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的戰爭與革命

1 預言

熱衷於歷史和戰爭研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於1820年，死於1895年，死的時候，離「一戰」爆發尚有近20年。據說丘吉爾、饒勒斯等人都在一戰前夕預言了戰爭爆發的可能，但與恩格斯相比，在「早」和「准」這兩點上，都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早在1888年，恩格斯就寫下了對一戰的預言。

雖然馬恩合著的著作，一般更多歸於馬克思的天才，但正如埃米爾·路德維希所說：「恩格斯並不是只能為師傅添磚加瓦的小工，而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替代馬克思為《紐約論壇報》撰寫文章的朋友，事實上他是一位更好的作者。」恩格斯寫下關於一戰的預言，是在1888年，離它的爆發尚有26年，幾乎沒有人預料到這場世界性的浩劫，而恩格斯在《波克罕「紀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一文中不僅說准了它的爆發，連過程都幾乎一模一樣：

「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群還要吃得厲害。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破壞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來並遍及整個大陸；到處是饑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群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我們在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

然而在130年前，能夠真正讀懂這段話中的奧妙的人，全世界都寥寥可數。甚至到一戰已近尾聲的1918年3月，發動戰爭的「普魯士德意志」，在列寧看來依然沒人能理解恩格斯說了什麼。用極富列寧特色的生動鮮活的話來說就是：「一手拿著卡爾·馬克思的一本書，另一隻手拿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本書走向德國將軍，那是無用的。這些書是德文的。但是，德國將軍們看不懂這些書。」不久後，列寧更直截了當地說出了比當時任何人都清晰的預言：「德皇的下台一年內就會實現。這是絕對肯定的。」（約翰·托蘭《無人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年》，順便說一句，根據這本書的內容，準確的副題其實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

恩格斯和列寧，基於敏銳的直覺和犀利的分析，分別對一戰的長期過程和短期後果作出了極為準確的預測。這或許正是馬克思主義在那個年代之所以能贏得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因為它再三被證明，的確能夠對當時的社會狀況作出最接近於事實的判斷。

2 幻滅

當恩格斯說「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時，他實際上已經論及了戰爭與革命的關係。簡單來說，有很大一部分的革命，是緊隨失敗的戰爭而來的（另一部分則源於失敗的經濟）。幻滅的現實使得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推倒一切，徹底重建。幻滅越徹底，革命越狂暴。

約翰·托蘭在《無人區》中記錄了賓丁中尉，一位曾經極為英勇地長期奮戰在第一線的德國軍官，在1918年8月的日記中寫下的話：

「這一代人沒有前途，也不值得有什麼前途，凡是屬於這一代的人都將無法活下去。認識到這一點幾乎是一種安慰。一個人如想死裡逃生，他所能做的就是尋找某種辦法鑿削出一些石塊，用這些石塊為基礎建造一座新的建築物，這種建築物對這一代人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只是把它作為遺產留給其他人。」

換句話說，如果毀滅是必然的，就讓它來得更猛烈些吧。畢竟毀滅的程序一旦啟動，就是不可阻擋、難以逆轉的，那麼助其早日完成，以便為新生騰出場地，也算是功德一件，就如索多瑪和蛾摩拉，就如大洪水。一戰結束前後在參戰各國相繼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德國十一月革命和土耳其凱末爾革命等，無不是這種崩潰/幻滅的產物。

3 信息

毫無疑問，大部分協約國的政客對十月革命是懷有敵意的，這種敵意不僅來自基本的意識形態衝突——布爾什維克要打倒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其代表正是作為協約國主體的英國和法國——也來自對於革命後的蘇俄倒向德國的恐懼。這種恐懼並非空穴來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中蘇維埃為了退出戰爭而向德國的霸道要求所作的巨大讓步，在他們看來便是明證。而且德軍1918年春季之所以能在西線發動令協約國驚恐萬狀、一度幾乎使他們的防線崩潰的強大攻勢，正是因為東線的停戰使得魯登道夫可以為新的戰役抽調來數十個師的生力軍。

