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羅爾丘地的寶藏

作者

Jean-Fran?ois Jarrige

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

幾何圖紋的高腳杯，法羅爾丘地，2200-1900 B.C. 黃金製品，直徑：9.9cm 阿富汗國立博物館 04.29.1

一隻碗的碎片，法羅爾丘地，2200-1900 B.C. 黃金製品，高度：14.ocm 阿富汗國立博物館 04.29.5

一隻碗的六塊碎片，法羅爾丘地，2200-1900 B.C. 黃金製品，高度：11.6cm（最大的碎片）阿富汗國立博物館 04.29.3

展品說明：

在1972年，Maurizio Tosi和Rauf Wardak發表了一篇詳盡描述法羅爾丘地寶藏發現的文章（Tosi and Wardak，1972）。在1996年7月5日，一群農民偶然在阿富汗東北部法羅爾村莊兩公里處的一條山道邊發現了一批密藏的金銀制器皿。為了能分贓公平，發現者用斧頭將碗劈成了等分的碎片。然而，當地政府官員及時趕到現場並追回了5件金器，7件銀器以及大量碎片。並把它們交託給了喀布爾博物館的Wardak。Wardak在謠傳的發現地（當地稱為Kosh Tapa的一個8X14米的土丘）進行了小規模挖掘。而這次考古發掘並沒有找到更多的藝術品。但是卻發現了一具損毀嚴重的骷髏，頭朝著北方屈身躺著。在法羅爾發現的遺址中找到的墓葬很有可能與前伊斯蘭時期的傳統中彎曲身體和特有的頭部朝向的風俗相關，它也暗示著這些金銀器皿極有可能是墓葬明器。

好幾件器皿之上都以幾何圖案或者動物形象，主要是飾以公牛野豬的雕帶為裝飾。有一塊碎片之上還有一隻鳥在兩條蛇之間的圖案。這些裝飾顯示出了包括雕刻，鍛造和壓花的各種工藝。

這些物品的發現真是令人喜出望外，除了一些幾何紋樣以外，它們與之前所有其它阿富汗或者臨近區域的已知發現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那個時期在阿富汗可作為考古參考材料的物品基本都來自於位於阿富汗西部坎大哈地區的蒙迪加克（Mundigak）。19世紀50年代在那裡進行的考古挖掘是由Jean-Marie Casal所帶領的具有有DAFA背景的活動。一個公元前四千年前的定居點當時被發現了。蒙迪加克是逐漸成長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的，佔地大約50公傾，擁有大批各具特色的紀念性建築工事和大量的防禦城牆（Casal1961）。 在2002年，吉美博物館舉辦的Afghanistan, Une histoire millénaire（阿富汗，一部千年歷史）展覽就展出了一批館藏中來自蒙迪加克的藝術品。在蒙迪加克的挖掘完成十年之後，一組義大利考古學家來到靠近阿富汗邊境的赫爾曼德河三角洲，即位於伊朗錫斯坦的被焚之城（Shahr-i Sokhta）開展工作。這些發掘工作發現了一個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佔地大約100公頃的城鎮，並展現出與蒙迪加克黃金時期文化的密切關聯。

挖掘了「被焚之城（Shahr-i Sokhta）」的Tosi提出這兩座大型遺址應該作為赫爾德曼文化的一部分而彼此關聯。該文化之中的貿易和行政活動清楚的表明了它們在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中期原始埃蘭伊朗，俾路支斯坦和印度河谷區域之間的溝通接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蒙迪加克和「被焚之城」工坊裡面均發現了珍貴的打磨器的遺存，證明了當時青金石的重要性。這種藍色礦物質的原產地是位於阿富汗東北部的巴達赫尚省（Badakshan）Sar-i Sang山谷。總所周知，在整個公元前三世紀，阿富汗的青金石受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大肆追捧。法羅爾丘地位於Sar-i Sang青金石產區大約200公里處。因此從法羅爾大量出土的金銀器皿或許是與西亞交易尤其是圍繞青金石貿易的結果。

無論如何，從法羅爾出土的大部分金銀器皿都表明它們是來自於一個和蒙迪加克以及「被焚之城」不一樣背景的文明。它們似乎並不是在連接赫爾曼德與西部之間貿易聯繫時期所製造的。

