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與世俗社會
摘要：本文主要討論內容為宋代佛教的世俗化現象。佛教自東漢傳入我國以來，在魏晉時期大興，隋唐時期大盛。自唐朝中期，由於戰亂紛爭、藩鎮割據，至宋代，社會形態發生了變化。傳統的門閥貴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宋代以市民階級為主要成分的平民社會。佛教作為一種思想理念，在宋代主要呈現出與平民社會相互融合的趨勢。
關鍵詞：佛教新儒學市民階層世俗化
佛教起源於古印度，在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教大興的年代，唐代詩人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大抵可反映出當時的盛況。唐代，政府積極提倡「三教並立」，由於政策的支持，佛教在有唐一代發展呈上升趨勢，且宗派林立，取經、譯經事業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到了宋代，隨著社會轉型，佛教的生存、發展模式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趨勢。這種趨勢被稱為世俗化，也就是不斷地融入世俗社會，被世俗社會所同化。
一、唐宋社會轉型與宋代平民社會
學界普遍認為，唐宋社會的發展趨勢，是由貴族社會到平民社會的過渡。這主要有兩方面因素。一方面，五代時期，藩鎮割據，軍閥混戰，唐末士族耗盡了最後一絲活力，同時，宋代改革科舉，增加錄取人數，為廣大寒門子弟開闢入仕道路。隨著士族與庶族之間勢力的消長，貴族社會逐漸被平民社會所取代。另一方面，市民階層的興起，也是宋代社會「平民化」的重要標誌。
宋代是市民階層興起的一個重要時期。首先，大中小城市陸續興起並達到空前繁榮，為市民階層的產生提供了大環境這一點著重表現在宋代城市的數量上。開封、洛陽、臨安、建康等大都市自不必說，由於水上交通發達，運河兩岸又陸續興起了許多中小型城鎮。另外，在宋遼邊境、宋夏邊境開放的傕場，也可作為城市的一種形式。大大小小的城鎮，分布於宋代疆域的各個角落，星羅棋布。城市規模的不斷壯大也是判別城市繁榮指數的重要標準。以南宋行在臨安為例，根據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Gernet）在其《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中所描繪的，1275年前後的臨安城已成為了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會。這種說法顯然有誇張之意，然也足以見當時臨安城的繁華狀況。吳自牧在《夢梁錄》中，也對臨安的繁榮景象作了描述：「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其次，農村人口城市化是另一因素。唐代中期，均田制被破壞，宋代立國，依據唐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宋代土地兼并嚴重，加之人身依附關係減弱，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進行商業活動，因此，宋代居民的身份發生了重大變化。據漆俠先生估計，至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城鎮戶口約佔全國人口的12％以上。第三，商業活動與日常交流更為便捷宵禁制度的鬆弛，坊廓制度的廢除，也使得宋代城市商業活動減輕了限制，同時也加速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交流，使得市民這一群體快速興起並不斷壯大。
綜上所述，宋代社會的平民化已具有相當的規模，而宋代佛教，在當時的環境中，亦逐漸呈世俗化趨勢，走下神龕，走進日常。
二、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表現
佛教，在宋代社會的世俗化主要表現在對傳統文化以及思想觀念的影響。文化涵化的完整過程是由文化的傳播、衝突、融合和更新構成的。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在捲入中原文化的巨大浪潮後，不斷變化其形式，積極與中原文化融合。而這種融合併不是單向的。一方面，佛教在進入中土後，逐漸與現實社會相結合，呈現出世俗化、簡易化傾向；另一方面，傳統中原文化，也在佛教的影響下，不斷豐富其內容與形式，不斷呈現出新的面貌。因此，佛教的世俗化，不單單只是世俗社會對其本身的影響，還包括佛教因素在世俗社會中的運用。諸如以下幾個方面。
