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罪魁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伏法之謎

原標題：侵華罪魁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伏法之謎

1946年，日本侵略者給中國帶來的硝煙已經散去。但此時，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日戰爭卻激戰正酣。在中國本土，侵華戰爭罪犯正在受到審判，與此同時，在另一個地方也在進行一場特殊的抗戰，這就是東京審判。但審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庭上利益糾葛，形勢比國內更為複雜。此時，一位名叫倪徵燠的法官臨危受命，走進這段大歷史。

那麼，倪徵燠是誰？一場針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怎麼會出現有利於被告的局面？審判前，中國檢查組在國內取證不利，怎麼反而在日本找到了關鍵罪證？在戰犯強大的律師團面前，中國檢察官是如何佔據優勢，最終令罪大惡極的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伏法的？

倪徵燠

倪徵燠192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後留學美國，在斯坦福大學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博士畢業後，倪徵燠於1931年回到了上海，先是在東吳大學法學院等幾所大學授課，後來進入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八一三事變」時，倪徵燠任上海特區法院法官。事變發生後，敵偽特務要求他們去「報到」。倪徵燠與同事們沒有理會。不久後，他的同事錢鴻業被人用炸彈炸死，郁華被人槍殺，其他的同事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威脅。

1942年春，倪徵燠決定到重慶去工作，同行的人里，有他的東吳同學查良鑒，此人是小說家金庸的堂兄。在後方，倪徵燠一度出任重慶地方法院院長一職。但當時重慶權貴雲集，請託求情辦事的人太多，讓他不勝其煩，最終他提出辭職，與查良鑒對調，由對方接任重慶地方法院院長，自己則回到司法行政部任參事。

抗戰勝利後，倪徵燠受命出訪英美等國，考察司法制度。1946年初，東京審判拉開帷幕，中國派出了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浚等人前往日本。 在東京審判的初期，中國遭遇了極大挫折。審判按照英美法系的程序進行，而當時中國遵行的是大陸法系。大陸法採取糾問制，主要由法官主持審訊提問，而英美法採取對質制，由雙方律師進行審訊提問，刑事案件中的原告律師則為檢察官，所以律師或檢察官起著重要作用。

對於這場審判，中國方面明顯準備不足，只派出了八九名檢察人員。相比之下，盟國各成員都派出了強大陣容來應對，即便是對日宣戰只有一個星期的蘇聯，也擬派出70人前往，經盟軍總部勸說後改為30人。

東京審判第一階段結束後，向哲浚回國述職，此時倪徵燠剛好回到國內。得知這位精通英美法系的老友回國，向哲浚馬上向他發出邀請。臨危受命，倪徵燠沒有推託。他分析了形勢後認為，中國在審判中遭遇困局，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對東京審判缺乏正確的認識和估計，以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事實昭彰，審判不過是個形式，受害國毋須提出確切證據，就可以對受審戰犯定罪。這已經是一個錯覺，更沒有料到的是，美國派出一大批律師為被告辯護，造成了一個有利於被告的極不平衡的局面」。

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時，被告的辯護律師都是德國籍。然而在東京審判中，被告的辯護律師卻有大量美國人。梅汝璈在東京審判中擔任法官，他認為當時的審判程序，對被告辯護方面是過分寬大的。在實踐中，法庭竟批准每一名被告可以擁有美國辯護律師一名，而日本辯護律師的名額竟然沒有限制，有的被告如島田繁太郎的辯護律師竟達8名之多，一般被告每人也有5名或5名以上。」

這些人數眾多的辯護律師，組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集體，對法庭形成干擾。梅汝璈回憶，一些美國律師如布萊克尼，在法庭上不但詆毀蘇聯，甚至詆毀自己的祖國，「他們幻想當時蘇美緊張關係可能會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因而他們認為只要能夠使東京審判盡量地拖延下去，遠東法庭或將不免有無形解散之一日。」

中國人不熟悉英美法系，也是在審判中受窘的主要原因。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秦德純是第29軍副軍長，為華北最主要的軍事負責人之一，同時也是北平市長。在東京審判中，秦德純出庭作證，說日軍「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結果是，秦德純當庭就被認為是空言無據，幾乎被趕了下去。

證據，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最有分量的東西。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說，戰爭發生之時，自衛尚且不暇，誰會想到保存證據以待日後控訴戰犯用？一些資料顯示，日軍投降前曾下令銷毀戰爭罪證，即便是這些命令文件也要銷毀。

向哲浚與倪徵燠商議，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顧問組，倪徵燠任組長、首席顧問。倪徵燠認為，在接受審判的戰犯中，美國不會放過東條英機，然而其餘的戰犯，尤其是對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如果中方拿不出有力的證據指控他們，則有可能讓他們逃過責罰。

一定要拿下這兩位侵華元兇。這是倪徵燠的信念。倪徵燠晚年對記者談起東京審判時仍很激動，他說：「如果不能拿住這兩個元兇的話，我們只能集體跳海了，就沒法回國見江東父老了！」

按照程序，東京審判分3個階段，首先是檢察官綜合陳述和提證，其次是被告律師綜合辯護和提證，再次是各被告為個人辯護和提證。最後是法官評議和宣判。倪徵燠受命之時，第一步已經走完，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找到更多有力證據，在接下來的被告答辯中進行盤問、反詰，見縫插針地舉出新證據。

時不我待，倪徵燠馬上在國內開始取證。他先是與同事鄂森到了北平，找到了幾個收押在監獄裡的漢奸，其中一人是原偽滿洲國「立法院院長」趙欣伯，倪徵燠說服他寫出日軍侵華罪行的證據。剛開始時，趙欣伯滿口答應了，不料寫了一半，就將材料丟到火爐里。原來，趙欣伯始終不相信寫了這些材料就能為自己減刑，並且聽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日本可能再有「出頭之日」，於是拒絕作證。

