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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返鄉卻再也不想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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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我不想留在小城市的全部理由。

鈦度要點:春節的假期馬上要結束了,很多人也要陸陸續續回到城市中去。然而不少人趁著過年返鄉大潮,決心年後留在小城,終老一生。但小城市真的那麼適合生活嗎?留在那裡真的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嗎?下文作者浪潮工作室(微信號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鈦媒體已獲取授權,略經鈦媒體編輯。

在逃離大城市的敘事中,小城市完美契合了人對美好生活的想像。

一來,不用面對每月動輒四五千的房租;二來,不用為每天數個小時的通勤發愁;三來,還能時刻陪伴家人。小城市吸引他們的還有相對低廉的房價,在這裡更容易滿足置業成家的夢想。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大城市,重返小城。2017年,保持著高人口流入的北京,出現了常住人口負增長,大上海也外流了15萬人。

更何況,媒體中充斥著不少鼓勵此舉的論調:「現在網購發達了,回到小城市也不會降低生活品質」「小城市的經濟蒸蒸日上,回去了也能找到工作」「現在反腐力度空前地大,回到小城市也沒有什麼不公」……

於是,不少人趁著過年返鄉大潮,決心年後留在小城,終老一生。但小城市真的那麼適合生活嗎?留在那裡真的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嗎?真的不需要拼爹也能活得很好嗎?

誰留在了小城市

誰留在了小城市?沒什麼能力的人。答案殘忍而現實。

2012年,巴黎經濟學院的洛朗·戈比永(Laurent Gobillon)發現,流向大城市的人口,其職業能力高於平均水平,反之亦然。

這一觀察在中國更加顯著。將體力、受教育程度、職業培訓、社會關係等統一折算後,進入2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的農民工,其能力得分比小城市的農民工高20.1%。

接受過正規職業訓練的農民工少之又少 / 視覺中國

大城市的篩選效應豎起了一道無形的結界,將小城市的年輕人拒之門外。最常見的就是學歷門檻。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羅斯高(Scott Rozelle)聯合中科院發起了農村教育行動計劃。調研結果表明,在小城市及縣鄉,60%以上的年輕人未能進入高中,更遑論接受高等教育。

如今的招聘公告中,最低學歷要求也早已從大專升到了本科。這些受教育程度不足的年輕人,在大城市的就業市場中缺乏競爭力,只能待在小城市。

江蘇南通,年輕的求職者一臉迷茫 / 視覺中國

不過,與其說年輕人被困在家鄉小城,不如說他們主動選擇留在那裡,缺乏離開的動機。

錢是人口遷移的主要動力。比如,始於2003年的農民工大潮,就是因為城市的收入是農村的數倍,吸引無數農民進城,掀起了產業工人的潮流。如今,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收入差距依然顯著。但現實是,依然有大量的年輕人不為所動,留居家鄉小城。就連那些在外地大城市接受本科教育的人,也有19.8%選擇返回生源地。

這就涉及到一個名為「相對剝奪感」的概念,也就是「心理落差」。早在1982年,芝加哥大學的小羅伯特·埃默生·盧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發現,並不是當地越窮,才越要遷移出去。一個地區的人口遷移水平,取決於居民的相對剝奪感程度。即,與當地整體水平相比,感覺自己越窮,相對剝奪感越高,越有遷移的可能。

誠然,小城市收入只有大城市的一半甚至更低。不過,當地居民也並不會拿自己的工資和北上廣的白領比,而是和「鄰居家的孩子」比。2016年,山西省忻州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987元,平均每月2082元;但當地公認的好工作——教師、公務員、銀行職員——的工資也不過每月3000元左右。

沒有對比,也就沒有傷害。在當地年輕人眼中,哪怕隨便找一份工作糊口,也並不會比身邊的親戚朋友差到哪裡。他們寧願在家待業四年,一場不落地參加鐵飯碗招聘考試,也不願意去大城市工作。

