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後的五四運動

寫在前面

這是一篇一五年寫的老文，在整理文檔時候偶然發現，睹昔文思，甚慨。想著總不能將申請的公眾號長期擱置起來，遂借著戊戌兩個甲子的年份，將這篇舊文拿出，且當熱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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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桌前的魯迅泥塑 嵩山造

西學東漸A Time for an Eastern Study on the West

從啟蒙運動與五四運動到東西方文明的發展與交流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Wu-Si Neo-Culture Movement: The Converg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West and East

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啟蒙，根本上是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反思不能與根背離，卻也必須要經受風雨的考驗。

當我們探討五四運動對於中國歷史的意義的時候，從思想和社會發展兩面，我們會將之命名為啟蒙，如同類比西方十七世紀的啟蒙運動對於西方歷史的意義。西方的啟蒙運動象徵著現代思想精神文明的萌芽乃至興起，而其運動的核心是理性在西方文明思想與社會中的喚醒與成熟。這種理性即是使西方文明在之後的三百餘年中迅速擁有佔領凌駕於其它文明的絕對優勢的源動力。而整個西方啟蒙運動的根源，宏觀地說從路德的宗教改革到康德對於先驗後天的追問，整個運動是在天主教教會制度的背景下，宗教對於人的精神與社會運轉的極端控制，而產生的」作為人什麼意味著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human」和「作為個人是意味著什麼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individual」的反思。得到的答案，即是人之所以為人是源於其擁有的理性Rationality，而作為個人的意義即個人乃至每個人個人權益的自由與平等Freedom and Equality，而實現這種個人自由與平等途徑與形式即是民主Democracy。

而我們探討一件事物的本質的時候其實所探討的即是能讓這件事物所產生的源頭，即什麼使之可以產生。對於西方來說這種理性並非是無中生有的初現，而是冬去春來輪迴般種子的再度萌芽，正如懷海特所言「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不過是給柏拉圖的註腳而已」，而柏拉圖所論述的思想核心，即是其原型的概念以及凌駕於這個世界之上的一種理想世界。理性即是進入這種理想世界的不二法門。這種理性的思考模式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根。這種根或許源於地中海溫宜的氣候所允許的辯論交流的自然條件，以商業為主的經濟形式，與城邦制的社會制度。在這個文明裡，法治與數學是其所崇尚的最高知識，人要像學習自然的規律那樣找到治理人類社會的最佳規則。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塑造了西方哲學的方法論，定義，論辯與驗證，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則完成了西方哲學的另一個核心概念完備性與邏輯，而柏拉圖則可被看作提出了西方哲學的核心理性。柏拉圖可以代表西方文明的根，而另一個西方文明的不可忽視的根元素即是基督教的創立。基督教在其兩千年的歷程中可以說塑造了西方文明的三觀，上帝創造萬物的世界觀，活著是為了進入天堂的人生觀，和人是萬物的主宰的價值觀。羅馬帝國確立了基督教的統治地位，確切地說則是教會的統治地位。君權神授的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造成了教會對於社會的精神主導的狀態。教會成為了知識的核心與權威，雖然這種狀態在這段時間中促成了大學這種精神文明傳播與繼承中心的形成，但也大範圍地限制了個人思想的產生與知識的有效傳播。最終在這中限制和壓力下，西方產生了以路德為首的宗教改革。教會不再應是上帝的媒介，個人與上帝的唯一關係才是信仰的核心所在。而宗教改革也正是啟蒙運動將要黎明的序幕。

與傳統觀念不同的是，整個啟蒙運動並不是人們以非宗教的形式疏遠了上帝，相反在理性中找到了一種更加接近與上帝的途徑;並非理性否定了上帝與基督教對於人的意義，相反在啟蒙運動中理性更加深了人們對於上帝所象徵的理想世界的堅信和對於天國式社會制度建立的信心。「人是萬物的中心」，就像這句古希臘的名言所說，在西方人的觀念中，就如笛卡爾對於生命靈魂的分類，