侵華期間，土肥原曾經策劃讓吳佩孚與唐紹儀合作，成立一個大規模的傀儡組織，吳佩孚不肯賣國當漢奸被日本人毒死。想到這一節，倪徵燠與鄂森在北平找到了吳佩孚的夫人，告以來意。對方客氣地招待他們吃了午飯，並詳細告訴他們：在吳佩孚死亡當天，日本醫生為吳佩孚治牙，向吳注射了一種毒物，她聞訊下樓的時候，吳佩孚已經死去。這個證據被倪徵燠採納。

可是要讓土肥原和板垣伏法，還需要更多力證。倪徵燠想到日軍曾經長年盤踞的東北取證，然而彼時解放戰爭已經全面爆發，道路不通，第二階段的審判又即將開始，他只得出發趕赴東京。

在國內取證，可謂收效甚微。剩下的寄望，就是在日本找到堅實的證據。然而在國內取證尚且如此艱難，在日本能有不一樣的結果嗎？

吳佩孚

在日本，中國檢察組經過商議後，向盟軍總部申請開放日本前陸軍省檔案庫。盟軍總部同意了這個請求。倪徵燠得以和同仁們就地取材，查看了大量的日本軍政機密文件。由於材料多、時間緊，檢察組的人都參與進來，好在同仁中的吳學義和劉子健懂日語，以及中日文字有相似之處，在辨別上省去了很多力氣。

出人意料的是，在這個被盟軍封存起來的檔案庫里，倪徵燠和同事們找到了大量的關於土肥原以及板垣的侵華罪證，此外還碰到一些與其他級別戰犯相關的證據，他們將之發回國內的軍事法庭供檢方使用。

很快，東京審判的第二階段開始了。作為中國檢察組首席顧問的倪徵燠，走上前台直面被告集體。土肥原出庭。他的證人之一，是他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時的新聞課長愛澤誠。愛澤誠說：土肥原所在的特務機關只是搜集情報，沒有其他的秘密活動，並且土肥原本人「忠厚坦白」。

倪徵燠立即進行反詰，並舉出了一份證據：1935年，土肥原企圖策劃「華北五省自治」，此事被外國報紙報道，而愛澤誠當時曾把外國報紙報道一事，以文件的形式向上級報告並在上面簽名。

在鐵證面前，愛澤誠沮喪而退。倪徵燠乘勝追擊，拿出一份關東軍的《奉天特務機關報》所載的報告，內有「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的記錄，在這份報紙的首頁，蓋著土肥原的名章。

土肥原的美國辯護律師認為，該文件說的是一隻老虎，與案情無關，不能以此作為證據。倪徵燠解釋說：談虎色變是中國成語，意思是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國人心目中就像猛虎一樣兇惡。他進而解釋，自己這個做法，是因證人說土肥原為人「忠厚坦白」而發，這在證據法里屬於「品格證據」，自己的反詰完全符合這個要求：反詰時所提出的證據必須具有針對性。

其餘的證人出庭，都被倪徵燠用有力的證據駁退。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後時刻的個人自我辯護中，土肥原放棄了這個權利。當時的日本新聞分析說：土肥原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在自我辯護過程中，被中國檢方拿出更多的證據來擊破。

土肥原告一段落。1947年10月，板垣出場了。第一個為板垣作證的證人，是「九一八事變」中的日軍聯隊長島本正一，他認為：事變是中國軍隊引起，日軍是被動應對，並非板垣等軍官所策劃。島本正一這番話還沒有說完，倪徵燠就針對他的口供書里有當晚酒醉而歸的敘述指出：一個醉酒的軍官，不能對當時的事情提出有力的證據。第一個證人被倪徵燠一番話擊退。

其後，板垣任陸相時候的副手山脅出庭作證，讚揚了板垣一番，說板垣「一貫整飭軍紀，堅定主張撤退在華日軍」。倪徵燠馬上反問：「你身為陸軍省次官，所經辦的事情，是否也必須為陸相板垣所認可？」山脅說：「那是自然。」倪徵燠當即拿出山脅在1939年簽發的一份通令，該通令詳細談到了日本軍人在中國所犯下的殺人、強姦、盜搶等暴行，文件禁止歸國的日本軍人傳播這方面的內容，其目的是掩蓋暴行，但在東京審判中卻成了中國方面的利器，也讓其他日本戰犯否認戰爭暴行的說法，遭到了有力的反駁。

與保持緘默的土肥原不同，板垣宣稱要與中國人大戰三百回合，他的自我辯護書長達48頁紙。僅僅是應對板垣一人，倪徵燠就花去了3天時間。深諳英美法的他越戰越勇，針對板垣那48頁紙上的內容進行盤問與反詰，以大量的事實將對方駁倒。

最終，土肥原與板垣這兩名元兇，以破壞和平、參加制定並執行對中國的分裂陰謀和侵略戰爭等罪名，於1948年12月被執行絞刑。

倪徵燠在法庭上詰問侵華元兇板垣征四郎

晚年在回憶起東京審判時，倪徵燠這樣寫道：「這場戰鬥，對我來說，是一場殊死戰，因為我受命於危難之際，當時已把自身的生死榮辱，決定於這場戰鬥的成敗。事後追憶，歷歷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寫到這裡，已淚水盈眶，不能平靜下來。」

在倪乃先的印象中，父親一向理性、沉靜，很能剋制情緒，只有遇到兩件事時例外，一是妻子去世，二是談起東京審判。

從東京歸國後，解放戰爭塵埃落定，在那個歷史關口，倪徵燠選擇了迎接解放軍的到來，在周恩來的點名任命下調入外交部，長年在外交部擔任法律顧問，並於1985年出任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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