（一）佛教教義中孝親觀念的出現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孝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指導和規範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儒家思想中的孝親思想，是中國傳統孝親觀念的概括總結。唐宋時期，孝親觀念受到空前推崇。唐代，孝的觀念經過不斷發展演變，從最初主要作為生活倫理和世俗道德規範的孝已被明確界定為法律規範。《唐律疏議》卷一《名例律》：「十惡條之七曰不孝。」宋代宣揚孝道，並對突出的孝親行為進行表彰。而佛教主張出世棄家，要求出家人隔斷與世俗社會的聯繫，不能娶妻、不能生子、不能事父母，無疑打破了世俗社會的倫理綱常。這使得佛教徒意識到，要使佛教順利、廣泛地在中國社會傳播，就必須將「孝」的觀念融入到佛教教義中，以迎合世俗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至宋代，「孝親」觀念已在佛教倫理中佔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契嵩在其《輔教篇·孝論》中云：「夫孝者，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主張將孝道作為修道的首要前提。宋代天台宗義學名僧智圓更是將「孝道」置於佛法之上，作為出家人德行的一項標準，且認為「非仲尼之教，則國無以治，家無以寧，身無以安。」南宋時期，刻於四川大足寶頂山摩崖造像中一組雕像《父母恩重經變像》，將父母養育子女的辛勞用雕刻的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可見，在宋代，傳統社會的「孝道」在佛教思想中所佔比重之大。
（二）佛教對民間信仰的影響
民間信仰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對神明、鬼魂、祖先、聖賢及天象的信仰與崇拜。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傳統的信仰、儀式和象徵不僅影響著佔中國社會大多數的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社會關係和政治行為，還與上層建築和象徵體系的構造形成微妙的衝突和互補關係。因此，民間信仰可為觀察社會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完全意義上的佛教，在宋代社會傳播其實並不廣泛。這也是宗教研究者普遍認為佛教到了宋代便走向衰落的原因。實際情況是，佛教在走向民間的過程中，許多原屬於佛教的象徵、儀式等，逐漸與中國社會中原有的民間信仰相糅合，形成了唐宋時期獨特的帶有濃厚佛教特色的民間信仰。
佛教中的神在走進世俗社會的過程中，被民眾賦予原先眾神的職能，不斷與民間信仰中的神明相結合，甚至取代。
1、觀音「女相」。佛教自傳入以後，到唐代發展到鼎盛時期，僧俗朝野形成了對佛教偶像的多元崇拜，其中以崇拜觀音最為突出。觀音原譯為觀世音，後為了避唐太宗名諱，被稱為觀音。關於觀音的出身，一般有兩種說法。一說是金光獅子遊戲如來國王威德之子寶意，一說為轉輪王之子不昫。因此，早期的觀音形象是男性。然而，從南北朝時期開始，觀音開始出現女相，至五代北宋，觀音造像幾乎全呈女相。觀音女相這一現象可以反映出佛教的中國化及世俗化趨勢，也可從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中找到淵源。女相觀音是佛教觀音與中國上古神話中「女媧」形象的結合。女媧捏土造人的傳說體現了先民的生殖崇拜，隋唐時期，人們就開始將女媧造人的職能賦予觀音，送子觀音形象的出現可以論證這一點。到了宋代，送子觀音形象在民間進一步普及。至此，送子觀音信仰完全融入了中國社會，成為佛教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地藏王取代東嶽大帝。地藏王即地藏王菩薩，據《地藏十輪經》，由於其「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所以成為地藏王。地藏王以救渡陰間眾鬼為主，拯救一切苦難。在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中，東嶽大帝常被賦予主生、主死的職權，是原始宗教中山神信仰的一種。東嶽即泰山。「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為五嶽之長。」故東嶽大帝在傳統觀念中，是主宰生死，管理冥界的象徵。然而，唐代中期以後，地藏王信仰便逐漸取代了東嶽大帝的職責，成為了冥界的主持。《江湖雜記》中所記「地藏王決殺秦檜殺岳飛事」即為一例。