人是最接近於上帝的最高生命形式，而作為上帝的子民人所擁有的即是理性的力量。理性給予了人企及真理的可能性。人存在的意義就是充分發揮出這種理性的力量，科學與法律意識的產生與成熟，即是理性力量所完成的成品。在啟蒙運動中，人們以理性為基礎，充分探索者世界的真理。所得到的科學技術的決定性發展與社會制度的成型即是這個過程的戰利品。科學技術賦予了西方文明壓倒性的生產力與軍事力量，社會制度則最終接近了西方人對於個人權益與自由民主的理想。中世紀長期以來教會與國家的雙重禁錮，讓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中的人更加急切地追尋個人存在的意義和社會民主平等的重要性。如何從基督教的本質中尋找到一條個人存在意義與民主平等之路則成為了重要課題。路德的宗教改革完成了前者，而伏爾泰盧梭等人完成了後者。他們都並沒有否定基督教，相反在基督教的教義中找到了一條不與過去相違背的嶄新道路。

因此啟蒙運動是擁有深藏於西方精神文明歷史中的源動力的，就如同一個胚胎在經歷寒冬後的必然發芽，和能撼動大地的力量。啟蒙運動是在醞釀近千年後，無數偉大的思想家對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與統一，與整個社會對這個精神升華的具體實現。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等領域湧現出的人才層出不窮，他們都歌頌著這個世界的創造設計的精妙與偉大，並用理性證明著人類可以去理解這個被完美地創造的世界。不管是科學所帶來的生產力與社會制度的優越性都是這種理性的決定性力量的證明的副產品。

而中國的五四運動註定無法成為中國的啟蒙運動的事實是有其根本原因，因為在這場啟蒙中並非要喚醒什麼，而是要向這個東方民族輸入一種從未真正確立起來乃至有過的東西。

從某種意義上講，啟蒙運動這個詞用到五四運動的頭上並不準確。這種套用更多的是一個泱泱大國更願講其稱作自己本身存有的種子的期望，而非根本上嫁接的事實。對於所有的東方文明來說，西方文明的成就都是拿來主義的事實不容迴避。東方文明所被震撼的是西方文明的壓倒性力量，並將這種強大歸因於民主與科學。但鮮為人論及的則是西方啟蒙運動的本質與原生力量:精神對理性的回歸與個人對上帝的接近。啟蒙運動並沒有讓西方人遠離上帝，而是再度證明人是萬物之靈的上帝創造的主宰，用整個創造豐盛的全方位的社會運動回答了什麼意味著人和什麼意味著個人的問題核心。它們並沒有背叛歷史，而是如輪迴一樣回歸了自己的根。

而整個五四運動則是背離東方文明的根去行動的。整個五四運動根本上的失敗在於，一方面它無法像西方的啟蒙運動那樣從深植於文明內核的種子里汲取撼動大地的力量，另一方面面對的嚴峻的社會形勢它沒有時間和餘地切入到核心去理解西方文明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即既無法實現從內而外的啟蒙，也無法完成藥到病除的拿來。革命會先於本應領導它的思想前產生，人們會偏頗地引入民主而忽視個人，並且在對社會現狀和各派思想都尚未深入的情況下大肆試驗等等。所驅動這個運動的反思產生的，是巨大的文明力量落差所產生的近乎拋棄一切背水一戰的絕望感，但卻無法徹底遺棄五千年文明輝煌的失落，在那個要求人必須在手足無措中卻要必須做出選擇的年代，面對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更多的一種盡人事聽天命的無奈或決絕，而非趨向於理想的反思和新生。這種反思比起西方文明反思的回歸性，就註定難以真正深入或重生社會的力量。

在整個五四運動中，所有的主義、思想社會形式都是試驗性的，和流於社會表面的漂流而難以落入實踐。一切主義所擁有的僅僅是影響民眾思想的意志而無真正改變社會的強力。在整個近代史上與思想的碰撞發展平行的是軍閥割據的戰爭史，槍炮所象徵的軍事力量才是那個時代真正左右社會形態的強力。思想界的一方擁有理想卻沒有力量，軍政界的一方擁有力量卻沒有理想。而耐人尋味的是直到1949年最終獲得勝利的是兩者的集合體。它所擁有的一方面是嶄新的意識形態的

