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長手記：商業文明傳統
商業文明傳統
孔子不反對功利，反對過度功利。
——徐宏力
在《論語·公冶長》中有一段對話，子貢問孔子：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希望聽聽老師對自己的看法。孔子打了個比方：你是一種器皿。子貢又問：什麼器皿？孔子說：「瑚璉」。這一評價很微妙。子貢在生意場上非常成功，被稱為「孔門儒商第一人」。在傳統社會中，商人有錢，但沒有現在這樣高的地位，士農工商四民，商居尾，而且老百姓一直有無商不奸的看法，做生意肯定要賤買貴賣，否則怎麼賺錢？孔子有經世之願，想從政，子貢有經商之道，想發財。從孔子「君子不器」的觀點看，器非道，是物質工具，屬於形而下的東西，孔子將子貢比作一種器皿，評價不太高。但瑚璉非一般器用之物，而是神聖的禮器。倡導禮樂文明的孔子藉此讚揚學生有宗廟之才。這種評價又比較高，而非最高，青年學者顏回才是孔子的第一愛徒。
孔子的財富觀是有前提的，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之士」做些看門修路的簡單工作。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要能發財，即便幹些普通職業，他也願意。如果不可求富，就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普通職業是發不了財的，孔子也就是那麼一說。他在這裡想說富貴不是壞事，關鍵不在求富與不求富，而在可求與不可求，可與不可的標準在於是否合於道義，不在高低貴賤。現代國學要重視孔子「富而可求」的思想，這才能與商業文明貫通。沒有利益驅動沒有活力，是貧困世界；只有利益驅動沒有正義，是小人世界。孔子不反對功利，反對過度功利。
《論語·述而》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吃家常飯，喝白開水，枕著胳膊側卧（姿態很像後世寺廟裡的卧佛），過普通人的生活，樂此不疲。無道義的富貴就像浮雲一樣沒有根基，隨時可能飄走，並不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幸福。這段文字說的是「孔顏之樂」， 「孔」是孔子，「顏」是顏回， 津津樂「道」是其共同內悅，這師徒兩人的價值觀最為接近，也最能代表原始儒家對財富與道義關係的看法。他們並不甘於清貧，但如果為了求道非要如此不可，也心安理得。富貴樂道，窮困也樂道，這是根生的幸福。
孔子重道，不賤商，對商人持有保留的接受態度。而宋明理學則不太平衡，他們認為義基於天理，利基於人慾，兩者不可調和，將義利關係絕對化了。朱熹的看法還算活絡，朝後退了一步，他認為功利與德性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得道義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功利不至者。」做人好，成功的概率就高。但是，好人不得好報的事情也是存在的。如果面對義與利兩選其一的無奈，人要舍利取義，因為義大於利，這是儒家的主流觀點。
晚清狀元張謇脫袍下海，心有不甘，他說本人是「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覆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捨身喂虎。」自嘲商人身份，表現出文人的百般不情願，作為身不由己的市場角色，不把儒學帶進經濟圈，缺少影響實業風氣的自覺性，沒有端正商道的能力，必然困惑於雙重人格。
北宋滅亡以後，孔子嫡傳的衍聖公孔瑞友逃難到了浙江瞿（qú）州，以後就在那裡生了根。如今的北孔後代已非嫡長。然而，誰是正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重心的南移，從此江浙一帶成了才俊輩出的地方，歷史上出的狀元多（新中國出的院士多）。人傑地靈要有物質根基，江南是魚米之鄉，人們好混生活，順勢成全了耕讀之樂，容易平衡。孔瑞友及其後代樂不思蜀，說明江浙一代有文化人生活的閑適條件。做學問需要經濟打前站，即便「飯疏食飲水」，也要有低保。
浙江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後發展比較快，可說是南孔與當地文化結合，發展了孔子「富而可求」的思想。永嘉學派的葉適反對朱子的性命說，高揚事功價值，超越了原始儒學。浙東學派的陳亮也屬於功利主義儒家，他借用《周易》的說法——「義者利之和」，對和諧的內涵有特別的解釋：在利益衝突中達成利益均衡，這是很了不起的儒商觀。在他看來，如果事情做對了，就一定有利。反命題也正確，只要有利可圖，事情就做對了。正所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陳亮），功利＋德性便是「功德」，事功與道義相融，接近墨子的觀點——「義者，利也」。企業把錢掙到手，解決了就業問題，就有道義；同時，企業提供的商品與服務是消費者所需要的，也符合道義，當然也有利可圖。
明清實學與佛道虛學相反，對理學與心學不以為然。代表人物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認為學問必須有益於國事，要重視西方的科學，主張經世致用，實事求是，濟世救民，從重本抑末走向了工商皆本，由四民相分到四民相通，由重義輕利到以義為利。實學後來流傳到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成為有影響的國際學問。
澀澤榮一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時期的著名實業家。涉足金融、保險、礦山、鐵路、機械、印刷、紡織、釀酒、化工等當時最重要的產業部門，被稱為「日本實業之父」、「日本企業創辦之王」、「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產業經濟的最高指導者」。到了晚年，澀澤榮一積畢生經驗，寫下了《論語與算盤》一書。他認為儒學是實學，孔子並不賤商，《論語》甚至堪稱「商業聖經」，儒家的真精神與工業文明有一致性。追求利益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縮小仁義與算盤的距離是最重要的事情。義與利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兩者都好，才有幸福可言。人們盡可以放手追逐陽光下的利潤，而不必以為這樣與道德有虧。他倡導「行動《論語》」，提出「士魂商才」說，即要有士（文化）的操守，也要有商（實業）的才華。澀澤榮一是「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他把孔子精神與歐美經濟倫理結合起來，奠定了日本企業思想的基礎，不愧為工商界的精神領袖。現代儒商思想發端於日本帶有必然性，他們進入工業文明更早些。但是我們有後發優勢，因為儒學起源於中國，如今大陸的經濟奇蹟世界矚目，在文化重建中，儒商發展自然會有土壤。
——新國學隨筆 / 徐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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