3、閻羅王形象的普及。閻羅形象在進入中土後，與地藏王有著相同「經歷」。閻羅王本是古印度神話中管理陰間的魔王，後被佛教借用。進入中國社會後，形象不斷被改造、被豐富，甚至與宋代名士的形象結合起來。比如范仲淹、寇準、林衡、周庄仲等都先後化身為閻羅王形象。可見，閻羅這一來自異域的形象，在宋代社會已常常由中國人來充當了。
此外，例如彌勒佛，宋代民間常將他與布袋和尚聯繫起來，並認為布袋和尚就是彌勒的化身。布袋和尚長相慈眉善目，袒胸露腹且大肚便便，後世人們所描繪的彌勒形象亦是如此。再如，四大天王在進入中國後，被改造成「四大金剛」的形象。其中，毗沙門天王在民間的影響尤大。唐代以來，好鬥之人多在背上刺毗沙門天王像，自信可得神力。五代至兩宋，人們將毗沙門天王的形象與唐初武將李靖結合，創造出「托塔李天王」的形象，在明清小說中，有大量記載。
（三）佛教對傳統習俗的影響
與唐代相比，佛教對於宋代的影響要廣泛和深入得多，在宋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都能看見佛教的影子。這在傳統習俗方面，尤為明顯。
1、火葬的盛行。佛教在宋代對於傳統習俗的影響在喪葬方面有所體現。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火葬最盛的時期，據估計，當時的火葬因地而異，在10%-30%之間，時至今日，我國的土葬率仍高達70%。誠然，宋代火葬興盛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如真德秀所言：「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習以為常。」或如謝和耐（Jacques Gernet）所言：「因為土地稀缺而價格昂貴，由此，遠比土葬便宜的火葬便推廣開來，並特別流行於中、下層人民中間。」宋代疆域遠小於唐代，但人口數量卻在前代基礎上大幅度增長。尤其是南宋時期，國土面積再度縮小，形成人多地少的局面。經濟因素、土地因素對兩宋火葬盛行現象的影響很大，然而佛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覷。「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這說明，雖然火葬的盛行並不能全部歸因於佛教，但二者之間亦並非全無聯繫。
2、放生觀念的變化。放生觀念來源於佛教。《梵網經》云：「若見世人殺牲畜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我國最早的放生池設立於南朝梁武帝時期。唐至宋代，延續放生風俗。北宋天禧四年，王欽若上《乞以西湖為放生池奏》。後西湖作為放生池的職能時興時廢。周密在《武林舊事》中提到：「四月八日佛誕日，西湖作放生會。」而與周密同時代的吳自牧在《夢梁錄》描繪西湖景象時，提到湖中既有捕撈魚蝦、河蚌的船隻，又有放生的船隻。由此可見，放生池已同時集放生作用與捕撈作用於一體了。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的放生思想在宋代，已與世俗生活相融合，佛教中許多禁令在實際生活中，已逐漸被同化。這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種體現。
3、佛教與傳統節日。宋代傳統節日與佛教的融合程度也較高。如佛教節日浴佛節，傳說為釋迦牟尼的誕辰。據《武林舊事》：「四月八日為佛誕節，諸寺院各有浴佛會。僧尼輩競以小盆貯銅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以求施利。」從這條史料中可以說明，宋代，浴佛節的舉辦已由東漢時期的個人轉變為佛寺甚至是集市，目的也從單純地慶祝佛祖誕辰而變為牟利的一種方式。再如盂蘭盆節。農曆七月十五為盂蘭盆節，亦稱中元節、鬼節。印度佛教儀式中，為追薦祖先，而舉行「盂蘭盆會」，因合乎中國慎終追遠的俗信，於是便愈加普及，並利用道教中的「中元」，為之命名。至宋代，成為了民間祭祀祖先的傳統節日。文獻》記載，梁代的盂蘭盆「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而至宋代，作為祭祀用的與盂蘭盆變得很簡陋，只用竹子作其支架，荷葉作盆。這說明宋代的盂蘭盆節已從南北朝時的「貴族」節日變為民眾都有能力舉辦的普通節日，也進一步說明，佛教在宋代真正地融入了民間生活。
