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經濟學中的理性是有限的？
李仁君經濟學茶座 周一與您相約
李仁君，教授，博士後，河南博愛人，現任海南大學教授，海南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兼任政協海南省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副主委、海南大學委員會主委。榮獲全國優秀社科普及名家、海南省五四青年獎章、海南省有突出貢獻優秀專家、海南省優秀精神產品獎等學術榮譽或獎項。
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這是經濟分析中的一個基本行為假定。在經濟學家眼裡，人們出於本能地追求自身私利的行為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為什麼要假定人的行為是理性的呢？這涉及到對人性的看法。人性到底是善還是惡，古今中外向來是有爭議的。
認為人性是善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有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和法國哲學家盧梭。古希臘斯多葛學派認為人雖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則進行協調，從而取得和諧。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則認為人性原來都是善的，原始社會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快樂、天真而自由，只是由於歷史發展與社會制度等原因才變惡。
盧梭
我國最先主張「性善論」的是戰國中期的孟子，他是孔子學說的繼承和發展者。孟子強調人之「善端」是先驗的道德觀念的萌芽，這是人異於禽獸、高於禽獸的本質的特徵。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的性善論影響深遠，以至宋代啟蒙讀物《三字經》開篇有雲:「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
然而持「性惡論」的亦大有人在。西方代表人物有歐洲思想家奧古斯丁、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華等。基督教的原罪說也是一種典型的性惡論。它認為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因違背了上帝的意願犯了「原罪」，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自從來到這個世界即負有深重的罪惡——「原罪」。因此，人要用懺悔和良好的工作以及服從某種禁忌、戒律等來獲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恕。否則，人的靈魂就不能進入美麗的天堂，而只能淪落於苦難的地獄。
最先主張「性惡論」的在我國是荀子。雖然和孟子是同時代人，但荀子認為，人生來就是性惡的，後天教育可使人由惡向善。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縱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矣。」荀子的兩個著名的門徒李斯、韓非子，是「性惡說」的堅定支持者。尤其韓非子，基於人性本惡而不餘力的主張用嚴刑峻法來安民定國。
荀子
經濟學產生以後，亞當·斯密在西方人性惡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基於理性行為假設的「經濟人」：「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我們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好處。」之後，英國經濟學家納索·威廉·西尼爾從定量的角度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將「經濟人」這個專有名詞引入經濟學。由此，理性行為假設即經濟人假設成為經濟分析的基礎。
以此自利行為假設為出發點，在經濟分析中，人們通過成本收益計算，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從而在一定的條件約束下實現某種最大化。由於人是生存在一個稀缺性世界中的動物，人們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成本收益計算，天上不會自動掉餡餅，免費的午餐並不存在。人們必須通過付出才能得到，但人們也不會長期做無效的付出，只有在付出帶來的好處大於此付出的代價時，人們才會選擇付出。人們心中的這本賬就是成本收益計算。
