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興邦：《陝西考古會史》2014年版序言

羅宏才教授歷經二十餘年撰就的《陝西考古會史》即將出版發行，他約我寫幾句話。我雖年逾九十，諸事纏身，但仍十分高興地應允下來。

我之所以十分高興應允作序，原因有三。其一，羅宏才教授是1978年恢復高考後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科班生，在陝西進行過數十年的田野考古調查與相關研究，出版發表過很多具有一定水準的學術專著與論文，與我是考古界的忘年同行。其二，本書中涉及的張扶萬、寇遐、韓儒林、徐炳昶、何樂夫、蘇秉琦、白萬玉等專家，或是我所熟知的陝西大老鄉賢，或是我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間的學術前輩與摯友同道。其中韓儒林先生還是我20世紀40年代末期在中央大學邊疆政治系求學時期的恩師，徐炳昶先生不僅是我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間的學術前輩與同事，亦是我敬重的專業老師。記得20世紀50年代初，我因一篇譯稿請先生修改，得間有幸多次登門向先生請教。1954年「五一」節前，先生應陝西省文化局副局長趙望雲邀請來西安為陝西文物考古幹部舉辦學術講座，我又因在陝西考古發掘所遇到的諸多問題專此向住在卧龍寺西北文物清理隊的先生請教，並與趙望雲等人一起陪先生調查西安豐鎬遺址，聽先生講述20世紀30年代他在關中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發掘活動時的許多趣事，睹書思人，勾起我很多舊日回憶。其三，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曾經打算組織人力編寫《陝西考古史》，首先想到的就是熟悉陝西考古史並率先進行專題性研究的羅宏才教授，我們倆因此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密切交往，這本《陝西考古會史》初稿我即仔細拜讀過，也提出過一些修改意見。值此公開出版之際，受同道、鄉誼以及社會責任的驅使，為之略述其中的曲折、辛勞以及我的一些感慨與期盼，自然是責無旁貸的。

石興邦先生

眾所周知，陝西是中國歷史文化發祥地之一，地上、地下文物資源極為豐富，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海內外好古之士考證發微。歷代考古學者漸次發現諸多珍貴文物的同時，也創造了一部深沉厚重的考古歷史。遺憾的是，當我們鍾情于欣賞一件件珍貴的歷史文物時，卻很少想起它們的發現者。

正是注重並感慨這種缺失，羅宏才教授敏銳地將曾經在陝西以及中國考古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產生過重大學術影響、自1934年2月起運作近十年的「陝西考古會」的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並為之奉獻了二十餘年的寶貴歲月。

翻閱書稿，我們可以清晰看見，依靠歷史圖像與文獻資料的支持，作者以其獨特、睿智的思維和凝練流暢的文字，努力還原逝去的歷史碎片，準確、完整地連綴集合成一部使人振奮、催人遐思、令人感慨的歷史畫卷。諸如省院合作、成立經過、奇文搜刻、鬥雞台發掘以及考古論戰、古物案例和抗戰中文物移藏等場景，以人、事、物三維空間為主體而層層推進，跌宕起伏。在把握史線脈絡的同時，也將當時複雜多變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工作體制以及初創時期中國考古學的艱澀、坎坷與進取、奮進等諸多問題，梳理集結，客觀托出。全書施以前後呼應、統計觀照、對比分析、勾勒總結等多樣手法，逐步深化，最終固化定格，提升到了一個很高的學術向度。

在考古界，一篇學術論文、一本發掘報告甚至一部學術著作，固然具有獨特的學術意義與學術價值，但我認為，在一個被長期忽視領域的學術開拓與探索，則更具挑戰性，更有學術價值，更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基於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對作者頑強的毅力與自覺的文化責任由衷地表示敬佩與認同。當然，在讚賞的同時，我更希望作者能在以後的研究中，繼續發掘新資料，不斷彌補其中的不足與缺陷，以臻完善。

前述我與徐炳昶先生頻繁交往諸事，大略散見在1949後徐先生的多篇日記之中，幸得羅宏才教授的不懈努力，使我得於老境垂垂時拜讀先生日記，再得與先生神會。屈指數來，其間恰好是整整六十年。

人世滄桑，前路遙遙。未知而後的學子、同道，能否深悉那一代學人所執著傳留的人生軌跡，能否咀嚼學問之道的酸辣苦甜……

欣慰的是，不止是我本人，很多學者與相關機構，也對這本著作做出了客觀的評價與讚譽。其中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積極編輯出版這本著作，慧眼卓識，尤堪敬佩。

需要說明的是，從1934年4月陝西考古會發掘鬥雞台，正式揭開陝西科學考古發掘的序幕，到2014年4月這本著作公開出版，其間恰好八十年。其中的意義究竟如何，相信讀者會做出準確的評斷。

謹以此序真誠祝賀這本著作的出版，並對奉獻二十餘年光陰努力完成此一著作的羅宏才教授致以誠摯敬意！

石興邦

（作者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長，著名考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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