理想，乃至為這個理想徹底貫徹的意志，另一方面動用了中國農業文明社會力量的根基農民階級的力量，即後來整個鬥爭中壓倒一切的強力，並在整個過程中將兩者靈活恰當地結合在了一起。興許多少實現了強力意志的勝利。但即使如此，這個最終的勝利者也無法擺脫整個近代史所遺留下來的文明問題。社會對東方文明的認同和對西方文明的充分吸收，以及在兩者間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並未實現。在整個近代史中，社會對於西方思想的接受和學習就缺少誠意，在當時的西方壓迫的背景下很難完成對於西方精神成就的深入吸收，社會更難實現對其的真正認同，更多的是對解決社會問題尋找出路的實踐需要和急切，而在這個勉強艱難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社會對於傳統文化亦是批判和否定，認為自己可以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評判傳統文化的價值。種種矛盾的狀態醞釀了後來文革爆發的土壤，即是在近現代百年社會對於東方文明認同感的空虛。

從整個世界的宏觀角度來說，整個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擴張，是一個對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可阻擋的介入過程。它所為東方文明引入的，是東方文明所無法自己生成的東西。對於東方文明，不僅僅是被西方文明表象的強大與先進所震撼，而是在深入科學、政體、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成就後，能夠理解催生這些成就的精神成果的核心:理性，並將這個精神成果吸收到自己的文明中去。如何深入地而東方文明所必需接受的是拿來主義手段的事實，以及如何和這個不容迴避的東西建立起一個融合的關係。如同在一棵蘋果樹上嫁接了一段梨樹枝後，梨樹枝已然和它通體不容迴避，排異反應也難以避免，而蘋果樹則必須充分吸收梨樹的存在，找到兩者的恰當關係，並在這種融合後讓自己更加豐富和枝繁葉茂。中國作為一個東方文明的吸收過程，註定漫長而艱辛。

與五四運動相比我們不妨考慮鄰國日本，在黑船佩里敲開日本國門後，在之後的數十年里經歷了作為東方文明吸收西方文明核心精神成果與找到東西方文明結合的平衡點的過程。與中國難以屈身投入到對西方文明的接受狀態不同，從某種度上講，日本從未迴避過對於西方文明的拿來主義。然而就像一千多年前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唐朝文化，然後再精益求精地傳承發展以及適應本國文明的精神成果的本土化，面對西方的新的壓倒性文明成果，它們又再一次地更加熟練高效地完成了這個步驟。短短几十年，從勝海舟與坂本龍馬的海援隊，到周遊歐洲的岩倉使節團，從大政奉還的倒幕運動，到明治維新的全面改革，日本全民性地充分投入到對西方文明的接受和融合中去。然而在整個接受西方文明和找到東西方文明的平衡過程中，一樣極其艱辛，立志推翻幕府封建統治，建立新日本的西鄉隆盛，最後不願接受新政府對於傳統價值觀的過分改變，而在為武士階層而戰的西南戰爭中刨腹自殺。為重新全速革新日本使之進入世界強國的大久保利通，與其不斷為尋求日本在亞洲及世界的統治地位的繼承者伊藤博文，都在其行為與傳統文化的衝突中或與其它東方文明的衝突中遇刺身亡。西方文明的接受與其和傳統東方文明的衝突可見一斑，然而這個接受過程的痛苦卻有不可迴避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日本整個近代接受學習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也經歷了從否定傳統東方文化，到重新認知傳統文化和找到對其的歸宿感和認同感的回歸過程。但是在日本這種重新回歸的傳統文化認同感，同樣也發展成了另一種極端並帶來了災難。隨著日本國力的提高與社會制度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本在成功脫亞入歐稱為世界領先國家之後，傳統文化精神文明的再度認同，一方面給予了日本社會二度發展的精神動力與資源，而另一方面也最終過度發展成了極端的軍國主義導致了後來的以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義的侵略戰爭。相比起中國在進入接受學習西方文明的必要過程後對於傳統文化的大規模乃至全面否定，最後導致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和嚴重破壞，日本則在對傳統文化的極端認同中走向了侵略帝國主義的道路。

