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之影《解放的悖論》

此書是對以色列、印度和阿爾及利亞三個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的分析，雖然作者並不想由此歸納出普遍的定理，但他所描述的現象無疑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中國、土耳其、伊朗等國歷史中不同程度的反覆都印證著作者的觀點。

作者對這種現象的表述是：「這三場運動[指以色列、印度和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都是世俗的，而且旗幟鮮明地致力於一項世俗的事業，然而在這些運動所締造的國家中，一種根植於原教旨主義宗教的政治非常得勢。」（第3頁）民族解放者要求「必須摒棄或擺脫過去的生活方式。但有很多人珍視自己過去的生存方式。這就是解放的悖論。」（第22頁）

作者通過復盤上述三國的民族獨立進程來說明這一點。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者往往接受西歐教育，以至於個人在教養上更像個西歐人，如甘地、尼赫魯是英國律師，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者「講法語甚至熱愛法國文化」（第19頁）。因而這些人除了在政治方面想要謀求本國獨立以外，對那些殖民國家再無惡感，甚至對這些國家政治文化上的認同高於母國。這些民族獨立先驅不只是熟諳西歐國家的主流思想，而且對當時的在野派，即社會主義思潮，也很熟悉乃至認同。因此他們在面子上追求的是本民族的獨立，在里子上卻要掃除本民族的傳統，將本民族改造得如西歐國家一般——當然他們會認為這才是普遍性的現代國家模板。

甘地像。像個印度人嗎？

然而，這些民族解放者卻無一不在一定程度上失敗了。作者對失敗的原因解釋為「文化否定的雙重失敗。一方面，舊的宗教文化並沒有被打敗，另一方面，新的世俗文化還不夠深厚堅實」（第57頁）。不過作為在個體心靈方面持物理主義立場的人，我在社會方面仍傾向於用物理性的因素解釋：在社會形態上，這些國家仍保持著前現代性的特徵，因此「欲以荊、揚之化施之於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於是，當最初的解放者的威勢成強弩之末時，傳統力量開始反彈。諷刺的是，這些傳統力量恰恰當初跪倒在昔日的殖民者腳下，並且比殖民者還要瘋狂地屠戮民族解放力量；這時候他們卻要分杯羹。

當然，作者也舉出相反的觀點，認為這種現象不是悖論，而是必然的承接關係。如馬克思主義視角認為：「無論民族主義和宗教復興之間的虛假對力有多尖銳，二者其實相互支援，共同促進一種短視、狹隘、沙文主義的政治。」（第64頁）。正所謂歷史總要重演兩次，一次是悲劇，一次是鬧劇，因為「恰恰是民族主義對宗教[傳統力量的體現]的好感，阻礙了大眾變得成熟」（第74頁）。但作者也反駁馬克思主義的藥方也好不到哪去：「任何解放鬥爭要是依賴勞動大眾在政治變成熟，就不會發展成一場社會運動，而會淪為一個孤立的派別。」（第75頁）而蘇聯的例子又說明即便即便發展成社會運動，仍會倒退回民族主義進而回歸至傳統力量。

作者對悖論的解決提出對話協商的解決辦法：「儘早大規模的接觸也許能讓回應反革命的力量比現在的要強大。」（第113頁）但我懷疑連作者都不確定這種藥方真的有效。

其實作者所提出的悖論也許還可以再深化一下：民族解放者在面子上追求的是我者脫離對他者的政治依附，是我者自主性的體現；但在里子里，我者卻要將原初的自我扼殺，完全銳變為他者的形態——政治上效仿他者的體制，思想上引進他者的成果，更有甚者希望文字、人種都和他者看齊。既如此，還獨立幹什麼呢？讓他者殖民上一百年，來個徹底同化，這不就達到向他者的轉變了嗎？不過解放者提出，英國不會把整個印度帶入現代化社會，至多只會無意或被迫熏陶一部分上層印度人；印度的全體現代化恰需要這部分印度爭取民族獨立後開展的全面社會改造。

然而，既然民族解放的目標是變革掉整個裡子，變革後的民族還算不算自己了？或者這麼說，這算不算殖民的進一步深化呢？原先只是政治上的管控，而民族解放運動則是追求全身心徹底的同化；原先只是被摧毀了政治上的獨立，而社會改造則要摧毀思想文化的獨立——新文化與歷史虛無有時候僅是一步之遙。當然，民族解放者會說現代化是所有民族國家的統一進程，所以自己的社會改造只是順應歷史的進程罷了。但在多元化的視角看來，歷史真的只是單線發展嗎？這些社會改造不是強行扭入另一種可能性嗎，而殺掉了本來的可能性嗎？也許，當這些國家被殖民的時候，就已經意味著原初的歷史線已經崩潰了？

從某種角度看，作者所說的悖論恰是民族內核生命力的正常體現。若像印第安人，即便獨立了，也不會陷入這樣的悖論，因為他們的傳統已經死掉了。歷史的車輪滾滾前進，鬥爭的雙方是以一方克服另一方還是二者結合孕育出新的生命收尾，到時候自會有答案；而我們畢竟活著，這才是最重要的。

邁克爾·沃爾澤著，趙宇哲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