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百分之九十都是帶路黨！

倭寇簡史

倭寇一般是指13至16世紀期間活躍於朝鮮半島及中國沿岸的海盜。在倭寇最強盛之時，他們的活動範圍曾遠至東亞各地、甚至是內陸地區。倭寇的組成並非僅限於日本海盜，只是由於這批海盜最初都來自日本（當時別稱為倭國），所以被統稱為「倭寇」。及至後期，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形勢轉變，加上日本幕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搶掠船隻的事件已經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中國、東南亞和朝鮮的海商與海盜，他們依從著過去倭寇搶掠的方式繼續為禍於東海，因為當時的政治因素，也被歸於倭寇之列。

倭寇一詞的由來，是從高句麗廣開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記載「倭，寇(某地名)」而來，在此「寇」當動詞，即「倭人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後「倭寇」二字作為名詞獨立，用以稱呼來自日本的侵略者。

另一方面，在16世紀壬辰倭亂以及20世紀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兩國的人民都稱呼侵略的日本軍為「倭寇」。而在往後的排日風潮中，倭寇更成為敵視日本人的用語。

隨著時間的推演，倭寇一詞所指的，不一定都是來自日本的海盜，《明史·日本傳》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盜大概只佔三成；

這已經是史籍中對真倭的最高估計了，其他文獻的估計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朝鮮正史《世宗實錄》（二十八年十月壬戌）記載與明朝記載基本吻合記載為「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

這說明，倭寇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帶路黨。腦補一下，就是幾個日本鬼子帶領大批漢奸為非作歹。

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盜為主，主要攻擊範圍為當時臣服於元朝的高麗。由於先前臣服於元軍的高麗軍，在忽必烈兩次進攻日本的軍事行動中，對日本的對馬、壹岐、松浦、五島列島等地的居民進行屠殺，因此前期倭寇以這些地區的殘存者為主要構成份子，對於朝鮮沿海進行含有報複式的海盜行為，目的一方面在於奪回被俘的島民，一方面則在掠奪糧食以彌補因遭虐殺而下降的農業生產力。

朝鮮史取對馬島、壹岐島、平戶島三地之名，稱為「三島倭寇」（以平戶藩松浦家為核心）。清朝的徐繼畬所著《瀛環志略》，以及朝鮮的安鼎福所著《東史綱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於朝鮮人（高麗人）在配合蒙古侵日時的惡行所引發的報復。

在元日戰爭之前，高麗史有「倭寇金州」的記載，倭寇在這裡還不是名詞，因而不能理解為在這個時期已經存在「倭寇」的固定觀念。

元史和新元史中都有倭寇騷擾元朝杭州的記載。

後來日本進入南北朝的分裂狀態，倭寇的活動也由於政府管制力減弱而加劇。由於前期倭寇對於日本與明朝、高麗貿易造成破壞，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對日本南朝發出討伐倭寇的要求，隨後敕封討寇有功的南朝征西將軍宮懷良親王「日本國王」（後醍醐天皇之子）的稱號。之後北朝（室町幕府擁立）統一南朝後，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再度進行討伐，隨後受封為新的「日本國王」。

朝鮮王朝的開國君主李成桂因為討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聲望和勢力，後來進行政變取代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之後隨著明朝與日本間勘合貿易的盛行，以及對馬島與朝鮮之間的貿易開放，前期倭寇也逐漸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為主體，故被稱為「真倭」。

後期倭寇

明成祖發動內戰，奪取政權，遷都北京後，據說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殘餘勢力與日本海賊合作，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報復性侵擾，由於這些南方人體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這名詞來稱呼由日本人與南方中國人所組成的海盜集團。可是，關於後期倭寇，海盜集團的海員幾乎是南方中國人。

明成祖晚年，由於陸上北方威脅已除，南方鄭和下西洋以後，激增的海陸來往也帶來了漸盛的倭寇侵擾，遂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官方許可貿易)，但後來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發了寧波之亂，加上稍早時，葡萄牙人入侵發生了屯門之戰與西草灣之戰，此後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明朝遂宣布中斷一切貿易，期望以圍堵的政策來減輕倭寇的威脅。原來明朝早就閉關鎖國了，不知道這黑鍋為什麼老給清朝背。

但這樣也斷絕許多自唐朝以來整個貿易產業鏈相關從業人員（漁業、手工業、造船業、貿易）的生計，致使貿易地下化，商業糾紛無從解決，遂轉成武力報復，倭寇之亂不減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亂。

後來的發展上，明人汪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汪直曾上書朝廷請求開海禁，被拒絕後，把基地設在日本的平戶藩，以反對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國人為基礎，與日本人、佛朗機人合作進行走私，在後期倭寇中，很為知名。

15世紀半至16世紀，其活動舞台為中國沿岸、東南亞方面，成員以百越人及朝鮮人為主，被稱為「假倭」。此時期倭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國的生產力增加，但卻施行海禁政策。

史書所見的最後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中之，而紈驚死矣。紈死而海禁益弛，於是宋素卿、汪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為難。自淮揚以南至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