部分專家由此根據在與伊朗北部馬利克省（Marlik）的皇家陵寢出土的金銀器皿做比較後判斷法羅爾器皿產生於更晚一些的時間。然而，這種受到公元前12世紀巴比倫藝術的啟發而以圈養的公牛和風格化的樹木為特色的馬利克裝飾與法羅爾器皿上的裝飾物的藝術風格相去甚遠。還有多名專家，尤其是Tosi在他與Wardak以及Amiet合著的文章中強調法羅爾丘地出土的器皿之上的一些裝飾物，特別是那些大鬍子的公牛，展現出了與公元前三世紀末期到公元前二時期初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的肖像主題有著相似性（烏爾三世和伊辛-拉爾薩王朝the Ur III and Isin-Larsa dynasties Amiet1986）。可是，同樣這些作者也都認為法羅爾器皿之中的兩件之上的幾何紋樣（十字或台階形，雕刻或壓花）與早期的陶瓷裝飾物的藝術風格十分相似，這兩件之中的一件也可在此次展覽中看到，而這種風格是來自於公元前三世紀前半部分被稱做納馬茲加三期（Namazga III）或圭達（Quetta）的時期。該風格也在蒙迪加克和「被焚之城」之中被深入體現。

因此綜上所述，一些專家認為法羅爾丘地可能代表著一個藏有來自不同時期藝術品的寶藏隱藏處或者墓地，一些藝術品可追溯到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另一些藝術品則差不多是公元前兩千年左右。

將法羅爾丘地歸於一個新的文化區塊

K.R.Maxwell-Hyslop是首位將法羅爾丘地的器皿與公元前三世紀末到公元前二世紀初期的一系列發現做出令人信服關聯的專家（Maxwell-Hyslop 1982）。2002年吉美博物館的「阿富汗，一部千年歷史」展覽聚集了一批來自於而後被定義為文化腹地的主要組成地區的藝術品，這片文化腹地涵蓋了大部分的阿富汗，土庫曼和烏茲別克地區，伊朗東部地區和俾路支斯坦的部分地區，並直到印度河谷的西部在內的廣博土地。

自19世紀70年代以及而後的一系列在阿富汗Dashli丘地，烏茲別克的Sappalitepa和Djakutan以及土庫曼的Togolok-depe和Gonur-depe新的發現和挖掘都表明了一系列完整網路的定居點的存在，其中有些定居點的規模甚至超過了40公頃，它們是被圍牆所包圍的城市，內有對稱規劃的建築群。一些建築結構的底層規劃可以背解讀為是宮殿或者宗廟建築。在其周邊的墓地，出土了大量未被盜取的墓葬品。毫無疑問，這些很可能是來屬於一位富豪的石頭，銅，黃金，銀製成的物品從未之前在上述區域中的任何一個出現過。多虧了維克托-薩瑞阿尼迪，如今在阿富汗和土庫曼都可以查閱到覆蓋這一時期非常連貫的一系列新數據。

在伊朗東部沙赫達德Shahdad墓園發現的隨葬品展現了與穆爾哈布河Murghab三角洲以及Dashli綠洲遺址的發現的眾多的相似處。從聞名的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到印度河谷西面的許多遺址（比如Sibri）和墓園（尤其是梅赫爾格爾第八時期Mehrgarh VIII和Dauda Damb）都顯示出與阿富汗，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的挖掘發現有著高度的相似性（C.Jarriage et al. 1995）。眾多物品都是在俾路支斯坦的圭達的建築工程之中偶然被發現，其中還包括大量各類金器。這些發現現在被稱之為「圭達寶藏」。在同一個坑地還發現了一具遺骸，這表明此處是一個墓葬。這些由墓葬品組成的寶藏被隨後拿來與我們剛才提及的屬於同一文化體系的梅赫爾格爾第八時期（Mehrgarh VIII）的墓葬發現進行了比較。