日本的整個過程或許向我們說明了，對於西方文明的接受吸收，必然是一種拿來主義。東方文明必須要承認無法從自己文明土壤中生成的果實，並以一個學生的謙卑態度去學習西方所強行帶給東方文明的理性的精神成就。

然而在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日本的整個過程不僅迅速完成了對於西方文明的接受和吸收乃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充分吸收學習西方文明後，日本最終回歸了對傳統文化認同回歸而非二度批判，這種認同回歸給了日本二度發展的契機，更進一步地為日本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創造源泉。也許這個過程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對於一個東方文明，回歸自己本有的精神文明核心的重要性。在整個五四運動中，常常被人忽視其重要性的是另一位偉大的學者辜鴻銘。因為五四運動往往被定義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對先進思想的啟蒙，作為五四運動的反對者辜鴻銘則是窮盡一生捍衛傳統文化的價值。所著的春秋大義即論中國人的精神，深入剖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與中華文明的價值，強調了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也許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任何一個時代運動中的動力者和反動力者的歷史意義同樣重要。如果重新兩面性地評估五四運動的積極消極影響，辜鴻銘則會是一個重要的象徵性人物，因為他象徵了一個時代中的保存傳統文化精神文明的群體，使得中華文明的根沒有被階段的保護者。而他們所保護的東西或許在下一個歷史階段則會成為重要的財富與源動力。

東方文明的強大在於其哲學統一性和文化包容性，而西方文明的文明成果則是東方文明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因為它要求東方文明去吸收其最難自主生成的東西。然而，在吸收的過程完成後，東方文明將以其強大的文化生命力，反向對西方文明形成衝擊，因為在充分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後，東方文明所能使之精益求精的也同樣是西方文明所無法自主達到的，東方所擁有的精神文化的力量，如同一個生命體，是東方最為獨一無二的財富。日本後來領先於歐洲各國的強大源頭即在於此，從文化大背景來看，東方文明有可能充分吸收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則難以充分接受甚至理解龐大的東方文明，東方文明對於精神文化和人的理解所帶有的與生具來的深刻，甚至為二十世紀後西方先哲們所驚嘆學習。洋務運動中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想並非空談，相反則是對於中華文明來說理想的完成狀態。然而這種理想的狀態不是輕易如設計施工般就能達到。對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想平衡，需要的是這個文明許久的付出與等待。這種兩者圓融的統一將會是任何一個東方文明所必需找到的光明與力量所在。

西方的啟蒙運動是人對於人本身的反思，也是西方文明在黑暗後對光明探索的精神回歸。五四運動是一次相對失望的反思，它註定無法實現實效性的成果的同時，卻也有一次地以西方理論和思想打擊了社會對於傳統文明的認可。然而五四運動又是中華文明的一條不可迴避的必經之路，那一代的每一位先驅都用盡了自己的生命為中華的未來指出了一條條希望的光明道路的可能性，所做的事情堪稱盡人事而聽天命的全力以赴。從某種意義上講，五四運動向我們說明了，歷史不允許我們一勞永逸地照抄別人的答案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每個文明和這個文明中的每個個體，都必須一生懸命地找到屬於自己文明的唯一道路，如同這世間本來沒有路一樣。

如果說在近一百年後五四運動對於如今的中國有何意義，那就是至今我們仍在探索完成五四運動所期待我們文明去完成的。現如今，一方面，中國是否真的已經完成了接受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以理性為核心的精神成就和科技、經濟、社會、制度等各方面對於西方文明的充分認知，讓我們在同領域裡有不輸於西方文明的完善與強力，另一方面，我們究竟離重新找到自己中華文明的根還有多遠，一個文明的成熟是意味著它重新找到自己與自己文化的根的關係，那種成熟是重新回歸對這個文明的認同感與歸宿感，而這種與大地的根鏈接在一起的狀態，會是其真正復興獲得作為文明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因此中華文明的重生之路還將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在五四運動近一百年之際，西方文明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中華文明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作為人意味著什麼，這些永恆而普世的問題，不斷地要求每個文明乃至每個人在時間長河的不同點上，找到自己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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