二者同時預測的效果高於繼時預測,這說明幸福感容易受到個體當前適應水平的即時影響。這一結果支持幸福的適應理論中提到的一個基本假設,即經歷事件後,個人在頭腦中評價對事件的適應性程度,之後作出相應的情緒反應(Brickman & Campbell,1971)。然而,考慮到幸福感T1和適應性T2之間也存在0.32的正相關,這說明個體的幸福快樂水平可能也影響適應性,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複雜的雙向關係,而不是如某些研究者(如,時艷陽,2011)所假設的單向關係。然而,要檢驗這種雙向關係是否真實存在,還是說二者之間僅存在單向因果關係,這還需要更長期和更細緻的追蹤研究來確認。

此外,本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Diener等(2006)對幸福的適應理論的修正。比如,本研究中幸福感均值高於量表中值,說明整個群體的幸福感基準點是偏積極的、而不是中性的。面對入學後的眾多壓力事件,大學生是調整了自己的幸福感基準線、還是改變了他們對外部事件的反應?二者都有可能。雖然整個群體的幸福基準線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但是個體幸福感有升有降,這可能反映了部分個體幸福基準線的變化。比如,有的個體積極適應環境(如學習/人際適應),因而提升了幸福感。然而,如果要確切考察個體幸福基準線是否發生了變化,還需要多次追蹤測量才能獲得更可靠的結果。

4.2

幸福感的個體差異及影響因素

比較適應性增長組和下降組可發現,前測時兩組幸福感差異不顯著,而後測時適應性提高組的幸福感顯著高於適應性下降組。有學者認為,可能由於不同個體具有不同的特質,使得人們在經歷相同重大事件時擁有不同的心理體驗,某些人因此具有較高的適應性,也取得了較高的幸福感(Headey,2006)。或許由於剛入學時大學生遇到的負面事件還比較少,因而兩組幸福感沒有顯著差異。經過更長時間的在校生活,最初沒有面對的問題紛至沓來,可能致使適應性下降組的幸福感有所下降。本研究證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被人所適應(Fujita & Diener,2005)。大學新生如果無法適應或不完全適應學校生活,這會降低他們的幸福感。

入學前測時,學習適應性T1(解釋率18%)和人際適應性T2(解釋率11%)是影響大學新生幸福感T1的重要因素。當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更多關注學生的心理問題、人際關係、社會支持等方面(辛自強,張梅,何琳,2012;劉成東,軒希,毛富強,2016),而對學習心理的重視程度有待提高。後測時,在控制適應性T1的基礎上,對大學的認可度T2(解釋率21%)和個人情緒適應性T2(解釋率3%)顯著影響幸福感T2,這提示,新生入學教育應注意提升學生對大學的認可度、增強情緒調控能力。

4.3

研究啟示

本研究發現,大學新生更強的適應性可以預測更高的幸福感。大學新生的適應水平可能反映了中小學教育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提示,在基礎教育階段,不能一味強調幸福快樂(李吉林,2013)而避免困難和挫折,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人際交往能力、情緒調控能力等,從而幫助學生更好地克服困難、適應環境,進而獲得幸福感。

本研究提示,為提升大學生的幸福感,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1)大學入學的第一個學期應重點關注新生的學習適應和人際適應,尤其學習適應可能是當前新生入學教育中比較忽視的一點;(2)入學第一年,應關注和提升新生對大學的認可度,通過各種活動使得新生知校、愛校,樹立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3)提升大學生的個人情緒適應性,加強心理疏導工作。

4.4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未考察影響幸福感和適應性的外部因素,因此無法討論可能的共變因素的影響。已有研究發現,情緒智力、自尊等因素可能同時影響幸福感和適應性(范敏,2010)。在今後的研究中,需要考慮增加對其他相關因素的考察。在取樣方面,本研究的性別偏差比較嚴重(男性9.01%),因而不能準確評估性別差異的影響。此外,本研究樣本量不太大,追蹤次數也只有兩次、持續半年。如果想觀察到更加豐富的數據變化趨勢,可能需要適當增加追蹤的次數與時長、增大樣本量,這樣得到的研究結果才更有可推廣性。

同時,雖然本研究發現適應性更有可能是幸福感發生變化的原因,但本研究並不能完全拒絕另一個可能的假設,那就是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複雜的雙向關係。究竟哪種可能性更大,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

5、結論

(1)大學生新生的適應性可以正向預測其幸福感,同時預測效果優於繼時預測。

(2)學習適應性、人際適應性、對大學的認可度以及個人情緒適應性等因素共同影響大學新生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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