綜上所述，佛教對於宋代社會的傳統觀念、民間信仰和節日風俗都有所影響。
同時，在民間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佛教在宋代社會也呈現出了不同於前代的形態，這正是佛教於宋代社會的主要特點，即日益世俗化，日益向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發展。
三、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原因
造成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唐宋時期的社會變革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中唐以後展開的古文運動，發展到宋代，掀起儒學復興的潮流，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打著「抑佛老」的旗號，呼籲恢復儒學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又從自唐代以來日益繁榮的佛、道二教中吸取精華，求同存異，豐富、更新儒學，以適應社會發展新狀態。同時，在唐宋交替之際，佛教內部各宗派勢力開始消長。新禪宗的崛起，迅速使原本高深玄妙的佛教教義變得通俗易懂，並在民間廣為傳播。這都是促成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
（一）新儒學的發展與新儒學中的佛教因素。
北宋中期掀起的儒學復興運動，是新儒學的開端。它起源於唐代中期由韓愈、柳宗元等人開展的「古文運動」。古文運動是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反對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內容，提倡「文以載道」，恢復「古道」。韓愈是要以古文來傳古道，使衰微不振的儒學重新活躍起來。韓、柳之後，古文運動的熱潮逐漸低落，直到北宋仁宗時期再度復興，開創了以己意解經的新時代，為新儒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其特點主要是以孔、孟為宗，以《大學》、《中庸》、《論語》等儒家經典為依據，提倡「道」要服務現實社會，也就是「經世致用」。新儒們一方面批判佛、老二教中的空無主義，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二教中可為現實服務的教義，掙脫了隋唐時期執著於章句訓詁的舊儒學模式，開創了宋學體系。後理學又從宋學體系中分化出來，成為「新儒學中的新儒學」。可以說，佛教在宋代廣泛普及並走向世俗，與新儒學在宋代的盛行有著密切的聯繫。新儒學中吸收的部分佛教教義，隨著新儒學的流行進入到民眾的思想觀念中，加速了佛教了世俗化趨勢。而佛教對於新儒學的滲透，可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1、對佛教思維方式的吸收。兩宋以前的儒學的明顯不足是，缺乏形而上學的支撐。佛教提倡「實有而非無，本無而不空，非有非無」，這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單一的儒學，給予新儒學諸多啟示。如，周敦頤提出的「無極而太極」，就源於佛教的啟示。「吾此妙心，實啟迪於黃龍，發明於佛印。」再如，張載的「氣體論」、二程的「理本論」、朱熹的「理氣」論、陸九淵的「心本論」，都深受佛教影響。可以說，佛教思維方式的加入，增強了儒學的思辨性，也豐富了儒學內容，使之更具包容性。
2、對佛教修行方式的吸收。儒學的傳統修行方式是「慎獨」、「反省」，但是佛家的修行方式在新儒眼中，還是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佛教中「靜坐」的修行方式，就廣泛地被新儒們所利用。例如，二程在教導學生時，認為「口不應心」時，便要去「靜坐」。這種靜坐，其實是一種提倡反思的教育方式。而且程頤認為，靜坐時，不光要「靜」，還要「敬」，可見程頤將佛教與儒家的修行方式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概括而言，宋代新儒學在概念、修行方式、思維方式等方面，的確深受佛教影響。這樣的關聯性，使得新儒學理論不斷豐富、不斷充實。隨著新儒學在民間的普及，這些被吸收進入新儒學體系中的佛教因素也隨之擴散，並向世俗化發展。