而後的觀察表明這些石頭物品的組合包含「權杖」，雕刻的圓盤以及微縮的石柱都以相同的擺放模式在土庫曼到印度河谷以西區域內的墓穴或者衣冠冢中被發現，尤其是在梅赫爾格爾第八時期（Mehrgarh VIII）的墓地以及圭達寶藏（Quetta）發現的墓葬品。在這些區域出土的各個物品之間也展現出了很多相似性。這些石制雕像大多是由滑石或者綠泥石製成，有著由雪花石膏製成的雙手和面孔，身著令人不禁聯想起美索不達米亞Kaunukes羊毛連衣裙風格的服裝，它們是從這片文化腹地挖掘出的所有充滿寓意的藝術品中最令人嘖嘖稱奇的。 這其中的若干圖片也可在「阿富汗，一部千年歷史 Afghanistan,Une historie millénaire」（Cat.RMN 2002，figs. 8-11）展覽中看見。同樣的形象還在各式物品上被發現，其中包括一件從Gonur-depe出土的一件銀制的 帶蓋瓶子（pyxis）。在墓葬為背景的發現中，總是很難確定這些形象到底是代表了何人。這類形象分散的區域十分廣闊，例如說以圭達這座不同與哈拉帕規模的城市，它作為印度文明中的重要城市，其寶藏中發現了與這類雕塑相關的頭部覆蓋物碎片，它是在公元前三世紀末期的印度河文明三期的土層中被發現的（Meadow，Lecture to th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05 給法蘭西古銘文與文學學院的講座）

從此區域出土的一系列金屬印章展示了大量的肖像主題，其很可能是表現一種宗教偶像主義，並與此時期的中東很多遺址出土的類似物品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有許多圓柱體的印章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蘭風格相似，它們都以底部的標誌為各自的特色。另一個此類型的發現是在這個文明區域位於印度河谷的東部邊境，而且尤其是在Sibri遺址之中。（C.Jarrige et al. 1995）

最近三十年來的這所有的新發現都展示了在中亞各個地區和印度-伊朗邊境這些地區中所存在的一個廣闊而又相對同質的文化實體。這個實體有自己的原生特色，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有著許多各樣外來文化影響的印記。此外，除了這些或多或少受到監管而進行的挖掘所得的發現以外，也還有其他不計其數的藝術珍寶通過各種隱秘的挖掘而流通到國際藝術品市場，並且成為了私有或者公共的藝術收藏。

著實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驚喜法羅爾丘地器皿現在可以被放在一個更為人所熟悉的文化背景之下來理解。它們現在可以被納入一個更長的文物清單之上，而這個清單之上包括了類似法羅爾丘地出土的那兩件器皿，帶有幾何圖形或是帶有描述宴客，狩獵以及田間農作場景的畫面的器皿（Francfort 2003，Francfort 2005a）。1998年在吉美博物館的「印度河文明中被遺忘的城市「Les cités oubliés de l』Indus」展覽提供給大家觀賞從圭達寶藏出土的豐富墓葬品的機會。其中一件器皿被認定是一個帶腳的黃金高腳杯。另外展品中有物品飾有野獸捕獵場面的裝飾帶，而其上的皮膚紋理製作工藝和法羅爾丘地出土的黃金器皿之上的野牛裝飾做法一致（Jarriage 1988，115；Jarriage and Hassan 1989，figs.6&7）。

就如同從這片廣闊文化腹地出土的大多數器皿一樣，法羅爾丘地的器皿不僅有著一些本地特色，並且還體現了外來影響。研究員們其實在該發現出土以後很快就注意到了這些影響。來自法羅爾丘地的具有代表著山上有一顆樹木圖形的黃金高腳杯上所裝飾的野豬可以和美索不達米亞印章的裝飾相互關聯。同樣的主題也發現於在土庫曼Gonur-depe墓穴出土的一個銀制花瓶之上。這個花瓶上出現的各式動物中的某些動物也可以與法羅爾丘地出土的器皿之上的那些裝飾動物做比較。它們是以山上有一棵樹木所象徵的景觀為背景而展現的（Francfort 2005b）。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法羅爾器皿能找到自己回歸阿富汗喀布爾國家博物館的路。無論如何，目前修復的三件樣本具有重大的象徵價值。它們是屬於之前未曾被發掘的未知文明的首批發現物品，而這個文明體系的精確定義已經成為超過二十年專家爭論的一個主要話題。我們的一些同事依據巴克特里亞·馬爾吉阿納文明區BMAC中的青銅時代，而使用來源於希臘化的地理學名稱來命名，因而Henri-Paul Francfort提出了「阿姆河文明」這個用語。由於這個文化體系所覆蓋的區域幅員遼闊，這個字眼也許太過局限。然而，「印度河文明」這個詞條也遭遇了同樣的情形，它被採用來表示的文化區遠遠超出印度河河谷地理意義上的邊界。在完全知曉前文所提及的局限之下，下文將開始採用「阿姆河文明」這個詞條。