浙江沿海歷史上曾有過連綿漫長的「倭患」，被認為是「明朝時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的一場侵略」。然而，在數百年正統史觀的籠罩之下，諸多史實卻也透漏出無法掩蓋的微光——所謂「倭寇」，實際上是被誤讀的一群中國海商，而在他們被掩蓋的身份和命運背後，則是中國曾經強勁的民間海洋力量與農耕王朝的對峙、抗爭和落敗……

浙江的舟山群島由於島嶼和良港眾多，扼多條中外航線之要衝，遂成為中國民間海洋力量與農耕王朝之衝突最為劇烈的地區之一，在雙嶼、普陀、瀝港和岑港等地留下了眾多所謂的「抗倭」遺址。直到今天，那些曾經為海上貿易自由而奮戰過的中國海商，依然被視作「倭寇」，而他們曾與官兵之間所展開的「硝煙瀰漫，海水為赤」的戰鬥，在當地的博物館中依然被闡述為被「民族英雄」最終擊敗的一場外族入侵。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反海禁的中國海商與海盜

上世紀末出版的權威著作《中國歷史大辭典》中有「倭寇」詞條，將其明確定義為「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在中國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強盜，戚繼光則是掃蕩倭寇的民族英雄。

然而，如果以嚴謹的態度來鉤沉史實，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與日本人沒什麼關係——雙嶼港的主角其實是中葡商人，而謝氏血案的肇事者則主要是葡萄牙人。

最早鬧出爭貢事件的雖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卻是中國船：嘉靖時期，日本根本沒有能力造出橫渡東海的海舶，抵達中國的那兩艘朝貢船也是早年永樂皇帝贈送給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的禮物。

況且，明朝時蒸汽機尚未發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風，一年間往返次數受到極大局限，再加上當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期，各地領主混戰不止，在這重重阻礙下，連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沒有的日本人想要大舉侵擾中國沿海，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這張古畫濃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雙嶼港極盛時期的場景——島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中西建築鱗次櫛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數不清的白銀在這裡交換、中轉和集散。

曾有歷史學者稱：「雙嶼港鄰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藉助浙東運河可與明朝的經濟神經中樞京杭大運河連接，從經濟地理角度來說，雙嶼的價值遠勝澳門。」

那麼，在嘉靖大倭寇風起雲湧之後，其參與者究竟又是誰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場所謂的「倭患」中領導者的身份。嘉靖年間，御倭官員王忬曾上奏朝廷，曆數了最著名的倭寇頭目：「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

隨後的《籌海圖編》詳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盜首領名字及籍貫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國人。明朝官員，福建長樂人謝傑則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領的真實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寧(波)紹(興)人主之也」；可以說，翻遍嘉靖年間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領中的日本人極為罕見，即使有，也是無足輕重的低等小頭目。

再者，中下層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據《嘉靖實錄》稱：「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這已經是史籍中對真倭的最高估計了，其他文獻的估計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而根據一位被倭寇擄去50多天的崑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謂倭而錐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據歷史記錄，梳著倭人髮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國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這幫被朝廷定性為侵略者的「倭寇」，卻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倭寇深入陸地時「若熟路然」，甚至「與農民雜耕於舟山山阜處」，「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中履，盪游於都市」；連本地官兵也與倭寇裡應外合，通報軍情，「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種種異狀，讓負責「剿倭」的官員驚呼「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除了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

以上這些記錄，皆出自倭寇同時代人的直接觀察，擁有很高的可信度。

王直塑像

雙嶼港覆滅後，王直（即汪直）收集余部佔領了舟山瀝港，繼續開展海上走私貿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軍攻克瀝港，並放火焚燒，王直敗走日本。事後，朝廷在此地豎立了「平倭碑」以示紀念，瀝港自此亦稱「平倭港」。

從此，明清時的浙海再無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經的海商及其跟隨者為了生存，不得不轉商為寇，釀成了巨大的沿海動亂。

可見，從首領到從屬的身份，從其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與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謂的「嘉靖大倭寇」其實就是中國人。

解釋這一沿海動亂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並不困難——明中葉以後，沿海地區人口過剩，加之土地兼并嚴重，賦稅繁多，很多農民破產，無以謀生，遂入海經商。可以說，利潤豐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貿易乃是東南沿海的重要經濟支柱，不僅平民以此為生，連許多豪門巨室也踴躍投資。所以，在雙嶼港繁榮的二十多年間，舟山海域風平浪靜，鮮有「倭亂」記載。而雙嶼港覆滅後，喪失生機的眾多「海商」及其從屬只好轉以劫掠為生，商變成盜。

謝傑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

抗倭官員譚綸則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會被老鼠穿破。

嘉靖時邊防政論家唐樞更是洞若觀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為寇也。」

這也合理解釋了抗倭官員朱紈的悲劇——他顛覆雙嶼港，斷了普通民眾生路和豪門勢族的財路，很快遭遇到閩浙權貴之朝中勢力的圍攻和彈劾。他不肯接受即將到來的審訊和侮辱，留下了「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遺言，服毒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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