（二）新禪宗的崛起與佛教義理的通俗化
唐代貴族門閥的衰落、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的過度這一時期，恰好是慧能所開創的新禪宗的崛起時期。唐代後期興起的新禪宗、宋代出現的新儒學、兩宋之際興起的新道教，「都代表著中國平民文化的新發展，並取代了唐代的貴族文化。」而新禪宗的特點，正是將這一時期的佛教推向世俗化的關鍵所在。
1、平民化的教義。慧能以前的禪宗，與唐代佛教其他各宗派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大抵也是貴族化的經院佛學。慧能立教，「不立文字」，認為「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可見，慧能對佛理的認識，相對於繁瑣、複雜的經文，更趨向於內心對佛法的參透。慧能傳法四十年，只留下一部《壇經》，足可證明其對佛教經義研習記誦的不重視。而通俗易懂的教義，更容易被廣大民眾所接受。
2、簡單便捷的修行方法。新禪宗以「頓悟」為主要的修行方式，類似於心學。主張「佛國就在心中」，成佛與否，只在悟與不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是民間最為廣泛的勸人皈依的佛教用語，反應出的，便是新禪宗「頓悟」的修行模式。既然成佛只在個人心中，成佛的資格便無等級之差。這種消除等級、重在內心的修行方式，為普通民眾開啟了進入佛國的大門。
3、入世的宗教精神。慧能認為，修行不必非在佛寺，在家便可修行；修行
也不必非剃度出家，身在俗世照樣可以念經拜佛。因為佛祖不在寺廟，而在個人心中。後來的禪宗沿著這一思路，發展到不參禪、不讀經、不拜佛，只在口中念「阿彌陀佛」，便可溝通人與佛祖、此岸與彼岸。而且，這一精神與儒家教義一拍即合，儒生排佛，認為佛教破壞綱常倫理，「男不知耕而農夫食之，女不知蠶而織婦衣之……」以至於「無君無臣、無父無子、無夫無妻」。而新禪宗的入世精神無疑解決了這一問題。一方面，符合儒家教義，另一方面，又維持民眾的內心世界，進一步維持了社會秩序。新禪宗的這一轉變，是佛教世俗化的重要因素。（三)寺院參與地方經濟、慈善事業的建設。
以宋代杭州城為例。宋代杭州佛教團體熱心公益，修路、修橋、水利工程等，僧人無不出錢出力，積极參与。據《咸淳臨安志》記載，南宋時期杭州城佛寺參與創建或修葺的工程有吳山井、天井、上四眼井、龍井等十餘口。南宋後，由僧人幫助展開的慈善事業比例升高，例如創始於宋元時期的漏澤園，便由僧人主管，用於義葬流民。「臨安規定，每葬及二百人，官府保明申奏朝廷，賜紫衣一道。」另外，寺院與地方大族間，也存在合作關係。宋代官員依規定可以得到朝廷敕賜的功德墳寺，其主要功能為，士大夫宦遊或遷徙而離鄉時，祖墳無人祭掃之下，就可委託族人或僧寺負責。南宋浙東四明史氏家族與佛教關係甚密。根據記載，史氏家族的功德墳就有十所。這些寺院一方面幫助地方宗族舉行祭祀、清掃祖塋等活動，另一方面，也需要這些世家大族的財力支持，來維持寺院生計。可見，這二者之間關係之密切。明清小說《紅樓夢》中的鐵檻寺，便是賈府停靈辦喪事之處。當然這是小說，並不能直接說明問題，但也可從側面表現出當時的社會風貌。
寺院參與到地方經濟的建設中，並與當地豪族之間形成合作關係，直接面對世俗社會，對宋代佛教世俗化趨勢的影響可見一斑。
結語
綜上所述，在唐宋之際，依託唐代貴族社會向宋代平民世俗社會的過渡為背景，佛教在宋代社會，逐漸呈現出世俗化趨勢。主要表現在，孝親觀念再佛教教義中的體現、佛教與中國傳統習俗、民間信仰的相互融合等方面。影響這一變化趨勢的因素是多樣的，包括佛教思想對於新儒學的滲透、新禪宗的崛起、佛教在地方上的經濟、慈善建設等方面。總而言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轉折，這種變化不單單只是佛教本身的變化，與唐宋之際的社會轉型息息相關。透過佛教世俗化這一現象來觀察宋代社會，對於宋代社會史研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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