然而協約國的敵意，並不足以讓他們輕易發動對十月革命的干涉。事實上，協約國外交使團革命後依然長期留在俄國，並進行了大量協調工作，以期在保證蘇維埃政府不倒向德國的情況下，對其加以某種程度的承認。特別是理想主義的威爾遜政府，差一點就準備提供援助了。在討價還價中，列寧和托洛茨基也幾度表示，如果美國以及其他協約國願意承認並幫助蘇俄，他們就不會在《布列斯特和約》上簽字。

但是歷史常常是由大量陰差陽錯構成的，一些決定的猶豫、遲疑、不明晰，或者信息傳遞的誤差，都可以造成影響巨大的後果。無論如何，協約國沒能及時給予列寧他所需要的保證，在德國的強大壓力下，他不得不說服新生的蘇維埃政府簽訂了和約。而這反過來又坐實了俄國極有可能與德國聯合，以至於協約國匆忙發動干涉，派了1000多人進駐北方港口城市阿爾漢格爾。

這種干涉最初其實是很有限的，一方面協約國在西線正與德國拉鋸，不可能對俄國北方和西伯利亞投入重兵；另一方面，此時已成為筋疲力盡的協約國最重要的有生力量的美國，不僅有眾多同情革命的聲音，而且政界和軍方都出於實際的戰略考慮反對出兵——一個更可取的戰略或許是敦促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但是無論美國還是英國此時都已對日俄戰爭後日本昭然若揭的地緣野心有所戒備，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並不想去激發這種野心。

可是信息再一次在傳遞中被扭曲了。1000人被謠傳成了10萬人，另外據說日本人派了7個師進入西伯利亞。莫斯科陷入恐慌，人們開始銷毀文件準備撤離。「布爾什維克對在北部的協約國那支微不足道的部隊作了過高的估計，以至契切林（時任外交人民委員）奉命謀求德國的軍事援助……請求德國毫不拖延地採取反對英國人的軍事行動……」這反過來又讓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話更顯得言之有據：「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果斷行動，我很擔心德國將設法通過在俄國的親德分子來打倒真正的自由派……我之所以主張干涉，既因為我是一個民主派，也因為我想贏得這場戰爭。」然而正如托蘭的評論所指出的，除了意識形態偏見，「信息不對稱」依然在這位首相的決策中幫了很大的倒忙：「不幸的是，講究實際的勞合·喬治同理想主義者威爾遜一樣，對艱苦奮鬥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活力和最終目的沒有什麼概念。他把俄國僅僅看成是對德戰爭這場巨大角逐中的另一個小卒子。」

但列寧當然不是什麼小卒子，面對生存威脅，他的反應是斷然下令「對富農、神父和白軍實行無情的群眾恐怖」，隨後在工廠發表的演說里他大聲疾呼，資產階級寄生蟲匪徒、協約國英國與法國同無產階級之間的戰線已經確定，「對我們來說，出路只有一條，要麼勝利，要麼死亡」！

而就在發表完這篇演說之後幾分鐘，法尼亞·卡普朗的子彈擊中了列寧的肩部和頸部。對「反革命分子」的大規模槍決隨即展開，協約國外交官員遭到逮捕，肅反委員會的大清洗就此正式拉開序幕。

4 歷史

至此，一戰戰場的勝敗，與十月革命的生死存亡，顯然已經以一種誰都不願看到的方式糾纏在一起，並以加速度捲入一種惡性循環。各方基於自身利益，都不由自主地在這個惡性循環中越陷越深，於是內戰越來越殘酷，干涉越來越嚴厲，仇恨越來越升級，世界越來越兩極化。後來半個世紀兩大陣營波瀾壯闊你死我活的搏命，在一戰的最後一年，已經體現出了它潛在的能量、規模和慘烈程度。

托蘭書中對於一戰最後一年與十月革命之關係的敘述，讓我一再想起恩格斯的另一段名言：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恩格斯致約?布洛赫》）

無論戰爭還是革命，就其在歷史中最終呈現出的殘酷形態（而非人們事先的想當然）而言，都是這種「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

《無人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年》

【美】約翰·托蘭 著

新華出版社198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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