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降低藥品價格這麼難？5大原因揭示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承諾要降低葯價贏得了一片歡迎。

各大利益集團激昂疾呼從醫院到醫生、保險公司、仿製藥商再到病人中採取行動的必要性。

在很多方法中，他們似乎都有影響力和資源來應對製藥商華而不實的廣告活動和遊說力。去年，美國醫學協會、美國健康保險計劃和美國醫院協會共花費了超過4500萬美元遊說國會，幾乎是同一時期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PhRMA)的兩倍。

相反，國會對降低藥物價格做出的努力完全停滯不前。在STAT採訪遊說者、立法者和國會工作人員時都表示，最有影響力的健康產業巨頭們關於如何向前推進顯然不同意。每個集團組織都推行自己的優先事項和策略，這種不和諧使得藥物價格不可能很快改變。

然而，在沒有突出強調時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兒牽強。儘管特朗普總統堅持在競選和執政時期要求降低葯價，然而在其執政的頭一年，聯邦政府並沒有為此做出重大的努力。

當幾乎每個主要貿易集團的代表都參與該國的藥品價格時—包括AMA，AHIP和AHA，這種混亂局面在最近的國會聽證會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花費了將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佐證，卻沒有探討國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當最終談到解決方案時，除了像「提高透明度」這樣的行話外，幾乎所有的答案都不能與之切合。

那麼，為什麼醫療健康行業就如何使藥物人人可負擔得起而不能達成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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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遊說者在辯護中遇困

當談到藥品定價，尤其是醫院、保險公司和藥品福利管理者(PBMs)用過去一年的時間抵擋國會對他們的調查，讓他們沒有多少時間進行反擊。

同時，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PhRMA)穿插指出醫院、保險公司和PBMs在當前系統中牟取暴利。

藥品製造商為詆毀PBMs，並要求其在供應鏈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透明化而做出的努力已被詳細記錄。華盛頓郵報今年早些時候宣稱，製藥公司針對這些市場參與者的策略是在努力「發起一場產業戰爭」。

他們已經開始針對保險公司開展類似的抗議，加強言辭，並支持新的病人群體，該群體譴責高額自付款和定額手續費對消費者而言意味著過高的成本，即使清單價格變化不大。

他們指責醫院通過邊際成本給藥品定價，從中賺取差價，無論是在一般情況下還是特別作為熱點340B藥物折扣計劃的一部分。

這個策略已經成功地轉移了立法者的注意力。國會在過去一年中舉行了聽證會來審視這個涉及到藥品成本的「供應鏈」，為能對價格產生影響的參與設定價格的公司增加了光環。雙方的立法者都表示，他們希望在突然採取政策舉措之前更好地檢查大量的市場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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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沒有立即行事

除聽證會外，國會實際上並未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來解決藥品定價問題。而這種懈怠可能會消退遊說者全力支持既定的活動或立法法案的熱情。

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謂的CREATES法案。這是幾項獲得醫院、保險公司、醫生和其他許多組織和公司支持的藥物價格立法之一，但它在國會的待辦事項單上正在受冷落。

該法案與 「快速仿製葯法案」一樣，矛頭對準支持者所稱的拖延策略，該策略被製藥商用來使仿製葯競爭者退出市場。如果製藥公司拒絕交出樣品，該法將會給予那些正當尋求產品樣品的仿製葯生產商起訴製造商的權利。

這是一項雖小但意義重大的改變，國會預算辦估計，這項立法可以在10年內為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其他聯邦政府醫療項目節省超過30億美元。

工業界一直在推動該項立法，儘管沒有像其他優先事項那樣的緊迫性。許多行業協會以及包括沃爾瑪、CVS和AARP在內的其他30多個集團和公司共同組成了一個聯盟，以推動這一法案的實施。他們僱傭了也主要集中在這個問題上的遊說者，2017年花費達44萬美元。

截止目前，製藥商已經阻止了將這一措施納入2016年通過的「21世紀治癒法案」或在去年FDA付費法案再授權。他們表示，該法案將削弱對病人的保護，並促使「不值得且浪費的訴訟。」

支持者雖對該法案的向前推進持樂觀態度。支持這一嘗試的幾位遊說者，以及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工作人員都表示，國會大山出現一個勢頭，即將該措施納入即將到來的支出計劃中，因為它可以幫助抵消一些其他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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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行業都有不同的優先事項，即使他們同意

即使他們確實同意，例如在CREATE上，健康產業遊說者並不總是優先處理同樣的問題。有些人2017年更多的時間花費可能集中在廢除和替換「平價醫療法」上，而不是藥品定價。其他人可能會利用與立法者的會議來為稅收抵免辯護。也許有些為首先需要解決其他更重要的藥物定價政策而爭論。

一名患者擁護者告訴STAT，「當你與這些組織集團一起工作時，他們對政策提案的排名各不相同。他們總有一些想要放在第一位的事宜。因此，這不僅要找到你可以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而且還要找到你首要想做的解決方案。」

那麼，製藥商呢？定價是他們最關心的。

病人團體（Patients for Affordable Drugs）創始人David Mitchel說道，對於製藥公司來說，藥品定價是他們的頭等大事。其餘所有集團都有自己的頭等大事，葯價並不是頭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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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要參與者都與現狀有一定的利害關係

學術界對於缺乏共識，以及聲稱對降低葯價感興趣的醫療健康集團缺乏齊心協力有另一種解釋——即他們都從當前的體系中得到益處。

根據Memorial Sloan Kettering衛生政策和成果中心的主任Peter Bach的說法，醫院為住院的病人支付更多的藥物費用，但反過來，至少有一些機構部門從門診服務和專門藥房的藥品報銷中獲益。如果清單價格較高，藥品福利管理者也從中賺取更多的回扣。如果醫生給予特定患者更昂貴的藥物，在醫療保險規則下醫生也會賺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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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新科技

一些行業協會的官員認為，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類似CREATES這樣的政策得到支持，接著轉向其他小問題，或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

同樣，立法者也說沒有人可以解決。

Mitchell與代表仿製葯製造商的美國普享葯協會(Association for Accessible Medicines)發言人一起，指出在小而有針對性的政策下達成越來越多的共識，將會阻止品牌製藥商 「對系統進行博弈」。他們也都注意到，新任命的衛生與人類服務部長Alex Azar也是一位前醫藥公司高管，其在聽證會期間發聲表示支持這些變化。（新浪醫藥編譯/Bernardo）

參考來源：Everyone seems to want lower drug prices. 5 reasons why that hasn』t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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