湖北襄陽,一個年輕人正在參加事業單位入職面試 / 視覺中國

但在大城市,相對剝奪感無處不在。

前腳還在為自己比北京城鎮人均收入55275元高出不少而慶幸,後腳馬上被隔壁公司的十萬年終獎打蔫兒。而收入只是引發心理落差的原因之一。成功的樣板近在咫尺,刺激得眾人皆在焦慮如何過得更好。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城市中掀起了處處戰場,每個人都拼盡全力,力爭上遊。

面對大城市中激烈的競爭,一部分年輕人心生畏懼,選擇逃避,安於小城。還有些人缺乏專業技能,無法在金融、編程等大城市的主流行業中立足,被迫將對勞動素質要求較低的小城市,作為就業目的地。在這裡,體制內就業是主流,他們於此能免受市場檢驗,甚至獲得灰色甚至黑色收入。

而對家裡有關係的年輕人來說,選擇小城市幾乎不需要理由。2014年,湖北宜昌市工商局發布了普通管理職位的招聘公告,其中赫然註明:「具有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國家二級及以上運動員資格」才有報考資格。這種超出崗位需求的招聘條件,無疑是蘿蔔崗位的標配,幫助有關係者排除掉大多數競爭對手。

籠罩在頭上的關係網

中國人熟悉的「關係」,有一個專門的英文單詞「guanxi」,用以區別於更常見的人際關係。這個區分很有必要,畢竟,不是全世界都能理解這個以謀取私利為核心的人脈網路。

2010年9月3日,首爾,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柳明桓當日就女兒被特招入部一事向國民道歉,並取消了錄取資格 / 視覺中國

學界曾有定論,50萬人是關係網起效的分水嶺。人口超過50萬,社會的複雜度就超出熟人社會的限度。只靠關係,許多活動都不能組織起來,社會資源得不到有效調配。此時,制度和個人能力對維持社會運轉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但在人不多的小城市裡,關係網恰好籠罩到每一個角落。如果不找關係,不僅個人被埋沒,任何事情更是寸步難行。在小城市,年輕人只有兩種工作: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

想在體制內找一份工作,關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2年,湖南邵陽自來水公司,一名退休職工因為關係不夠硬,未能為子女安排好工作,憤而向領導們砸汽油彈,造成三死四傷的慘劇。

如果父親在體制外就業,子女進入體制的比例只有12.17%。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體制內就業的父親,其後代進入體制工作的比例高達67.49%。如果母親也在體制內就業,這一比例將飆升至82.57%。

1991年出生的孫超,兩年前通過安徽省大學生村官考試,現在在仲興鄉仲興居委會擔任村團委書記和村支部副書記 / 視覺中國

對小城市的年輕人來說,「托關係」不僅是能否入職的關鍵,更是日後能否升職的決定性因素。在博士論文《中縣幹部》中,就有官員坦言,「如果我的妹妹在中縣工作,那麼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會處處受到關照,這是幾千年來的政治傳統。」

這種沾親帶故的「政治傳統」,在中小城市很有市場。在以小城市為主的中西部地區,體制內人員的後代獲得領導職位、高級職稱的比例為10.9%,而非體制內人員的後代僅有5.4%。就算不在體制內就業,關係依然對升遷有著巨大影響。中國社科院發布《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稱,幹部家庭子女進入領導崗位的機率,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

體制外的工作,幾乎完全與開店當個體戶畫上等號。這在當地人眼中是不入流的工作。畢竟,受制於小城市凋敝的經濟和閉塞的觀念,只有仰仗公家才能維持住生活這樣子。

2018年國考開考,招錄2.8萬餘人,近166萬人報考 / 視覺中國

想在小城市的體制外闖出一片天地,沒有關係的話也不啻於痴人說夢。因為在這裡,經營的第一要務是與公權力打好關係。早在2013年,就陸續有媒體報道,地方上的小民營企業家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到當地政府就職。他們就是為了朝中有人才好辦事。

關係如此重要,以致於在小城市創業,成了有關係之人的專利。父母擔任一官半職的,男性後代的創業概率顯著增加了11.45%。而「官二代」創業概率的升貶,也成了反腐力度的晴雨表。在十八大後的2014年,官員家庭子女的創業概率,比2011年時低了3.2%。

