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為，春秋戰國時代，人與人的差距是在思維

我一直以為，人與人的差距不在於能力大小，不在於條件多少，而是在於思維模式的不同。有的是因為年齡老了，身體的各種機能衰退，物質生活的過度滿足，促成精神享受的奢靡，對於控制自我慾望的能力減弱，就導致思維模式發生轉變，與年輕時候的心思縝密形成明顯區別，導致國政管理的混亂。有的是因為過於驕縱，自以為是的久了，與外界的變法產生分裂，導致國家沒落。

西周初年分封諸侯到中原各地，這些諸侯即便有姬姓親族與功臣之別，但是周天子為避免諸侯做大，防止地方力量威懾中央政權，給予諸侯們的權力大多相同，這些諸侯對周天子有朝貢的權利，大多沒有征伐的權力，至少在西周王朝前半階段軍隊都掌握在周天子手中。

這些諸侯大多都是被封到非常關鍵的戰略要地，對平衡地方力量和控制蠻夷族群有著非常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他們也都是披荊斬棘，建國之時面臨著殷商舊族和蠻夷的反叛威脅。所以越是矛盾尖銳的地方，越是周天子重視的地區，常常都是後來人的聚焦關注點，齊國、楚國、宋國等國就是這樣慢慢的在春秋戰國強盛起來，可是這些國家的思維模式就很好嗎？當然不是。

思維模式的不同，可以概括為中國那句話，就是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對儒家們而言是個經時間證明的真理。大凡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國君們，年輕之時能夠意氣風發的，到老了很少有能保持宏圖偉業的，很多君主甚至是春秋霸主都不能保持國家之霸業，都跟此有關，齊桓公如此，晉文公如此，楚莊王如此，後來的趙武靈王也是如此。

為什麼要說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呢，這些君主出身於諸侯王族，也就是含著金勺子出身的，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不用修身也可能繼承諸侯國君的位置，至於齊家則不在他們的思想範疇，對於這些君主而言，可能更多的在於學習如何治國和平天下，都是政治上的籌謀者，而非生活的敬畏者。儒家把修身齊家放在前面，就是說要先學會做人，才能管好家庭，而後才能出去干大事情。這又讓我想起了中國文字中的「闖」、「創」等字，看看那個「闖」，就是一匹馬關在門裡，為什麼要關起來呢，就是還沒有長大，出去也跑不快。還有「創」，左邊一個倉庫，右邊一把刀，就是要先把家裡的倉庫裝滿了，衣食無憂，家庭和諧，才能拿起刀出去打天下。

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君主們可能認為修身齊家是對老百姓說的，不是對公族子弟說的，宮廷里常常亂的一塌糊塗，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老婆殺老公，各種凌亂都在春秋戰國發生，可是這些君主們根本不會以此為戒，還是一如既往的搞政治搞外交搞軍事。齊桓公年輕的時候流浪國外，在與諸公子的爭位戰中幾經輾轉，屢歷磨難，其間險些死在管仲的暗算之中，可謂是政治經驗豐富，這也就促成齊桓公成為政治外交上的善謀者，在歸國繼位而後即開啟縱橫捭闔之策，成為春秋以來第一個為天下公認的霸主，可與周天子並駕齊驅，是中原地區最重要的平衡力量。

可是齊桓公少年時候家族的磨難和兄弟矛盾，可能並沒有給齊桓公留下任何教訓，在齊桓公登位後就已經被忘得一乾二淨，晚年而後寵幸易牙、豎刁等人，引發宮廷內亂，齊桓公的家族混亂也無法避免，公子無虧、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黨羽爭位，比之當年齊桓公爭位時更為慘烈，就連齊桓公自己死在宮裡數十日也無人理會，可謂是齊國最大慘劇。

晉文公的父親晉獻公本來就是一代雄主，在當時的時代並國三十六，可謂是中原西部地區的最強者，只是晉獻公晚年也沒管好自己的後宮，驪姬發亂，公子爭位，晉國數年之間都處於暗潮洶湧之中，直至晉文公回歸，晉國才逐漸穩定下來。而晉文公在外流浪的那麼多年，顯然還是沒有改變這個家族的宿命般的結局。晉文公死後數年秦晉聯姻之策土崩瓦解，晉國在西方最大的隱患出現，影響這個地區數百年，甚至間接培育西方秦國的強大，徹底改變中原格局。

宋襄公則是過於驕縱了，本想要復興殷商以來的祖先霸業，以為得到周天子的默許，就可以肆無忌憚的推廣傳統舊俗，還要帶著中原諸侯們對抗南方楚國，結果就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宋襄公在戰場上受傷而後不久即駕鶴西去，正是宋襄公自食其果的悲劇。

而南方的楚莊王，飲馬黃河，問鼎中原，在整個春秋戰國里的諸侯國君們來看，都是能夠單獨拿出來說的，只是在其死後不久楚國即發生子重之亂，巫臣叛國，幫助晉國打通前往吳國的道路，在楚國的背後培育出巨大的隱患。

趙武靈王一代雄主，最後也死在沙丘的公子奪位之戰中。這些君主的問題都是在於，目光看外面看的太多看得太遠，身邊的事情卻不想管不想看，這就成了大問題。所以說中國的儒家們還是很厲害的，要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很有遠謀的，如果不修身齊家，就算成了霸主，也不會長遠。人總會老，老了就算不想改變思維模式，精力也不夠了，要管更多的事情，也是管不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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