阿姆河文明和它與印度河文明的關係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800年期間，阿姆河文明擴張到了東至印度河河谷的西面（Jarriage and Hassan 1989）。我們也知道從印度河文明的城市中修復的這一系列的發現經常被定義為帶有異域風情的藝術品，這些物品有圓柱形印章，各式武器以及金屬物品都可以與今天這個之前未知的阿姆河文明關聯。關於印度河文明區與阿姆河文明區之間可能已有接觸的疑問也被提出。我們在位於印度河河谷邊緣，接近梅赫爾格爾的Nausharo遺址的挖掘為這個問題帶來了一線曙光。在第一時期以後，公元前三世紀的前半部分開始，Nausharo在第二，第三和第四時期不斷發展並形成一個文明區，它也是印度河文明的組成部分。然而，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第五時期，出現的新元素同樣可以與阿姆河文明關聯。這些發現來源於產生大多數屬於印度河文明物質的土層。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時期也是印度河文明的第三主要時期，大致是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一個使偉大印度河文明城邦比如Mohenjo-daro和Harappa達到城市化發展和經濟頂峰的時期。

在Nausharo和梅赫爾格爾附近其他遺址所發現的藝術品所表現出的與阿姆河文明的密切關係已經被指出，但與此同時它們也能與帶有印度河文明特點的物品所關聯（Jarriage and Quivron 1999）。因此現在可以宣布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期間，這兩組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明顯然曾經和諧的在印度河河谷西部邊境共同生存著。遠在印度河文明之中，土庫曼的Gonur-depe，薩瑞阿尼迪發現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烏爾王朝三期風格的圓柱體印章，而該印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的末期。在同一個遺址之中，他還在印度河文明的銘文之中發現了一個大象形象的封印（Francfort 2005b）。

可供使用信息如此一增加，因而能夠對此阿姆河文明中的族群（因法羅爾丘地出土的器皿而首現曙光）與印度河文明的城邦內的居民發生接觸的類型進行調查。二十世紀前半葉，在現今巴基斯坦境內指揮主要挖掘工作的考古學家對印度河文明的城市化程度，他們的行政能力以及顯而易見的經濟繁榮感到震驚。在許多專家的腦海有一個觀念迅速萌芽生根，那就是從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間這個文明有了變得嚴格保守的趨勢以至於任何形式的發展都被抑制而且所有重大的外來影響都被拒絕了。然而，由一支美國團隊在近期進行的大量調查，尤其包括前面提及的在Nausharo所進行的工作，同時還有對Harappa的挖掘進行再評估，都清楚的表明印度河文明實際上在那個時期所遭受的一切。之前大規模的挖掘工作都普遍局限於揭示上層土層。如今我們對於印度河文明的若干遺址的地層情況有了更好的理解，我們明白了如Mohenjo-daro和Harappa這些城市大約僅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的印度河文明第三個主要時期之時，處於大都市的狀態。這些相對近期的發展，表現出印度河文明在連續幾個時期都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也開闢了我們調查印度河文明演變發展的內因和外因（例如阿姆河文明區）的新方式。