人的行為是理性的這一經濟學的行為假設如果是可以接受的，那麼現實中怎麼還會發生種種似乎是不理性的行為呢？比如，大家都知道酒後駕駛是相當危險的行為，可交警總是經常查到有人酒後駕駛？人不是理性的嗎，他們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從個人駕駛的角度來看，這種危險性始終只是一種概率，而並非必然發生。假如這個概率為1%，那只是意味著他每酒後駕駛100次，可能會發生一次事故，因此，一個理性的個人也完全有可能冒一冒這個險。
但若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酒後駕駛卻是十分可怕的行為。因為如果社會每縱容100次酒後駕駛，根據1%的概率，總會出一起事故，儘管其它99次沒事。所以，從全社會的角度，交警嚴查酒後駕駛也是理性的選擇。由此我們看到，個人的理性和社會的理性可能會產生衝突。
正如「囚徒困境」的經典故事中顯示的，當事雙方即使都會從自身的最大利益出發，固然可以得到對雙方各自來說都是相對最好的結果，是一種「個人理性」；但實際結果從總體上卻是最糟糕的，是典型的「集體不理性」。因此「個人理性」往往與「集體理性」相悖，這就是「理性衝突」。
出現「理性衝突」畢竟是個別場合的情況，可以通過「機制設計」來最大程度地避免。假如可以做到這一點，問題的關鍵還是「個人理性」，所以，我們繼續從個人理性的角度討論。
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而能做成的事情卻很有限，因此便只能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正如一個經典難題所提出的：「假如你的老媽和女友同時落入了湖中，在只能救一人的情況下，你會求誰？」若將這一問題詢問不同的人，答案也許會各不相同。譬如，第一位先生說：「我會救老媽，因為老媽今生今世只有一個，女朋友嘛，以後還可以再有！」而第二位先生則說：「我會救女友，因為老媽會游泳！」
由此看來，兩位先生的行為大不相同。第一位先生是親情至上主義者，而第二位先生則是現實主義者，但這並不妨害他們兩位都是理性的，在緊急情況下，他們都做到了有所為有所不為。假如他們在此緊急情況下，不如此而陷入慌亂，既想救老媽又想救女友，結果兩個都救不了，那才是真正的不理性！
理性也是在一定約束下的某種最大化，按照經濟分析的邏輯，抽象的最優狀態是不存在的，理性的人也只有在現實中的種種約束下去尋求最優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能是「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美國經濟學家阿羅提出的，他認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是環境是複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複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無法發揮理性的作用。
美國經濟學家阿羅
20世紀4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西蒙認為人們在決定過程中尋找的並非是「最大」或「最優」的標準，而只是「滿意」的標準，他提出了「有限理性」以代替「完全理性」。西蒙認為「有限理性」是「考慮限制決策者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的理論」，他提議將不完全信息，處理信息的費用和一些非傳統的決策者目標函數引入經濟分析。以稻草堆中尋針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
兩者的差別在於：完全理性的「經濟人」企求找到最鋒利的針，即尋求最優，從可為他所用的一切備選方案當中，擇其最優者。
有限理性的「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縫衣服的針就滿足了，即尋求滿意，尋求一個令人滿意的或足夠好的行動程序。西蒙通過「有限理性」和「滿意準則」這兩個命題糾正了傳統理性選擇理論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選擇的預設條件與現實生活的距離。
在前述的難題中，將老娘和女友都救上來豈不是更優的結果嗎？但在實際給出的條件下，這又是極不現實的想法。因此兩位當事人就只能在只救一人的約束條件下，做出最優的選擇。但具體來說，第一位先生在此約束下選擇救老媽是一種最優選擇，因為他是親情至上主義者，所以選擇救媽；而第二位先生在老媽會游泳而女友不會游泳的條件約束下，選擇救女友也不失為一種非常務實的最優選擇。
沿著阿羅和西蒙關於「有限理性」的思路，理性之所以是有限的，還應該和三種商數有關，即「智商」、「情商」和「德商」。
「智商」就是智力商數，情商IQ，具體是指數字、空間、邏輯、辭彙、記憶等能力。也稱智慧、智能，是人們認識客觀事物並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智力的高低通常用智力商數來表示，用以標示智力發展水平。智商由法國的比奈和他的學生所發明，根據這套測驗的結果，將一般人的平均智商定為100，而正常人的智商，根據這套測驗，大多在85到115之間。