將目光投向更廣大的社會領域,小城市的年輕人更沒有活路可走。蓋章辦事、求醫問葯、孩子上學,凡此種種,找不到關係只能一等再等。

註定衰落的小城市

相比有關係者,沒有關係的小城青年當然事事不如意。但小城市註定衰落,關係戶和普通草民終將在經濟滑坡中,達成相對的平等。

2014年,大同市區 / 視覺中國

大城市之所以能成為大城市,是因為具備了特定的區位優勢,因地制宜發展經濟,吸引大量人口定居。小城市則恰好相反,由於欠缺各類資源,無法通過產業聚集實現人口積聚。規模上的差異,註定了大城市與小城市間迥然不同的發展格局。

起初,河北的省會是保定。但隨著鐵路通車,石家莊逐漸變為華北交通樞紐,帶動大量工礦企業的發展,一躍成為河北最大的城市,把省會的名號奪了過來。留下保定守著驢和當代嚴肅文學空興嘆。

大小城市的分野一旦出現,就會從根本上拉開發展差距。1996年,斯坦福大學的安東尼奧·斯康教授(Antonio Cicoune)提出,城市規模提高、就業密度翻倍,會促進州內的生產效率增加6%。但在中國,由於城市規模太小,缺乏規模效應的城市佔總城市數的51%-62%,由此引發的損失佔到了總產出的17%。

不要小看點滴差距。日積月累,這些經濟上的差距,將從根本上惡化小城市的經濟環境。資本自然更青睞大城市。城市規模每增加1%,人均資本量提高0.224%。對省會及以上的城市來說,人均資本增量暴增至0.68%。截止到2014年,72%的頂級投資事件都發生在北京和上海兩個地方。缺乏資本澆灌的小城市,輕而易舉地就被大城市甩在身後。

2006年,山東泰山,小城市發展國際交流大會 / 視覺中國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小城市經濟不景氣,生活其中的人很難獨善其身。畢竟,關係能解決一個人的就業問題,但無法解決一座城的就業問題。

就業彈性係數是衡量就業難度的金指標。數值越越小,勞動市場越疲軟,求職者越難找工作。2007年時,蘭州這樣的內陸低線城市,就業彈性係數僅有0.05。而在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中,就業彈性係數是後者的5倍。

人口每增加1%,求職耗費的時間就減少0.124%。如果你在兩千萬人口的北京找工作需要一周,那麼在1萬人口的小城中至少要101天。與重慶周邊的縣市相比,在重慶找一份工作需要的時間減少了25%以上。

2017年2月26日,蘇州市人力市場招聘大廳內顯得十分冷清 / 視覺中國

即便找到了工作,工資也會讓人懷疑人生。小城市的工資整體偏低。2017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待在小城市務工依然比外出工作的月薪低687元。其他職業更是如此。城市規模擴大一倍,人均收入就會增加3%。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中國人,只需要從規模較小的底層城市遷移到規模較大的頂層城市,收入就會增加34.6%。

正因如此,那些嗅到小城危機的人從故鄉流出。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17個人口凈流出省沒有一線城市。小城中下行的經濟逼迫居民離開。人口流失總數超過百萬的城市,四川就有五個。

四川自貢,當地居民普通的生活 / 視覺中國

隨人離開的,還有維繫城市生機的公共服務。

近年來,為了追求合理收入,中部地區的初高中教師中,出現了南下深廣、北上京畿的風潮。2010年至2013年,在縣城及以下地區工作的教師由472.95萬下降至330.45萬,流失率高達30%。巨大的教育空洞,封死了小城青少年藉由讀書改變命運的可能。小城市也失去了造血能力,無力自救。

這就是小城市的現狀。留在那裡的年輕人,雖然安逸,但沒有出路。他們不僅要忍受無所不在的關係網,還要承擔小城經濟落後的種種苦果,更要坐看生活的沉淪。城市化率超過50%後,其速度就會起飛。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會進一步放大。屆時,在小城中如此安逸三十載的年輕人,將在垮塌的生活中嚎哭。(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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