公元前第三世紀

到公元前第二世紀初期，

印度河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我們已經提到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存在有比如蒙迪加克（Mundigak）和「被焚之城」（Shar-i Sokhta）這樣的遺址。這些很可能屬於赫爾曼德文明體系的遺址給我們提供了原始埃蘭伊朗，俾路支斯坦（巴基斯坦西南部）與信德（巴基斯坦東南部）的文明世界有交流的力證。這些遺址同樣也證明了這裡的藝術品使用了源自阿富汗巴達克山Sar-i Sang礦產出土的青金石。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期間，在蒙迪加克（Mundigak）的最末期在與梅赫爾格爾（period VII C）和Nausharo（I C）有著緊密的聯繫，也更確認了赫爾曼德文明中例如蒙迪加克（Mundigak）和「被焚之城」（Shar-i Sokhta）這樣的遺址或是俾路支斯坦上部河谷的許多遺址在公元前2500年之後都不再佔據此地。這些觀察結果都是基於對於來自不同遺址瓷器的大量比較調查而得出的。我們現在可以對一些學者在沒有有力證據的前提下仍聲稱蒙迪加克（Mundigak）和「被焚之城」（Shar-i Sokhta）仍在而後的歲月佔據此地的觀點加以駁斥。基於一份這些地區精確的編年史，很明顯當我們稱之為印度河文明出現在那裡的時候，赫爾曼德文化體系的城市已經不再佔據此地。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400年之間的此文明的初期階段，一個具有印度河文明所有特徵的定居點在位於阿富汗東北部與塔吉克邊界被發現也許並不是巧合，它正靠近阿姆河（Oxus）與考噶羌河（Kokcha）的匯流處。這似乎表明在公元前2500年之後，印度河文明體系中成幫結對的民眾開始在與西亞地區尤其是青金石的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多年來專家都同意印度河文明傳播的區域可以和地理概念上的「麥魯哈Meluhha」所關聯，麥魯哈在公元前三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泥石板上被提及。阿卡德的薩爾貢在公元前2300年關於來自麥魯哈，馬乾（阿曼）和迪爾姆（巴林和科威特菲拉卡島）船隻的報道已為人所熟知。

美索不達米亞的泥石板同時也說道薩爾貢繼任者的遠征軍一直到達了麥魯哈的邊界（Sollberger 1970；Maxwell-Hyslop 1982）。從公元前三世紀的文本記錄，尤其是那些關於公元前2100年統治者Gueda的記錄，記載了在拉格什的城市的改良工事中關於來自麥魯哈的瑪瑙，銅，銀，金，青金石和其他有價值的木料的使用情況。

我們因此可以假設印度河文明，埃蘭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的世界之間的往來接觸以及而後薩爾貢繼任者遠征的後果，可能直接影響到居住在自西向西北接壤區域被泥石板上稱作麥魯哈區域的族群的歷史。我們還可以看見，大約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穆爾哈布河Murghab三角洲有一套完整的類似宮殿的建築群在阿姆河河岸的一側興起。從幾個墓葬中出土的豐富墓葬品可以證明當時精英階級的存在，在當時的地理背景之下，他們的財富毫無疑問是他們在美索不達米亞，埃蘭和印度河谷的廣大貿易網路中扮演積極角色的結果。在法羅爾丘地偶然發現的金銀器皿現在可以被放入到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這個總的文化背景之下。

我們現有的知識並不足以給出一個關於佔有著從土庫曼至印度河谷西部邊境區域的族群之間聯繫的精確決斷。但是數據將我們引向的結論就是儘管有區域的差異，但這片廣闊的文化區域是如此的同根同源，以至於我們能說它是一個在法羅爾丘地未發現被挖掘之前未知的貨真價實的文明，似乎對在公元前三世紀末期到公元前二世紀初期期間阿姆河文明對於主要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文明的歷史產生的影響而有所疑惑。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印度河文明城市的經濟繁榮與那些由佔領著印度河伊朗邊境和中亞南部的族群扮演重要角色的貿易活動的活躍接觸有重大關聯。更應該注意的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與之後的一小段時間內，居住在印度河河谷的西南邊界與阿姆河文明有關聯的族群與屬於印度河文明的民族密切的生活在一起。這也說明了存在著這一時期留下了它們印記的互動。

值得注意的是在烏爾王朝三世和伊辛-拉爾薩王朝的美索不達米亞世界經歷著經濟繁榮的時，同一時期阿姆河文明體系也達到了它的頂峰。在同一時期中的摩亨佐-達羅的發現中迪爾蒙風格的圓形印章和巴林以及菲拉卡島發現的帶有印度河文明和烏爾王朝的銘文都表露了在阿卡德的薩爾貢的泥石板上所提及的海路和陸路連接的重要性。根據美索不達米亞的記錄，當公元前十九時在與麥魯哈的貿易發生停頓，印度河文明中的城市也不再佔據此地，而在法羅爾丘地出土的金銀器皿也在中亞的墓地之中變得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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