「情商」通常是指情緒商數，簡稱EQ，主要是指人在情緒、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質。情商是理解他人及與他人相處的能力。情商由兩位美國心理學家約翰·梅耶（新罕布希爾大學）和彼得·薩洛維（耶魯大學）於1990年首先提出，但並沒有引起全球範圍內的關注，直至1995年，由時任《紐約時報》的科學記者丹尼爾·戈爾曼出版了《情商：為什麼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書才引EQ的廣泛討論。戈爾曼和其他研究者認為，這種智力是由五種特徵構成的:自我意識、控制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情緒和處理相互關係。
「德商」是指一個人的道德人格品質的商數，簡稱MQ，它是十商之首，眾商數的靈魂。德商的內容包括體貼、尊重、容忍、寬容、誠實、負責、平和、忠心、禮貌、幽默等一切美德。德商是美國學者道格·萊尼克和弗雷德·基爾在《德商:提高業績，加強領導》（2005年）一書中提出的。他們把「德商」定義為「一種精神、智力上的能力，它決定我們如何將人類普遍適用的一些原則（正直、責任感、同情心和寬恕）運用到我們個人的價值觀、目標和行動中去」。
以往的理性假設理論過多地集中在探討人在某種約束下實現最大化的問題，古典派抽象地演繹這個概念，阿羅和西蒙用不完全信息、處理信息的費用和其它一些具體因素將完全理性修正為有限理性。但是人在達成於某種最大化的過程中是要受的三種商數的影響的，實際上智商決定了人是否有能力達成某種最大化，情商決定了人是否有效率地達成某種最大化，而德商決定了值不值得去達成這個最大化。
智商對於解決問題是成正相關的，但也不能絕對化。如果智商過低，可能會限制了當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影響成功，但是如果就此認為高智商就一定等同於成功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因為在解決問題，取得成功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要求，擁有高智商的人如果用不好他的智商，比如，因為聰明就不願多用功，凡事淺嘗則止，最終一事無成，高智商也無濟於成功，「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事情不在少數，《傷仲永》即是一例。實事上古今中外很多做出大成就的，大部分的智商並不比常人高出多少。所以，擁有普通的智商是最幸運的，通過努力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
情商對於更好地和有效率地解決問題，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正相關的。如果情商不夠的話，即使天縱之才也可能不得其用，古往今來很多懷才不遇的人，很可能在情商方面是有嚴重缺陷的。一個低情商的人的缺陷通常體現在：說話和做事時從不考慮別人的感受，經常大發脾氣，不擅處理人際關係。總喜歡為自己的失敗找借口，愛推卸責任，經常抱怨。心理承受能力差，經受一點打擊，就對生活感到悲觀絕望。雖然情商對於成功非常重要但也不可絕對化，有時候過高的情商反而壞事。有人說抗日戰爭打了七年是因為出了大量的漢奸，那些當漢奸的情商都不低，和日寇溝通對接合作的最快最好，但方向不對，所以，漢奸們即使情商高也沒有好下場。因為還有理更重要的商數，那就是德商。
德商是在智商和情商都沒有問題的前提下，要考慮值不值得做的問題。德商測算的是一種道德、一種底線，也是一種氣節。如果德商太低那將是災難，比如《三國演義》中呂布雖然驍勇善戰，天下無敵，但其為人反覆無常，唯利是圖，毫無底線，可以說德商極低。呂布先後跟隨丁原、董卓作戰，並最終殺死了丁原和董卓。白門樓兵敗為曹操所擒，因忌其「三姓家奴」的德商差評，曹操毅然殺掉了呂布。相反，陳宮寧死不事曹操，徐庶終身不為曹操出謀等反映的高昂德商被傳為美談。當然，德商雖然是十商之首，但同樣也不可絕對化，歷史上因德商過高而釀成大禍的莫過於明朝的方孝儒一案。面對以造反而上位的明成祖朱棣，方孝儒不惜以被滅十族的代價表達了對建文帝的忠心和對朱棣的蔑視。方孝儒固然是通過殺身成仁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極其高昂的氣節，但卻連累了七百多條無辜的生命，這個犧牲也確實太大了。
至此，我們想說的「經濟學中的理性是有限的」似乎和中庸之道如出一理。「過猶不及」是中庸思想的具體說明。按照《中庸》說法，過猶不及為中。「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這是說，舜於兩端取其中，既非過，也非不及，以中道教化百姓，所以為大聖。在實際生活中，由於受到智商、情商和德商的限制，經濟學中的完全理性是很難達到，而做到有限理性，就需要在智力、情緒和底線三個方面做出恰當的平衡，才不失為現實有效之舉。
編輯：鸚哥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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